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致陈诚汤恩伯信日期考
夏明星
在《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军事文选》里，都收入了一封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周恩来写给国民党军将领陈诚（字辞修，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宁4省边区“剿共”总指挥）、汤恩伯（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并转汤部各师师长王万龄（第四师师长）、王仲廉（第八十九师师长）、李仙洲（第二十一师师长）的信，并标明该信写于1936年，但月份不详。其实，根据这封统战工作书信的内容，结合抗战历史，完全可以确定该信写于1936年11月中下旬。
周恩来致信陈诚、汤恩伯的大背景
1936年11月至12月，中国军队在绥远（今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奋勇抗击日伪军的进攻，是为绥远抗战。
1935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叫嚣华北五省（河北、绥远、察哈尔、山东、山西）自治之际，为巩固其对“满洲国”的统治和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由关东军指挥李守信部伪军侵占察哈尔省（今分属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北部的沽源、商都、康保、宝昌、万全、张北6县，为侵犯绥远建立了前进基地。1936年2月，日本军方策动蒙奸德王成立伪“蒙军总司令部”，德王兼总司令，下辖第一、第二军；5月，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担任总裁，主持这个傀儡政权。同时，日本军方指使汉奸王英成立“大汉义军总司令部”，王兼总司令，扩编伪军步兵、骑兵各2个旅，另5个独立团。这些蒙奸、汉奸武装接收日式装备，积极扩军备战，成为日军侵犯绥远的马前卒。
1936年11月初，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关东军参谋、特务分子田中隆吉指挥伪军1.7万余人（连以上单位配有日军顾问），兵分3路，直扑绥远东部、北部，关东军则提供航空兵、炮兵支援。其兵力部署如下：李守信部第一军主力8000多人为左翼，集结于张北、庙滩（张北以北），窥视绥东要地集宁；德王部第二军第七师约2000人为右翼，从大庙（锡拉木伦庙，今红格尔苏木）南下，加强绥北要地百灵庙，兵锋直逼百灵庙东南武川、归绥（今呼和浩特）；王英部“大汉义军”约7000人为中路（主力），兵出商都、南壕堑（今属尚义）等地，进攻绥东红格尔图、兴和。
绥远抗战形势图
日本军方计划：王英部中间突破，先夺红格尔图，然后李守信、德王两部东西对进，东收集宁，南袭归绥，西攻包头。一旦成功占领绥远，可进一步侵入宁夏，日本将实现“封锁中国，隔绝中苏”的战略图谋。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根据蒋介石命令，绥远省政府主席、第一路军司令官傅作义奋起应战，指挥第三十五军（辖第二一一旅、第二一八旅）、骑兵第一师、骑兵第二师、步兵第二〇五旅、独立第七旅、2个炮兵团、2个补充团，参战兵力共约3万多人，决心以小部兵力和当地民众武装坚守要点，集中兵力先歼灭进犯红格尔图之敌，再收复百灵庙。
11月15日，王英伪军兵分两路进犯：一路约5000人西犯红格尔图，虽有关东军航空兵、炮兵支援，却难敌傅部守军骑兵第一师、第二一八旅等部防守反击，于18日晨溃回商都；一路约2000人南扑兴和，遭到傅部守军第二〇五旅、当地民众武装携手抵抗，于20日狼狈退出兴和县境。
绥远抗战时的傅作义将军
11月18日，绥东反击战胜局已定，傅作义出动骑兵第二师一部、第二一一旅主力、1个补充团、1个炮兵营，动用装甲车20辆、汽车24辆，以奇袭、强攻相结合方式，围歼绥北百灵庙守敌伪蒙军第七师等部。23日午夜，各部在行进间兵分4路，突袭据守百灵庙之敌，战至24日9时30分，守敌大部被歼，残部北窜大庙。
百灵庙大捷，国人振奋，中共中央、红军领袖深知日寇不会善罢甘休，呼吁全国军民万众一心，共赴国难。
奔赴绥远前线的三十五军将士
12月3日，关东军不甘失败，拼凑伪蒙军约2000人，辅以航空兵火力，由大庙再犯百灵庙。与此同时，王英部骑兵3000多人北绕红格尔图，长途奔袭武川东北，牵制百灵庙守军。在全国人民大力声援下，傅作义所部精神振奋，灵活用兵：进攻百灵庙之敌，被守军第二一一旅击溃；奔袭武川之敌，遭到骑兵第二师痛击。为全歼由百灵庙、武川北溃之敌，傅作义命令骑兵第二师、第二一一旅各一部在黄草洼拦截，命令独立第七旅进至乌兰花镇北。12月6日，傅部追击部队南北对进，王英部作鸟兽散，伪蒙军土崩瓦解。12月8日、9日，大庙伪蒙军2个旅反正。12月20日，驻绥东南壕堑王英部2个旅起义，战役结束。
