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九旬党员的入党之路
阿庚
01 三姐是我革命的引路人
1943年夏天，我在天津三中读初中，三姐在天津师范已快毕业。那些年她住校，只在周末回家一次，每次回来常穿着朴素的靠色（浅蓝）大褂，手里提着一个花书包，书包不大却装得鼓鼓囊囊，进家后总是仔细把它放在床头一个角落。
1944年冬季的一天，三姐突然失踪了，一连几个星期都没回家，学校也不见她的踪影，家里人非常焦急。三姐属虎，大我4岁。她从小喜欢看书，上小学时就读鲁迅、巴金、冰心的小说，也读些外国翻译作品。有次我见她看一本叫《苦果》的小说，看着看着就眼圈红晕、泪水汪汪。三姐的作文很好，有篇作文老师还批着：“颇有徐志摩之散文风格。”我喜欢三姐的作文，就常常学习模仿，乃至有些佳句妙词抄袭到自己作文里。我同三姐感情挺深，因此她的失踪使我非常难过与挂念。有时楼梯一响，我便期盼着那个米黄色的花书包出现在面前。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了。天津市民陶醉在狂欢之中。第三天晚上，我正在屋内看书，忽然楼梯响了，门被推开，突然出现了三姐那张笑脸，手里还是紧紧握着那个花书包。我喜出望外，纵身扑到三姐怀里。三姐悄悄告诉我，她到一个神秘的地方去了，那地方叫解放区。然后，她向我介绍了那里的许多新鲜事，如什么叫民主，什么叫剥削，什么是八路军，什么是共产党……
本文作者16岁参加革命时的留影
过了几天，三姐从花书包里取出一本书递给我，书的封面印着《婴儿保育法》。我疑惑地望着三姐，她狡黠地眨眼微笑:掀“哪，看看里边是什么。”我接连掀了几页，忽然眼前一亮：“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著。”从这天起，三姐的花书包里常常带来一些书报，有《解放报》（三日刊）、《民主》《文萃》《天津导报》《大众哲学》《延安归来》等等。我如饥似渴地读着那些书报，不多久似乎从 15 岁的小弟变成懂事的大人。
当时家里还常来三姐的一些朋友，我便到胡同里去“玩儿”。有陌生人出现便暗暗通知三姐，有时三姐让我给她送信件或包裹，有时在夜间悄悄到街巷贴标语和传单。不久，我就在读书的三中秘密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并在“文艺研究社”里联络了许多进步同学。
02 一进解放区
1946年2月，日寇投降后的第一个春节，三姐通知我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去学习。大年初二清晨，我与女青年温克良便悄悄乘火车到静海县（今天津市静海区），又从静海坐冰床子到王口镇。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这种冰上交通工具，觉得新奇有趣。
到王口后，我们按约定来到一棵古槐树旁的赵先生家，说句暗语：“天津冯小姐让我来找您。”赵先生会意地说：“好，请进吧，咱马上动身。”片刻后，我们 3 人穿过一片树林，傍晚前到达八路军冀中城工部所在地胜芳镇，我俩被安排到老乡家住下。
当晚，有人送来一摞书，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还有《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几张《冀中导报》。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一本《解放区歌曲选》，内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八路军进行曲》《八路好》《延安颂》《歌唱二小放牛郎》《大清河北血泪多》《毛泽东之歌》等10多首歌曲。
组织上发给我们每人一身灰色军装，并宣布纪律：不准串门、不准上街，吃饭有人送，上大课有人接。平时我俩在屋内学习，上大课纪律更严，座位之间都用白布帐隔离，讨论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连教课的老师面孔也未得见，颇有几分神秘色彩。
