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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冀鲁豫根据地酿酒传奇
2021-03-25 09:32:54 来源:《文史精华》202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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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冀鲁豫根据地酿酒传奇

张昆明

  “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作为一种饮食文化,酒已渗透到人们的餐饮、庆祝、祭祀、交友等很多日常生活当中。即使在硝烟弥漫、炮火残酷的战争年代,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建设中,也从未离开过酿酒业。因背景特殊和环境复杂,也让酿酒业呈现出一段与以往不同的发展历程。

  抗战全面爆发:酿酒业迅速衰落

  民国时期,各地均建有大大小小的酿酒作坊,有的传承历史遗产和技艺进行酿造,有的则在老烧坊取经基础上糅合自有经验进行创新。

  山西汾阳县出产的汾酒颇具盛名,清代鼎盛时期全县烧锅有200余家,民国时因当地赋税重,市场需求减少,只留下19家。汾酒论口碑和品质之佳,又首推杏花村出产的酒。杏花村位于汾阳县城东北二三十里处,村中过去有烧锅27家,发展到1934年仅剩2家,一家名德厚成,另一家名义泉泳。其中,义泉泳拥有酿酒厂2处,资本数万元,在太原设有总发行所,名晋裕公司。

义泉泳酒坊旧影

  邯郸是战国时赵国之都,自古就有酿酒的传统。只是发展到民国时,因县域人口少,各地烧酒竞争激烈,全县仅有十来家烧坊。其中规模较大、最负盛名的是县城北门里的贞元增烧坊。烧坊创建于明代,历史上曾受明朝万历、清朝乾隆两任皇帝金册御封,在邯郸及周围一带颇有名气。民国时由爱国商人接手经营,进行了改造和扩产。

民国时期邯郸县城门

  位于太行山腹地的涉县,尽管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耕地少,但是酿酒业却有一定规模。民国时,全县较有名气的酒厂有茅岭底村的二根换酒厂、索堡镇的程显酒厂、南关的福源涌酒厂、茨村的原义涌酒厂。其中,茨村距涉县城有四五里地,位于韩王山脚下、清漳河水畔,村中有三四家烧坊。烧坊的原料主要是山西的小米,在粮食来源不足时,也用柿子、软枣等当地特产酿酒。因山路崎岖,小贩多以骡马驮运。装酒的器具为酒篓,又称“软篓”,用山上荆条、细软的柳枝等编造,肚大口小,里层用桑皮纸等裱糊,这样的器具,既轻便,容量又大。用牲口驮运酒时,一般在骡马背上放两个酒篓,每个酒篓可盛酒六七十斤。

  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市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中国有4省选送的烧酒获得甲等大奖章,分别为直隶省高粱酒、河南省高粱酒、山西省高粱汾酒、山东省张裕酿酒公司的各种酒。由此可见,民国时中国北方烧酒业的兴盛和美誉。

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甲等大奖章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铁蹄所经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各地的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大量店铺关停,物资流通受阻,酿酒行业也未能幸免,迅速陷入衰落。山西太原沦陷前,晋裕汾酒公司将库存的700余箱、近万斤酒转移到郊区,被从前线溃退下来的士兵一抢而光。为避免资敌,掌管公司的爱国商人组织职工将一些酿酒工具和陈酒一并销毁,以此表达抗日报国之志。

  在战争的冲击下,一些大厂生产和销售举步维艰,一些小酒坊更是经受不住冲击,很快关门和破产。

  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酿酒业逐渐恢复

  按照中共中央的命令,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3个师先后迅速挺进华北敌后,开辟并巩固根据地,恢复各项经济建设。随着商业的复苏,根据地一蹶不振的酿酒业也随之被“盘活”。

丛台酒苑博物馆场景还原:贞元增烧坊

  我国酿酒业拥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加上烧酒可用于御寒和消毒疗伤,因此烧酒作坊的运营也得到了抗日政府和八路军部队的支持。

  1940年,为支援八路军,解决部队医药用酒之缺,涉县抗日政府租用原南关福源涌酒厂的房屋、设备开办酒厂,俗称“王掌柜酒店”,后又改称南关酒厂,每年可产白酒20吨。武安沙洺村也以酿酒业出名,当地流传着“始于汉,兴于唐,盛于宋,明清至今不断烧”的酿酒民谣。抗战时,村民们依托烧坊酿酒工具,大量生产医药用酒,运送到八路军医院,解决受伤战士之需。

1940年太行山区军民在129师政治部所在地涉县召开军民联欢大会

  为了支持抗战,表达自己的爱国和抗日之心,很多商人除了捐款捐物,还组织人将上等的白酒送到抗日前线和部队去,以此慰劳为国家和民族英勇奋战的抗日将士们。当时,邯郸一些酒坊通过地下工作人员和秘密交通线,将酒辗转送到八路军129师司令部驻地涉县赤岸村,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等师领导的称赞。

