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巧用台儿庄战役论述“持久战”
郑学富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精彩演讲，演讲稿就是后来被列入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一的《论持久战》。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根本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并科学制定了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最终，时间和实践证明，抗日战争正是按照《论持久战》所论述的规律发展的，事实进一步有力印证了伟人的科学分析和预测。值得探讨的是，在《论持久战》这部雄文巨著中，毛泽东还曾多次提到台儿庄战役，前后共达13处之多，以此役为事实论据，高瞻远瞩地论述了中国抗战的前途和战略战术问题。
台儿庄战役为《论持久战》问世提供契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战全面爆发。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尽管组织了一些抵抗，付出了很大代价，但终没有阻止住日军的进攻，大片国土沦丧，日军长驱直入。在抗战进行到10个月时，东北三省已难以收复，甚至从山海关到杭州湾，以及北部、东部中国主要的大城市，都沦入敌手。
是战是降？莫衷一是。是胜是亡？众说纷纭。当时的抗战形势充满了未知的迷雾，面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命运，天下熙熙，谁能作出正确而科学的分析判断？身居延安窑洞的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中国的命运和抗战的前途。
《论持久战》一文在毛泽东的脑海里久久酝酿着，而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则为《论持久战》的问世营造了背景，提供了契机。
1938年春，在国共两党的密切协作下，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一举歼灭日本侵略军板垣、矶谷两个精锐师团1万余人，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此役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胜利信心，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骄狂气焰。台儿庄大捷也大大鼓舞了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台儿庄战役后，他调集70多万军队部署于鲁南和徐州附近，准备再打一次徐州会战，聚歼日军。日军亦察觉到了中方意图，改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对方，同时调来30余万主力向西迂回，企图从侧后包围徐州，歼灭第五战区主力。
此时，尽管中国军队人数远远多于日军，但是武器装备却远远落后于对方。5月中旬，前方越来越惨烈的战报不断传到蒋介石案前。徐州突然面临的严重危机，使蒋介石那因台儿庄胜利冲得有点儿晕乎的大脑一下冷静下来，并突然意识到：日军的企图是要围歼徐州中国军队主力。蒋介石立即叫来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人一块儿研究策划。日军的企图已经暴露，再死守徐州已不现实。于是，何应钦等人亦主张赶紧突围，决定放弃徐州。此时李宗仁也意识到形势严峻，危机正一步步逼近。5月16日，第五战区命令各部队分别向豫、皖边界山区突围。中国军队且战且退，阵形不乱，按部就班地向西、向南撤退。日军阻一处，中国军队冲一处，无所不破，大军向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集结，各路都相继冲出重围。5月18日晚，李宗仁与长官部官兵以及随行记者1000余人，乘夜色突出敌之包围圈。日军一路杀来，伤亡了万余人，仅得到了一座空城。徐州会战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
台儿庄等一系列战役后，经过进一步深入思考，毛泽东认为那篇酝酿已久的关于怎样抗战的文稿，发表时机已经成熟，事实论据已经具备，于是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那孔灯光明亮的窑洞里，几乎笔不停歇、夜以继日地写作着腹稿已成的文章。经过8天8夜的呕心沥血，5万余字的《论持久战》初稿终于写成。一次集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演讲中，他旁征博引、举一反三，以其一贯生动而不失严谨的文风，逻辑缜密的层层推进、梳理，深入浅出的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对人们当下最关心的问题给出了科学合理而有分量的回答。这次演讲，拨开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云雾，在延安引起了很大轰动，并迅速传播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成为为我党我军树立信心、指导抗战的行动纲领。
引用台儿庄战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
全面抗战初期，日军凭借精良武器，攻城略地，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在北方，日军攻陷京津，践踏华北，进攻齐鲁，占领山西；在南方，日军攻陷上海，侵占华东，屠城南京。于是，一些人认为日本科技发达，国家富强，中国一定不是日本的对手，打也是失败，不如投降。一时悲观情绪笼罩全国，“亡国论”甚嚣尘上。
然而，就在此时，台儿庄战役取得巨大胜利。捷报传来，武汉三镇彻夜不眠，华夏九州狂欢不已，笼罩在国内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国际观瞻也出现大变化，欧美对中国抗战坚定了信心，从舆论和物质上也开始援助中国抗战，这时一些人又开始鼓吹“速胜论”。他们认为日本领土狭小，缺乏资源，无法承担大规模战争，所以很快就可以被中国击败。在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寄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轻视游击战争。
