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有一封毛主席写给我的信：“静文同志，10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之为盼！顺致敬意。毛泽东，1953年12月13日。”读着这封信，我不禁回想起50年代初的往事，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如在眼前。

　　▲1951年，徐悲鸿在家中创作《毛主席在人民中》。

　　1953年9月26日，悲鸿因过度劳累而在会场突发脑溢血症，送医院医治无效不幸早逝。这沉重的打击猛烈地向我袭来，我的心情极为痛苦。当我含泪检视悲鸿的遗物，决心将悲鸿的全部作品和全部收藏捐献给国家时，见到了悲鸿所画的一幅准备送给毛主席的奔马。画面是一幅用墨泼绘的骏马，它高高地昂起头，如疾风闪电似地向前飞奔。在画面的右侧，悲鸿用苍劲的字，题写了：“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表现了悲鸿所感受的人民获得解放之后那种无比欢欣鼓舞的心情。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帝国主义侵凌的时代从此结束，举目展望国家的前途，悲鸿感到无限光明。这幅作品抒写了悲鸿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敬爱。于是，我托人将这幅画送给了毛主席，以完成悲鸿的遗愿。毛主席在12月13日给我写了回信，并请田家英同志送给我。

　　▲徐悲鸿《奔马》（1953年）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上午，当时我已到北京大学学习，正在上课的时候，忽然校长室派人到教室里找我。当我迎着凛冽的寒风向校长办公室奔跑的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自从突然失去悲鸿以后，精神上难以治愈的创伤，使我就像一只惊弓之鸟，时刻害怕再有什么灾难落在我的头上。

　　当我忧心忡忡地跑进校长办公室时，田家英同志立刻站起来，将毛主席亲笔书写的信交给我，并且对我说，毛主席交给他这封信后，当他走出屋子时，毛主席又把他叫了回去，细心地嘱咐说：“要告诉廖静文同志，一定要她把徐先生遗下的幼小儿女好好抚养成人。”读着毛主席关怀我的信，听着田家英同志述说的充满感情的话，我的泪水止不住从双颊滚滚流下，以至低声啜泣起来。虽然，当时我确有不少困难，既要学习，又要抚育两个年龄太小的孩子，但是，我没有向主席提出要求什么照顾，只是请田家英同志转达我对毛主席的感激，同时，请他告诉毛主席放心，我一定会把悲鸿遗下的儿女好好地抚育成人，教育他们继承父亲的遗志。

　　▲1950年，徐悲鸿和廖静文在北京。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多次想，毛主席日理万机，多么繁忙啊，但却如此细致地关怀着我和孩子们，这说明毛主席对悲鸿是多么尊重。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悲鸿个人的尊重，而是对我国知识分子的尊重。

　　我也难以忘记，在1948年冬天，解放大军正对北平展开包围时，悲鸿老友田汉同志忽然秘密地从解放区来到我们家里，带来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对悲鸿的嘱托。田汉同志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袍，戴一个大口罩，脖子上围一条很大的毛线围巾，帽子压得低低的，几乎把前额都遮住了，我们差一点儿认不出他。我记得那是一个停电的夜晚，在摇曳的烛光下，田汉同志满怀欢喜地告诉我们：“我来北平之前，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希望悲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听到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在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戎马倥偬之际，还挂念着北平的文化界，挂念着悲鸿，我们万分感动。当时，虽然我们还没有见过毛主席，但我们觉得他离我们很近很近，我们仿佛听见了他那温和的带有浓重湖南乡音的话语。

　　外面，狂啸的北风把窗户摇得“咯吱咯吱”作响，远处传来警车尖厉的呼叫……

　　1949年，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北平的解放，悲鸿才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并亲切地互相交谈。虽然，悲鸿的年龄比毛主席小两岁，但毛主席还是尊称悲鸿为“徐老先生”，他很关怀悲鸿的工作和健康。

　　▲1949年11月29日，毛主席应徐悲鸿请求为国立美术学院题写校名，并复信。

　　悲鸿生前曾多次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每次都亲笔回信，而且都是用墨笔书写在白色宣纸的素笺上，整齐而潇洒。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毛主席的谦虚和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与重视。

　　在那些流逝了的岁月里，每当我展视这些墨迹犹鲜的书信时，对毛主席的崇敬和对往事温馨的回忆，便油然而生，使我久久地陷入沉思默想中。这时，仿佛有一阵清新的风缓缓地从我的心上吹过，拂去我的忧伤和抑郁，激起我对党更加真挚的热爱和深情……

　　本文选编自全国政协暨辽宁省政协等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肝胆相照见真情》，图片为编者所加。作者廖静文（1923—2015），湖南长沙人。徐悲鸿夫人。曾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画院名誉院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