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如何选好选准干部

刘建军

　　中国共产党历来把选好选准干部作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在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和领导推动社会革命的实践中，逐渐积累了干部队伍建设的丰富经验。

壹

　　“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伊始就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干部的产生和成长也就主要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提出要以“政治认识、纪律性及对工人阶级利益的牺牲性”为主要标准选拔干部。

　　毛泽东特别看重干部的作用，他指出，在党的事业中，“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那么，什么样的干部才是好干部呢？怎样才能选得好、选得准干部呢？

　　毛泽东读到《资治通鉴》中关于三国蜀汉重臣法正的记载时，曾批注：“观人观大节，略小故。”在他看来，用干部，首先“用他的长处，使他的长处得到发展”，同时帮助他克服短处。所以，早在1933年8月，他就指出：“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部。同志们，真的没有干部吗？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出来了无数的干部，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唯有知人善任，才能人尽其才。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发现罗荣桓长于做政治工作：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时掩护在后；行军时为病号扛枪，宿营时下班查铺，吃饭时带党员去站岗放哨——尽管这意味着有时要饿肚子。正是因为罗荣桓能够一直坚持毛泽东关于官兵一致、连队建党等一系列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做政治工作出色，后来毛泽东就任命他为红4军代理政委，与林彪搭档。林彪长于打仗，但性格内向、怪癖，不大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而罗荣桓政治上很强，善于做人的工作，他长期与林彪“搭档”，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真是所向披靡。毛泽东曾评价罗荣桓说：“荣桓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

毛泽东为罗荣桓授衔授勋

　　在毛泽东看来，一个合格的干部，应该是老实与聪明兼得。而当老实与聪明不可兼得时，该如何取舍呢？毛泽东曾指出：“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无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

　　1950年9月9日，毛泽东收到一封对党的组织状况和干部政策表达看法的匿名信，信中认为党内不重用能干的人，对此很表悲观，希望改进。毛泽东对此写了一段批语：“这封信的用意是好的，他所指出的有些情况值得注意；但根本看法是错的。党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群众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是和党的组织状况有联系的，此种状况当跟着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的发展而改变，也只能由此而改变，而且也不能由一次、二次整风就会将大批农民出身的干部的文化及政治水平有极大提高。”总体来看，毛泽东是把忠诚老实放在了干部标准的第一位。在他看来，对干部来说，没有忠诚老实，聪明及其他品质都难以称为优点。

贰

任用干部既看政治也看能力

　　我们党历来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同时也十分看重干部能力水平。1942年5月，陈云进一步提出了我党选拔干部的四条标准：对党无限忠心；大公无私，与群众有密切联系；负责任，创造精神；守纪律。他特别强调，这四条中第一条最重要；对于新干部的锻炼，必须从下层实际工作开始。

　　在陈云看来，“我们看人不要只看一时，只看一面。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他指出，如果任用干部一天一调任，那就无法培养一大批熟悉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革命工作就难以正常维系了，更谈不上什么革命成功。陈云还列举了毛泽覃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在苏区时，有人认为毛泽覃犯了错误，不适宜再委以重任。后来由于红军扩大队伍的需要，又安排他去地方上负责工作。他不仅完成了任务，而且还超额高质量地完成了。经此一事，很多人又把毛泽覃捧得很高，调任他到湘赣边界负责游击队工作。时隔数月，毛泽覃又因在“邓毛谢古”事件中说了一些所谓的“右倾主义的话”，再加上当时他负责的扩红工作没能取得较好成绩，所以被认为再也不能从事重要工作而被排挤和打压，没有一个地方和机构愿意接收他。最后，在红军退出江西的战斗中，毛泽覃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了。

毛泽覃

　　革命年代，我们党选用干部更多侧重其对群众的直接领导能力和联系能力、高度的政治觉悟，以及在尖锐而复杂的斗争中独立地、灵活地运用中央和上级指示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开始在全国范围执政，面临着更为繁重的建设任务，对党的干部的要求也更高更严了。

叁

干部要“又红又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着眼于管理国家与领导经济建设、着眼于大批“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继承原来“德才兼备”干部标准基础上，提出培养“又红又专”型干部。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儿技术业务。我们的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同年12月17日，他再次强调：业务要和政治结合，不能只专不红，也不能只红不专。从此，“懂政治、懂业务、又红又专”被联系在一起，成为考察干部的重要标准。

