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钻研文学、历史和哲学，政治家的胸襟与诗人的激情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语言风格。正是这些朴实、风趣、通俗的“大白话”，传播了革命思想，凝聚了革命力量，激励了革命斗志，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一

　　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在湖南农民运动时期，针对中国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实际，毛泽东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讲农民一听就懂的话。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在阐述群众工作时，讲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这些针对工农特点的极其鲜明而朴实的语言，很容易为工人、农民所接受，也有效地传播了革命思想。

　　毛泽东特别善于学习和运用当地的语言，注重把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融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充分发动群众，因而很容易被劳苦大众认可。1928年，毛泽东率红军攻占遂川后，为宣传党的主张，逐字逐句修改陈正人起草的《施政大纲》，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讨老婆不要钱”，把“废除债务”改成“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当年，正是这种带烟火气的大白话，把革命的道理和思想播撒四方。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形象地说明充分的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破解矛盾的必由之路。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充分运用历史典故、寓言和神话来阐述革命理论、宣传革命思想。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拿“曹刿论战”的故事说明怎样以弱胜强;《将革命进行到底》利用古希腊“农夫和蛇”的寓言表达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的决心;《矛盾论》中用《山海经》的“夸父追日”、《淮南子》的“羿射九日”、《西游记》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鬼狐变人的故事，说明“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而“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奥道理。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列宁也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毛泽东善用群众语言宣传革命思想的做法启示我们，无论深奥的政治理论还是深远的革命主张，都要适应群众的认知水平和语言习惯，在理论通俗化、语言群众化、形式多样化、载体时代化上下功夫，用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方式，用接地气的形式和生动鲜活的语言宣讲、阐释深刻的道理，才能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走进群众的心坎里，进而产生强大的感染力、穿透力和引导力。

二

　　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毛泽东搞教育作讲演不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式多样，而且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的欢迎。

　　毛泽东在给斯诺讲到自己的家庭时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毛泽东在一次讲话时，把日本侵略中国比作一头疯牛冲进了中国，正面和它直接对抗暂时抗不过，怎么办?靠持久战、游击战和全民族抗战。有扳牛头的，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牛蹄子的，最后的结果是这头疯牛必死无疑!听课学员在会心的笑声中明晰了党的革命策略，增强了战胜日寇的坚定信心。

　　《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用“大白话讲大道理”的经典之作。他用形象生动又一针见血、诙谐幽默又以小见大的话语风格，列举了“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等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并在引言中说道：“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可谓入木三分。

　　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苏联访问，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苏学生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讲话中，毛泽东纵论天下，旁征博引，提出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名言。亲切和蔼、风趣幽默的讲话让大厅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语言传递情感和理想，也凝聚人心和共识。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不妨学习毛泽东用风趣幽默的群众语言去赢得群众、凝聚共识，多用群众耳熟能详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普遍认可的道理、有目共睹的事实，多讲富有时代气息的话，多讲与群众心贴心、接地气的话，使革命真理、政治理论大众化，让百姓真诚信服、群众广泛认同，从而达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效果。

三

　　毛泽东的群众语言并非空洞无物、博人一笑的玩笑话，在不同的时期，常常是充满斗争气息、积蓄革命意志的战斗号角。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将革命进行到底!”“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等，虽言简意赅、通俗直白，但却字字千钧、充满力量。

　　秋收起义失败后，部队退至湖南浏阳文家市集中。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场上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了改变行动方向的决定，并作了一番动员：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团结得紧，继续勇敢战斗，终能用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毛泽东通过小石头与大水缸的关系，阐明要保存实力，不与敌人硬拼，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山区去积蓄力量。这番动员，揭示了革命的艰巨性和最终必胜的信念，既稳定了军心也鼓舞了士气。

　　针对部队中存在单纯军事思想，只想打城市，不愿待在偏远农村地区，也不愿意进行艰苦的根据地建设等问题，毛泽东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如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他把根据地比喻为可以休息的地方，提高了官兵对建立革命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数十年后，当年的老红军对这段话仍记忆犹新。

　　在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时，毛泽东曾说：“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义正词严又提振士气，极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和最有征服力的武器是语言。而蕴含真理和追求、潜藏理想和信仰的“大白话”更具磅礴的伟力。借鉴群众语言，创造特殊风格的话语，使之言之有物、言之走心，语言就获得了强大的表达力和无尽的魅力。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学习古代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并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则必然焕发教育人、鼓舞人、塑造人的无穷力量。

　　（摘自《解放军报》，原标题为《从群众语言中汲取养分——伟人毛泽东的语言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