正月十五晚上，胜芳大闹花灯，扭秧歌、奏民乐，锣鼓喧天，分外热闹。当晚，上级允许我们上街观灯，但必须严格化装，戴好军帽，要把军帽双耳放下，还要戴上个大口罩。寒假结束，学习班结业了，我们学员分批返回天津市。从此，作为一名进步学生，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从1945年日寇投降到1946年暑假，我们在天津地下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3次学运斗争。第一次是“反甄审”运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教育部颁布了“ 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甄审办法”，把沦陷区的教师、学生诬为“伪教员”“伪学生”，并要进行英文、三民主义等 6 门功课的统考和甄审。我地下党组织立即通过津委会机关报《天津导报》予以揭露。全市22 所学校的 6000多名学生包围了市教育局，教育局长黄子坚才不得不答应学生们“不再甄审”的要求。第二次学运是一·二五大游行。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一”惨案，1月25日天津学生们云集民园体育场，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反动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第三次是“敬师助学运动”。由于国民党接收大员在天津巧取豪夺，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尤其教师生活日益恶化。于是 1946年4月30日，党组织发动各校进步学生到市内各地义卖（事先印好给赞助者的500元、700元、2000元法币的纪念卡）。几次学运，给国民党当局以极大震动。
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撕毁了国共两党在重庆制定的“双十（停战）协定”，公开进攻解放区。天津国民党当局准备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地下党立刻发出紧急通知：已暴露的党员和“民青”立即撤离天津到冀中解放区。
03 二进解放区
1946年6月中旬，在三姐安排下，我们6名青年决定离开天津。为安全稳妥起见，3名女士（三姐、四姐和女同学丁淑秀）先行，我同两位男同学后走。而且我们不走大多教学生走的新镇路线，而是绕行平汉、石德路，先到已是解放区的我的老家——原衡水县巨鹿镇聚齐，再转冀中解放区。
这天，我们3个男同学坐火车从北平转到石家庄，然后坐家乡刘大秃的骡马大车直奔巨鹿。车过滏阳河，已是暮色苍茫，附近村庄飘出缕缕炊烟，很快到了巨鹿，我激情难抑，快步踏进家门。顿时家里像开了锅似的热闹起来，年迈的老娘笑望着我们先后到达的6名年轻人，享受着团聚的幸福。
在老家过了几天难得的轻松日子，一日三餐母亲来做，晚上我们在打麦场铺上个大凉席，或坐或卧，喝着茶水，唱着歌曲。一曲《歌唱二小放牛郎》唱罢，《延安颂》便接上来，有时革命歌曲唱完再唱几首电影流行歌曲，还有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大家放开喉咙，把歌声撒向寂静的夜空，撒向村边的小树林，这真是自由的歌唱，在国统区的天津怎敢如此放肆。更令人难忘的是一天晚上，刚铺好凉席，三姐突然问我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们面面相觑，三姐庄重又神秘地说：“今天是7月1日，建党25周年！”大家恍然大悟。接着三姐教大家唱起《庆祝党的生日》，至今我仍记得歌词：
七月一呀七月一，男女老少皆欢喜。敲起锣鼓开大会，庆祝共产党过生日。（首段）过了一年又一年，革命的道路曲又弯。自从来了共产党，大海里驶来救生船（二段）……
三姐张素娟
党的生日二进解放区第三天，我们便辞别母亲，经武强、献县，来到冀中行署所在地河间（今河间市）县城。此时，经四姐提议，为防万一，每人应起一个化名，经自报众议，三姐张素娟改名冯义，四姐张素民改名梁松，我张文庚改名刘庚。原以为这是暂时的，可未料到从此所改之名永伴终生。
在河间交际处小住几日，又迎来天津的100多名男女学生。不日，我们6人也分道扬镳：三姐和王子光分到冀中党校，四姐分到白求恩学校，我同其余2人到冀中五一学院学习。
来到五一学院，就像回到母亲的怀抱。我对解放区的一切都感到那么亲切、新鲜。虽在物质生活上比城市里有些差异，吃粗粮，睡大炕，身上长虱子、疥疮，但大家的心情却无比舒畅。
绝大多数的同学学习认真刻苦，严格要求自己，虽有个别同学对这种新的生活不习惯乃至想家，但在领导和同学们的热心帮助下，思想上得到很大提高。
1947年春节过后，劳成之主任就通知我到冀中群众剧社报到。原来该社社长郭维看过我在联欢会上的表演，特发了调令。第二天，我便告别了学校领导和同学，来到群众剧社，算是正式当了演员。
04 华北联大的收获
1947年2月，我来到冀中群众剧社，不久剧社的全体同志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学习。进入这个文艺最高学府，大家如饥似渴地进行着紧张的学习，白天上课、拍戏，晚上练歌或观摩演出。