1936年时的周恩来
“此战，中国军队在绥远人民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和全国人民支援下，给日伪军一次沉重打击，歼灭和收编伪军万余人，毙日军顾问20余人，粉碎了日本关东军侵占绥远的图谋，取得战争的胜利。”绥远抗战最终胜利，“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是一重要原因，而周恩来当时致陈诚、汤恩伯信，正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绥远抗战的具体体现！
慷慨邀约共赴抗日前线
这封信原文如下：
辞修总指挥
恩伯军长并转万龄、仲廉、仙洲诸师长勋鉴：
红军自去岁北上，即志在迅赴抗日前线。今春入晋，不图不为贵军所谅，为保存双方抗日实力，当即半途回师，呼吁停战。乃不旋踵，贵军又渡河相逼。敝方以长此相残，徒快敌意，仍一方将主力西移，避开决战，冀以诚意相感，徐图协作；一方继续致书贵党及蒋先生，要求迅停内战，共谋抗日。虽尚未见回应，但联合抗战之呼声，已盛倡于朝野。
良以今日国势，已届最后关头。和平久已无望，牺牲必不可免。日本外相亦已公言：日本在采取最后步骤之前，容忍现已余极小限度。若以华北与西北之局势观之，则分离华北进攻绥宁，日寇之最后步骤已势在必行，决无任何容忍。凡属国人，宁能再忍！矧吾侪同为中国军人，同处西北前线，虽互战十年，但今大敌当前，舍同仇御侮、共谋民族出路外，则只有相率为奴耳。既为人奴，尚何分国共，何分红白？故吾侪今日之战，已成鹬蚌，再不停止，必将自焚。
现苏维埃中央政府及红军军事委员会已发布命令，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仅许被攻击之自卫。如有缴获，在抗日时一律送还；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苏维埃与红军深冀以此进一步举动，促进诸先生及贵党当局之觉醒。
在诸先生所率师干，或曾与于上海抗日战争，或则出身直鲁，情切桑梓，果肯枪口对外，则陕绥接壤，转旌援绥，岂惟绥东可保，全国抗战亦将由此发动，先生等之功将不朽矣。
微闻蒋先生及晋绥当局均有意于抗战，而贵军及一切“剿共”军队，所以迟迟未动且日见加多者，岂以有红军在，增多顾虑，非远驱之、“围剿”之不敢开往前线耶？鄙人敢正告诸先生：
红军抗日一秉血诚，非驱之“剿”之所能屈，更非驱之“剿”之所能安于后方者。今日国军以枪口内对，苏维埃、红军犹愿以停止攻击相倡，若贵军及其他国军一旦开赴前敌，苏维埃与红军必誓以全力相助。凡国军向抗日前线转移时，所取道路红军决不破坏，所设后方红军不侵扰，所移防地留有国军接收者红军决不攻占，沿途及前进阵地红军并愿动员群众相助。在红军自己，则愿同赴前线，共效驰驱。诸先生须知，贵我双方今日虽为敌对，一旦杀敌于同一战线，血迹凝结，宁复再分彼此？请寄语晋绥当局及一切愿赴抗战前线者，红军主力今已会合，所望者为抗战先锋，决不愿偷生苟安于后。至若捣乱抗日后方，阻拦抗日去路，不仅红军立誓不为，亦甚望我全国武装部队共以此为戒也。
塞外杀声已震天动地，同来奋起抗战是所望诸先生，诸先生其亦有以约我耶？专此布臆。
附：共产党致国民党书
毛泽东关于停战抗日之谈话
在信中，周恩来回顾了红军官兵取道抗日的艰辛：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长征，急谋迅速奔赴抗日前线。1936年2月20日，为打开东进抗日通道，红军东征山西，国民党中央军（蒋介石）、晋绥军（阎锡山）全力拦截。5月5日，为保存国共两军抗日实力，红军领袖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红军主动西撤陕北，“半途回师，呼吁停战”。可是，蒋介石、阎锡山不为所动，重兵渡河相逼。红军领袖深知，国共两军大打出手，只会便宜日寇，亲（中国人）痛仇（日本人）快。于是，中共中央、红军领袖与时俱进，双管齐下：一方面，红军主力西征宁夏，辟地自存，力避国共两军决战，希望以合作抗日诚意打动蒋、阎；一方面，于8月25日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要求迅停内战，共谋抗日”。
陈诚
周恩来痛陈了民族危机之严峻：日寇大搞华北5省自治（“分离华北”），接着就是“进攻绥（远）宁（夏）”，“最后步骤”（吞并中国）迫在眉睫；寇深祸亟，他建议国共两军“同仇御侮”，“共谋民族出路”！否则，国共鹬蚌相争，日寇渔翁得利，大家必定一起成为亡国奴，“既为人奴，尚何分国共，何分红白？”
周恩来介绍了红军领导层关于合作抗日的最新表态：1936年10月15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谈话，郑重宣布：“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仅许被攻击之自卫。如有缴获，在抗日时一律送还；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
