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计划”
为新中国经济发展奠基
吴跃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最初3年国民经济恢复期，形成了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局面。为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改变为先进工业国，追赶世界先进步伐，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开始着手制定和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是我们党编制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立足中国实情，学习苏联模式，从1951年开始着手，一面建设，一面编制，一面学习，经过近4年的补充、修改和完善得以完整成文，为指导新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一五计划”到“十四五规划”，中国坚持制度自信，以人民为中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昂首阔步赶超世界工业先进国家。
编制“一五计划”，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孤立和封锁。我国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49年现代工业不到国民经济的10%，钢产量只有15.8万吨，1952年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相关技术人才也极为匮乏。同时，朝鲜战争爆发也不可避免对经济建设产生影响。
但是，我国并没有因“抗美援朝”而推迟国内经济建设。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深知领导全国人民大展宏图搞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1951年2月，党中央谋划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问题。2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首次明确提出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并提出了我国工业发展的中心是重工业。根据会议指示，党中央明确了“一五计划”的建设方针，对新中国的工业建设统筹安排：一是工业建设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重工业优先建设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及基本化学工业。轻工业优先发展纺织、造纸和制药工业；二是工业建设速度在可能条件下力求迅速发展；三是工业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建设，并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发挥东北及上海原有工业基地作用，继续培养与利用已有工业基础与技术条件，为建设新厂矿、新工业基地创造条件；四是铁路建设以沟通西南、西北和中南为主要任务，以适应在国防安全条件下长期建设需要。
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改造我国的经济，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高涨，才能巩固我国的国防，才不致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一五计划”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是党根据国情和国家根本利益作出的重大选择。
会议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并要求立即开始编制五年计划的准备工作。由周恩来提议并经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6人领导小组。周恩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全面主持我国的内政外交工作），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薄一波和李富春为副主任，聂荣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宋劭文为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6人领导小组负责“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
我国“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编制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中共中央在《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中讲得很清楚：“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
“一五计划”的编制、执行和完成
“一五计划”是一个边编制、边执行、边修正，六易其稿、历经4年的过程。周恩来与陈云亲自组织，精心策划，积极组织力量开始具体编制，并计划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
1951年11月新中国举行第一次计划会议，明确中财委是国家最高计划领导机关，其计划局是工作机构，并向各地布置了编制计划任务。会后，“一五计划”试编在全国范围展开，年内完成试编一稿。
“一五计划”正式出台（画作）
1952年6月，中财委开始汇总各大区和工业部门上报的经济建设指标，开始全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周恩来为集中精力编制“一五计划”，向毛泽东主席书面提出：在7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尽量推开，政务会议当由陈云、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轮流主持并将议程准备好。毛泽东很快批准。
8月11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以下简称《“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内含《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3个文件以及《总说明》，终于试编完稿。尤其是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对“一五计划”方针、各项主要指标和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等作出了系统阐述，使“一五计划”蓝图框架更加清晰。
《“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实际上只有国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铁路运输、重大水利工程是直接计划；约占40%；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还不是公有制经济，都是间接计划，并对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化学、电器制造、轻纺、航空、坦克、汽车、造船等工业提出了具体建设指标和要求。《“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尽管比较粗略，但作为我国首个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雏形，为即将展开的有计划、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勾画出一幅宏伟蓝图，也为中国与苏联政府谈判援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项目提供了基本依据。
鞍山钢铁厂生产车间
1952年8月17日，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和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前往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谈援助中国“一五计划”建设问题。这是继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底到1950年初首访苏联后的第二次重要出访。周恩来认真负责，重大事情均事必躬亲，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他又将准备提交苏联讨论的《“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及《总说明》等几本小册子，重新详细审阅了一遍，逐字逐句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审阅中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当即严厉批评了代表团中负责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
斯大林对周恩来一行的到访非常重视，先后3次与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会谈。会谈中，周恩来着重介绍了“一五计划”实施设想及请苏联大力援助事项。苏联还安排中国代表团到工业企业参观。代表团在莫斯科参观了汽车制造厂，乘船游览了伏尔加-顿河运河，到斯大林格勒参观了拖拉机制造厂。所到之处，仍然能够看到战争遗留下来的废墟和痕迹，苏联重建的任务很重。苏联方面是同志式的坦诚，斯大林同周恩来、陈云和李富春于9月中旬的一次会见，就援助中国“一五计划”谈了3点意见：一是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制造汽车、飞机、军舰；二是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一定很快，但是做计划应留有余地，要有后备；三是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价格便宜，技术也是头等的。斯大林的意见，表达了苏联党和国家援助我国“一五计划”的总方针。
周恩来提出希望苏联援助中国工业建设的项目，并提请增派800名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完成“一五计划”中的这些设定项目。这些要求需要苏联全力支援，使斯大林感到出乎意料，也较为难，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苏联的重建工作任务很重，这样大规模的援助尚无先例。但是，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最终没有拒绝。周恩来还希望苏方提供各种工业标准和技术资料，用于“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1952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并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在1953年6月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成为编制“一五计划”的指导方针。