  日军侵华实施的是“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策略,为掠夺大量资源,支持侵华战争,在沦陷区内也颁布了不少发展经济的政策。敌占区内,一些本已衰落的酿酒业也得到了恢复。1944年,据邯郸伪商务会统计,全域拥有客栈、货栈、粮业、棉业、中药、西药等39个行业,店铺769家,其中烧酒坊10家。

  抗日根据地在对敌经济斗争中,在出入境管理上将白酒列入“禁运入口”名单。也就是说,只允许根据地的白酒出口到敌占区,不允许敌占区的白酒进入根据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根据地酿酒业的发展。

  为了节约开支,根据地禁止用酒招待过往军政人员。1940年1月26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下发《关于各级政府不得用烟酒肉馍招待过往军政人员的训令》,要求各专署、办事处、县府:“为坚持长期抗战之重要工作,乃近有许多村庄只招待部队与政工人员一项,每月即开支数十元或数百元,似此浪费亟应纠正。兹决定各级政府不得用烟、酒、肉、馍招待过往军政人员,只凭粮票证件供给小米饭,菜金由军政人员自备。”

  “经济荣,酒业兴;经济衰,酒业落。”酿酒业的兴衰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正是伴随着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使传统的酿酒业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严峻灾荒时期:酿酒业再陷低谷

  1942年,一场百年难遇的旱灾降临太行山,大量田地颗粒无收。紧接着,蝗灾又接踵而至,给根据地造成了巨大损失。

  毗邻根据地的河南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灾情同样十分严重。因涝、旱、雹等灾害接连不断,河南全省3000多万人缺少粮食,需要救济。为求一斗米、一餐饭,卖妻鬻子者比比皆是。一些群众感到生活无望,上吊跳井一死了之者也有之,还有大量的群众被活活饿死。

  对晋冀鲁豫根据地来说,在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的领导与组织下,军民节衣缩食,兴修水利,开荒生产,相帮互助,将灾害降低到了最低。为动员群众自救抗灾,根据地发布了各种各样的宣传口号——“不饿死一个肯自救的人”“根据地是一家人,快快救济受难的同胞”“一两米能救活一个人,一斗糠穷不了一家”“白天多做事,晚上少点灯”“人人要当家,公私两节约”“谁不了解民困,不体念时艰,谁就不是好干部”……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努力节约粮食,救济灾民,并实施分包制,每个单位分包几个村子,保证群众不饿死。

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

  根据地在自救的同时,也竭尽全力救助逃难的同胞。自1942年秋冬起,自河南敌占区逃往太行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灾民,成群结队,络绎不绝。灾民们衣衫褴褛,携老拖幼,面黄肌瘦,体弱乏力,于是边区政府在各地专门设立招待点,接待灾民,并先后安置25万灾民落户。

  面对这场旷日持久、严重威胁军民生存的灾难,根据地想方设法保护和节约粮食,增加粮食产量,减少任何浪费。因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为此边区限制用好粮酿酒,并鼓励用腐烂粮食造酒。

  1943年月22日,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发布《关于腐烂粮食准予造酒的通令》,指出:“各地在备战中,因对粮食埋藏不妥或方法不当,致有腐烂者,为使不致成为废物,特准以烂粮造酒,但为防止以好粮造酒,故各地酿酒工作,必须由各级工商管理局专责检查管理。”

  当年底,为禁止好粮酿酒,根据地进一步收紧政策,将酿酒业改为政府经营。1943年12月9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发《关于酿酒业一律改为政府经营的通令》,要求:“兹为根绝以好粮食酿酒及限制消耗起见,各专署各地酿酒事业一律改为政府经营,现在私人经营者应一律限制结束,不准再行酿造,军队经营者应即双方接洽收归政府经营,各专区酿酒房不得多设,最多以四家为限。”因酿酒粮食短缺,一些酒坊就以柿子、软枣、红枣等果实为原料酿酒。

  1942年12月16日,为激励根据地抗日军民斗志,弘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中共中央领导批准,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在涉县王堡村为师长刘伯承举办五十大寿庆祝活动。在祝寿的宴席上,喝的并不是粮食酿造的酒,而是用柿子、红枣酿的。轮到刘伯承喝酒时,还发生了一件邓小平“代喝”的趣事。刘伯承一向不吸烟,不喝酒。在贺宴上,与会人员临时选出两个干部,分别代表“武装同志”和“文装同志”敬酒。敬酒的人喝完酒了,如果刘伯承不喝酒,似乎也不合礼仪。此时,邓小平政委就主动站出来,说由他“代表”,代替师长喝酒,这件小事成为祝寿宴上的一桩美谈。

129师领导刘伯承(右三)、邓小平(右四)等在涉县合影

  在太行山根据地1944年组织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部队开荒生产,自力更生,普遍实现大丰收。部队中有一个单位,仅收获的土豆就达60多万斤。这么多的土豆,哪能一下吃完,于是他们便用土豆烧酒,将酒运到敌占区卖掉,再用钱换回药品和枪支弹药,壮大自己。