绥远抗战中的义勇军
周恩来对于第十三军部队抗日历史予以肯定，语重心长地指出该军部分官兵出身河北、山东，他们不忍家乡沦亡（“出身直鲁，情切桑梓”），因而热望他们能够“枪口对外”。
由于陕西、绥远相邻，周恩来认为第十三军更易建功抗战大业，该军长官有望名垂青史：一旦他们转兵援绥，不但“绥东可保”，“全国抗战亦将由此发动，先生等之功将不朽矣。”
由第十三军“转旌（旗）援绥”则“绥东可保”，可以合理推断：这时，绥东保卫战已经打响，双方相持不下，战局未见明朗，双方援军可能决定战局胜负！据此，此信当写于绥远抗战激烈进行中的1936年11月中旬。
在信中，周恩来代表红军领导层，敬告国民党军将领：不必顾虑红军“捣乱抗日后方，阻拦抗日去路”，“不仅红军立誓不为”，“在红军自己，则愿同赴前线，共效驰驱。”红军“所望者为抗战先锋，决不愿偷生苟安于后”，希望国共两军有机会“杀敌于同一战线”！
信的最后，周恩来振聋发聩，以携手抗日共勉：“塞外杀声已震天动地，同来（周恩来）奋起抗战是所望诸先生，诸先生其亦有以约我耶？”
信末还附上了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36年10月15日毛泽东关于停战抗日之谈话。
我党不断呼吁号召积极抗战
由“塞外杀声已震天动地”判断，或是报载红格尔图保卫战相持之时，即11月15日至18日，也可能是报载百灵庙大捷、日伪军欲卷土重来之时，即11月23日至24日。
12月1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就绥远抗战通电全国：日伪匪军进攻吾绥的前哨战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侵掠战争即将爆发。当此中华民族生死关头，非动员全国兵力人力财力以抗战，则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准备全国性的抗战。
二、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三、开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立即释放政治犯及上海各爱国领袖。
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商讨救国大计。
我们再一次的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停止中日谈判，实行上述迫切要求。若再因循延误，坐视傅作义将军等局部抗战而不救，而仍旧专心致力于压迫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进攻抗日红军，则其结果不但将给民族国家以不能补救的损失，而南京当局亦将自绝于国人。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红军，一年来艰苦奋斗，东进山西，西出宁夏，无非要寻找一条抗日去路，以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然而南京当局总不见谅，一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我们认为今日而犹继续内战，实属对民族国家之罪恶行为，实际上不啻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之使命，而遗民族国家以无穷之祸。
我们现在向全中国人民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
在这份通电中，中共中央郑重表态“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这与周恩来致陈诚、汤恩伯信中个人声明红军不会“捣乱抗日后方，阻拦抗日去路”“在红军自己，则愿同赴前线”相比，表明中共由政策层面为国民党军绥远抗战提供方便，跃升到实践中准备积极投身绥远抗战，甚至于愿意接受国民党军方面领导，这明显是重大政策变化。
绥远前线的中国军队机枪阵地
就在12月1日，毛泽东致信蒋介石，直截了当地指出：“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8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在这里，毛泽东批评蒋介石援助绥远抗战不够积极，但也提到汤恩伯部的确“转旌援绥”了！而周恩来致陈诚、汤恩伯信中，则指出汤恩伯第十三军等“剿共”军队却“迟迟未动且日见加多”。可见当时绥远战局的紧张和抗战形势的日新月异。
综上基本可以判定，周恩来致陈诚、汤恩伯信的日期，应该是1936年11月15日至11月30日之间，即1936年中下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