巧的是，在一次观摩演出中我又看到了三姐。原来她在冀中党校毕业后就调到联大在文艺学院戏剧系学习。有一天晚上，她参加演出秧歌剧《娘》，饰演拥军模范“娘”一角，我惊喜地看到了久别的三姐。一周后，三姐又演出《懒婆》，她手拿着麻糖（油条），边吃边唱，扭动着身姿，摇晃着脑袋，把一个又馋又懒的婆娘演得活灵活现。文艺学院副院长、诗人艾青看戏后说：“冯义呀，你演的懒婆不赖，挺有生活哩。”
过了些天，我们剧社学习结束，我邀三姐告别长谈。交谈中，三姐郑重地对我说：“自从来到解放区，你进步不小，身子也壮实了，我挺高兴。以后还要好好工作，尤其要克服自由主义、散漫主义的作风，积极向组织靠拢，听党的话。”
本文作者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饰演罗克文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我们群众剧社随军进城，被编为“天津市军管会第四宣传队”，每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大型歌剧《不要杀他》。一天，各宣传队到电影院观看苏联影片《普通一兵》，我再次遇到三姐，高兴地得知她已调到华大文工团三团，这次是请假回津探亲。
这年春节，我同母亲、姐姐们吃了一餐难得的团圆饺子。除夕之夜凌晨一点，我又要返回剧社。三姐送我，我俩走出集贤里胡同，来到西安道和上海道，拐弯儿顺着南京路走向滨江道，所走路途正是1946年我俩和四姐半夜悄悄贴革命传单、标语的地方。三姐微笑着问我：“还记得这地方么？”“当然记得，今生难忘！”当经过耀华里时，我又不禁说起那晚为三姐送秘密文件的事，三姐笑道：“那是一封重要文件。让你小孩儿送，减少危险性。”最后我俩走到皇后小花园，三姐说这里是她抗日时期入党转正会见入党介绍人的地方 ……
05 “担下英雄”入党记
返回冀中群众剧社不久，我便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指导员邱真热诚地鼓励我：“努力工作，加强学习，接受党的考验。”
我在剧社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对演戏、唱歌这项主要工作认真负责，同志关系相处甚好，领导分配的工作能很好完成。剧社长年生活在农村，许多农活儿如拔麦子、割谷子、摘棉花、收豆子、赶大车等，我都学会了。此外，每到一村我坚持给房东扫院、挑水，搞好军民关系。说到担水，看似小事，其实很不简单。我开始挑水时，闹了不少笑话。由于我当时只有17岁，身子单薄，起初担起水桶醉汉似的左摇右摆，肩上垫件厚物，中途还要歇两次，到后来竟一次不歇，挑起扁担颤颤悠悠、轻松自如。由于我坚持为房东做到“庭院净、水满缸”，给剧社带来很好的影响。在演出结束离村时，村边墙报上写着一首顺口溜：“群众剧社来咱村儿，唱歌演戏真带劲儿。又扫院子又挑水儿，咱们的八路又回村儿。男女老少都夸赞，大伯大娘笑嘻嘻儿。”
1948年7月1日，在建党27周年庆祝大会上，剧社领导宣布了“党公开”，公布了党员的名字（此前党员是秘密的）；会后还办了一期壁报，登了我的一篇诗稿《庆祝党公开》。我记得前几句是：“党啊，您是晨曦的太阳，又明又亮。温暖着大地，播撒着阳光。您宛如一朵美丽的红花，今日绽放，鲜艳而淳厚，吐露着芬芳。”有趣的是，在这篇诗稿的旁边还张贴着一篇文章《担下英雄》，仔细一看，原来是老班长李冰同志写的，内容是表扬我坚持为老乡挑水的事。
一天傍晚，李冰告诉我，我的入党申请被上级批准了，介绍人正是李冰和刘烈邦。次日下午，在一间大房子里举行了入党仪式，我在一面党旗前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当晚，我躺在老乡家的炕头上难以入眠，便一骨碌爬起来给家人写信，告诉他们我已是家里继4个姐姐之后的第5个共产党员了。
1949年4月，我所在的剧社调到保定，改编为河北省文工团。10月1日，我们文工团为新中国成立演出了《胜利大活报》。从1950年到1990年的40年间，我在河北省文工团、话剧团（院），一直不忘自己是个党员，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处处带头，多次受到表扬，直到1990年离休。
天津解放后，本文作者（左）与入党介绍人李冰合照
离休后，我仍然按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照常演戏、演电视剧和撰写文章。2001年建党80周年时，剧院为庆祝建党纪念，排演了大型话剧《李大钊》，71岁的我饰演了杨宇霆一角。2003年，剧院庆祝建院50周年，排演了《雷雨》，时年73岁的我又把白发染黑，重登舞台扮演了鲁贵一角。离休后，曾是党小组组长的我，不仅收收党费，还在关爱党员、团结党员，心里始终想着党、热爱着党，履行着一名老党员永不推卸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