  根据地度过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后,酿酒业也随之再一次从“低谷”中走出来,逐渐发展壮大,各地的私营酒坊又重新活跃起来。涉县是晋冀鲁豫边区“首府县”,据统计,1944年全县拥有私营酒坊11家,从业人员65人,资产68万元(冀钞,下同)。

  抗战胜利前期:实施政府专营

  在战争年代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征粮筹款支前始终是根据地的一项重要任务。烧酒具有耗粮多、销量大、利润高的特点,为合理利用粮食,增加财政收入,根据地再次发布命令,将造酒业收归政府经营。

  1945年4月23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发了《关于统一造酒决定的命令》,决定本区制酒业完全由政府经营,一切盈余部分全归财政收入,并指出:“政府做酒主要是为了及时处理公粮中之旧粮和腐烂粮食,凡政府经营之酒坊均应一律先烧公粮中现存之坏粮、旧粮。若将旧粮、坏粮烧完后,再根据该专(县)具体情况、存根多少、酒的销路等,呈请边区政府批准后,再行制造,以抵军费开支。”“酒的盈余均应一律归财政收入,绝不准允许任何个人或机关生产从中渔利。”

  事实上,由于市场上对酒的需求大、政府部门销售的酒价偏高,根据地存在进口酒和私人偷偷酿酒的现象。于是,1945年5月27日,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又发布《关于酒出口免税的通令》,指出:“由于各专署注意不够,禁止私营后未照顾市场需要,因之目前曾发生酒进口及偷造的现象,因之各专署二科必须布置与检查这一工作,保证不偷造酒,在酒的需要上公营商店一定要负责解决,酒价上不应过高。”“其次酒业免税,公营主要是为了组织财政收入,除在内地销售外,并应组织酒的出口,酒的出口税从6月起开始一律免税。”

  在抗战胜利后,由于根据地已然度过严重困难时期,经济恢复增长,加上政府统一部署和调度,边区的酿酒业规模、产量都得到进一步扩大。

  解放战争时期:成为一大支柱产业

  在解放战争中,随着解放区面积的扩大,边区政府接管了新解放区的烧坊、酒厂,并进行统一合并、管理和经营,酿酒业得到迅速发展。

  1945年10月4日,邯郸解放。同年11月,边区政府以邯郸城内的明清老字号贞元增酒坊为基础,兼并周边15家私人烧坊,组建了邯郸制酒厂。酒厂分为5个分厂:一厂为酒精厂,二厂为酒坊,三厂为贞元增酒坊,四厂在县城东南角,五厂为讵泉泰烧坊,职工150余人。酿出的酒主要是运到国民党统治区置换商品,或用于前线部队军需,成为刘邓大军的一个军需工厂。

  1946年3月,晋冀鲁豫边区第一届第二次参议会在邯郸召开,邯郸酒厂选送了贞元增酒坊出产的酒,招待与会代表。邯郸酒厂还将酒送往边区政府和前线部队,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等人亲切地称为“冀南支前酒厂”。

  在政府专营时期,各酒厂酿出的酒,实施包产包销,解放区酿酒规模不断扩大。在酿酒管理中,边区贸易部门也总结和推广了一些酿酒经验。比如,当时产酒原料以红粮居多,其次是黍子、黄米。在粮食产酒中,红粮每斤加曲3两至4两(伏曲少,秋曲多),可产酒6两;黍子每斤加等量之曲,可产酒6两2钱;黄米每斤加曲4两半到6两,可产酒7两8钱。每甑产酒60—90斤者,约烧柴100斤左右。蒸酒用水,以水窖水最佳,甜水亦可,最忌咸水。曲按粮食分,有大麦曲、小麦曲、豌豆黍子曲,也有混合使用的;以季节分,又分伏曲、秋曲、冬曲;以小麦伏曲最佳,冬曲最次。

  1948年3月,晋冀鲁豫边区召开全区烧酒工作会议。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除部分战争地区外,全区建有酒坊175座,酒锅207个。其中,太行(二、三、五3个分区)酒坊64座,酒锅86个;太岳酒坊29座,酒锅41个;冀南(六、八、九3个分区)酒坊40座,酒锅48个;冀鲁豫酒坊42座,酒锅54个。全区烧酒业拥有财产红利约70亿元,职工3400人以上。共生产烧酒1600余万斤,其中太行(二、三2个分区)287万斤,太岳163万斤,冀南772万斤,冀鲁豫(六、八、九3个分区)380万斤。若加上非专卖区及专卖前的私人烧酒,全区酒的总产量在2000万斤以上。

  全区实施酒专卖,也带来了丰厚的财政收入。1947年,晋冀鲁豫全区产酒税收及营利收入约有80亿元,占全部工商收入(包括出入境税、烟税、酒税及营利交易手续费等)的30%左右,酿酒业当之无愧地成为边区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一大支柱产业。

  回顾战争年代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酿酒曲折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在芬芳清冽、浓香四溢的美酒中,流淌着一种诚信处世、传承坚守、敬业报国、默默奉献的红色文化,愿这种红色文化和报国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酿酒业中继续发扬光大,造福更多的群众。

责任编辑: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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