1953年5月15日，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根据协定，1953年至1959年，苏联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我国的50个项目，共141个项目。1954年10月，苏联政府接受我国政府的请求，又追加援助15个项目。
《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每年负责培训我国1000名实习生（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并向我国派出5个专家组、200名设计专家、50名地质专家帮助建设。苏联负责提供生产各项产品所需的制造特许权及技术资料，承担70%—80%的设计工作，供应占总价值50%—70%的设备。
以156个重点项目（后增至166个）为核心、由694个（实际施工的达到921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大规模工业建设，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初步建起了工业经济体系。陈云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156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
1953年6月，国家计委对《“一五计划”轮廓（草案）》进行了初步总结和修改，尤其是形成要求加快发展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的第二稿。
“一五计划”之后的经济建设也在考量之中。周恩来在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完整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概念，并指出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从1953年“一五计划”着手有系统地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信中说：“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2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等组成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8人工作小组，陈云任组长。毛泽东要求从2月15日起，用1个月零5天时间拿出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粗稿。在周恩来指挥、陈云主持下，3月20日完成粗稿，4月初拿出五年计划纲要初稿。毛泽东认真审阅了初稿，逐行逐句圈点，作了许多批注，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等审阅。同月，中央成立了编制五年计划纲要的8人工作小组，加快“一五计划”编制工作。
4月22日起，陈云开始主持8人工作小组，对“一五计划”中的间接计划、主要内容、投资比例、购买力与物资平衡、财政收支紧张、工农业指标能否完成等问题进行讨论。对“一五计划”的检验曾提出4条标准：一是苏联援建项目能否如期完成，二是确定的工业发展速度能否实现，三是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四是市场是否稳定。
1954年6月底，陈云就五年计划纲要初稿的有关问题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汇报，重点阐述了编制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即“按比例发展”和“综合平衡”原则。他说：“我国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因陈云生病在外地休养，第四稿编制工作由计委主任高岗主持。第四稿确定了“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
10月底至11月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3人先后离开北京到达广州，用近一个月时间，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进行仔细的审议修改。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要把三峡工程列入计划，但按我们国家现在的物力、财力，又不能列入五年计划，只能列入长期计划。我是看不到了。”他对在场的秘书说：“将来建成时，写一篇祭文告诉我。”11月，由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11天的时间，仔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又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随后，中共中央将这个计划草案发给中央各部委党组和各省（区、市）党委讨论，并要求各省（区、市）党委特别注意本省份的农业发展计划。1955年2月下旬，“一五计划”纲要草案，汇集各方意见，增加地方计划一章，完成了第五稿。第五稿内容更加丰富、具体和接近中国实际。在中国史无前例的中长期规划制定中，中国共产党锐意开拓进取的精神得到充分展现。
1955年3月21日，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对“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实施的社会经济基础、工农业建设规模等重要问题作出说明，会议对“一五计划”草案进行审议，决定原则通过这一草案。4月至5月，由陈云主持，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党代会提出的意见，吸收各省（区、市）和中央各部意见，对计划草案作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修改，形成第六稿，由原来的12.7万字减少到10.4万字。
6月27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对将要提请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了说明。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至此，“一五计划”历时四年之久、六易其稿，终于编制完成。
“一五计划”的编制及实施，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取长补短，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我国制定五年计划及五年规划的圭臬。
执行“一五计划”及辉煌成果
“一五计划”的规模是极大的，此前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在如此短时间内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建设。我国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财力或贷款进行建设，其中有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技术外援，但他们投入无偿援助的资金数量并不多，5年内国家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这在我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其中的88.8%用于重工业建设，为了早日实现国家富强，全国上下做好了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的准备。
为实现“一五计划”确定的目标，党和政府抽调大批干部到国营工业部门工作，在工业企业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和劳动竞赛运动，涌现出大批劳动模范、革新能手和先进工作者。广大农民也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增加生产，踊跃交售粮棉，支援工业建设。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和大批大中专毕业生则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奔赴工业建设第一线，参加国家工业化建设。
“一五计划”实施初年突显出两个辣手难题：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加剧供求矛盾，影响市场稳定；私营企业盲目生产和经营，争夺原材料，妨碍了国家经济建设有计划进行。为解决这两个难题，1953年中央采取两大举措：一是向全社会公布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二是推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由此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一五计划”顺利实施，工业化建设捷报频传。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典礼。这是重工业建设中首批投产的重要工程，大大加强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地区钢铁基地建设。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工，为在内地建立大型钢铁基地开了头。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得到加强，华北、西北地区开始建成一批新的工业企业。到1956年，中国第一个生产载重汽车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个机床制造厂沈阳机床厂建成投产，长江大桥在武汉开始修建，大批量电子管生产工厂在北京正式投产，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修建的康藏、青藏、新藏公路相继建成通车……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如重型和精密机器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高级合金钢和有色金属冶炼业等，纷纷建立起来。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商业及文化教育等事业也得到相应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面貌，大大增强了国家基础工业实力。
“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我国迅速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汽车、重型机器、发电设备、冶金和矿山设备、精密仪表、新式机床、塑料、无线和有线电器材制造等。我国中部地区，建立起一大批新的钢铁、煤炭、电力、机械、有色金属、化工和军工企业，构成了我国工业布局的基本框架，为实现我国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坚实基础。至今，这些重点企业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7年我国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原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新中国成立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
“一五”期间，我国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地超过了旧中国100多年的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