　　1950年4月，谈到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主持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工作时，毛泽东曾在一张纸上写下一个“能”字。这是借诸葛亮《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评价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泽东后来还说：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

　　1956年在推荐陈云为中央副主席时，毛泽东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因此，他说：“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肆

用干部的“四化”促建设的“四化”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四化”方针建设干部队伍，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干部队伍建设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是对我党关于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把选好接班人当作战略问题来看待，强调这是最大最难最迫切的第一位的问题。当时干部队伍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不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为此，1977年12月邓小平指出：今后配备领导班子，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1980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选拔干部队伍“四化”的根本方针，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强调这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是一场革命。“四化”方针，是对德才标准的深化和具体化，为新时期选人用人工作树立了鲜明的导向。

　　结合新时期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邓小平还赋予“又红又专”新的时代内涵。他说：“过去我们相当一个时期常搬战争年代军队的经验。其实我们真正应好好研究一下战争年代军队的经验，还是红与专的统一。”但现在的事情与过去不同了，“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所以，就要改变干部缺少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状态。他指出：“红”与“专”要统一，“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

伍

必须使干部队伍年轻化

　　1980年，邓小平到湖北“二汽”视察，一个年轻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参观完“二汽”回武汉的路途上，邓小平多次对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说，“二汽”领导中的青年干部不少，有个副厂长，又有多年的领导经验，而且有文化、有专业知识，表现也不错。这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共产党有人才有干部。这样的人才特别可喜，要加以培养。

　　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提到这个年轻人，意味深长地说：“体制改革，重要的是要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早点儿上来，好接班。”这个年轻人就是王兆国，他时年38岁。1982年，王兆国调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邓小平不仅是做了王兆国的伯乐，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千百万年轻干部的成长。他指出：年轻干部的成长，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不把年轻干部放到领导岗位上，他们自己没有办法锻炼。邓小平多次指出，干部年轻化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要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党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不年轻不行。

1987年邓小平会见中青年科技人才

　　1980年3月，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表示：他对中组部提交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不满意，认为存在两大问题。第一，年龄偏高；第二，文化程度太低。大学毕业的很少，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生。

　　邓小平指出，在选拔中青年干部时“人一定要选好”，选得好、选得准“不是只讲年龄这一条，还要德才兼备”。在他看来，贤就是德，就是品格好、党性好；能就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身体能够顶得住。他提倡破格选用那些有知识、有文化、有头脑、有见解、有闯劲、有干劲、有魄力、有办法，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优秀人才。

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李鹏

　　陈云也把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作为当务之急。有件事情给他的触动很大。1981年初，电力部部长刘澜波主动请求退居二线，并推荐当时52岁的李鹏接任。李鹏曾留学苏联，回国后长期从事电力工作。但刘澜波的提议一直没有得到回复，刘澜波为此向陈云反映，请他注意此事。过了一个月，李鹏得到了组织部门的任命，随后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陈云后来讲到这件事说：“就像这样的人，52岁，专门学电的，在电力部门工作了二十几年，还有争论！”

　　陈云还特别指出：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一是必须培养能写文章的人，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他指出：选拔青年干部，一要成千上万，二要严格掌握政治标准。做组织工作的同志尤其应当更多地注意第二点。德才相比，要更注重于德；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

　　在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的带动下，提拔有能力的年轻干部成为党内共识，成为重要的干部政策。

陆

努力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新时代对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要求，提出了新时代好干部标准。

　　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好干部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2014年3月，他又对干部提出了“三严三实”，即“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习近平还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干部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要具有“四个铁一般”，即“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等。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有同志谈到，做县委书记压力很大。习近平说，越是责任重大的岗位，遇到的压力肯定会越大，这就叫有担当。党看干部主要就是看“肩膀”，看能不能负重，能不能“超负荷”。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还具体提出了党员干部的八种本领，即学习、政治领导、改革创新、科学发展、依法执政、群众工作、狠抓落实、驾驭风险的本领。

　　2020年10月，习近平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要求年轻干部要提高7种能力：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习近平的这些要求继承了我们党对于干部的一贯要求，同时赋予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新的时代内涵，体现了时代性和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