无论是“速胜论”还是“亡国论”，都对当时的抗战产生着不良影响。针对此种现实，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给予了冷静分析。他指出，台儿庄胜利之后，有些人主张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特别是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人的头脑。”接着，他一分为二地提出，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已损害并威胁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则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这些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因此，他在文中提出：“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
最后，毛泽东在文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引用台儿庄战役论述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阐明了抗日战争作战的形式，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进行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台儿庄战役采取的正是这种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
1938年3月上旬，白崇禧奉命去徐州协助李宗仁作战之前，请周恩来、叶剑英商谈作战方针。当时周恩来、叶剑英建议：津浦线南段应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使日军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的日军；徐州以北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以达到穿插分割、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此建议非常赞赏，并在后来照此实行。
在具体战术上，毛泽东更是引用台儿庄战役来阐述。如在论述优势或劣势时，毛泽东指出：“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如台儿庄胜利的前夜，这时当地孤立的日军经过苦战之后，已处于绝对的劣势，我军则造成了绝对的优势，结果敌败我胜，这是战役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在论述主动被动时，毛泽东还指出：“大抵日本在其进攻阶段中，因其军力之强和利用我之主观上的历史错误和现时错误，它是一般地处于主动地位的。但是这种主动，已随其本身带着许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战争中也犯了些主观错误，与乎我方具备着许多有利因素，而开始了部分的减弱。敌之在台儿庄失败和山西困处，就是显证。”
在破坏日军的自信心上，毛泽东再次列举台儿庄战役。由于日军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加之由于日军长期受武士道和效忠天皇的教育，自信傲慢，宁死不降，因此在战争初期出现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如何破坏日军的自信心，毛泽东指出：“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在作战上讲，十个月的经验证明歼灭是可能的，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就是明证。”
在“乘敌之隙的可能性”一节中，毛泽东还连续6次引用了台儿庄战役。他指出：“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来，敌人在十个月侵略战争中，已经犯了许多错误。计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渐增加兵力。……二是没有主攻方向。台儿庄战役以前，敌在华中、华北大体上是平分兵力的，两方内部又各自平分。……台儿庄败仗后，总结了教训，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这个错误算是暂时地改了一下。三是没有战略协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四是失去战略时机。……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台儿庄战役以前，上海、南京、沧州、保定、南口、忻口、临汾诸役，击破者多，俘获者少，表现其指挥的笨拙。……是台儿庄战役以前日本指挥的不行之点。台儿庄战役以后，虽已改了一些，然根据其兵力不足和内部矛盾诸因素，求不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把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分为了3类：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为此，他指出：“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例如平型关、台儿庄以及许多的其他战斗；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例如彰德等地战役所采的方针。拼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阐述他的战略战术时，台儿庄战役是一个有力的事实论据，并且多次充分引用。
《论持久战》在国内外的影响
1938年5月，毛泽东进行完演讲之后，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传阅。于是，《论持久战》油印成册。可油印的数量有限，许多干部看不到，特别是前线的干部。为此，毛泽东又决定公开发表和出版。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在延安《解放》杂志第43、44（合刊）正式刊出。当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
《论持久战》不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国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冯玉祥在武汉创办三户印刷社时，便指示大量印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并向后方蒋管区运送。武汉会战结束后，在陪都重庆，周恩来第一次向白崇禧介绍了《论持久战》。素有“小诸葛”之誉的白崇禧听完介绍，有着十分的兴趣，他请周恩来一定送给他一本。在得到这册《论持久战》后，白崇禧进行了认真研读。读完后，白崇禧拍案赞赏：“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战略！”白崇禧在国民党上层不断宣扬、介绍“持久战”理论，很快在当时中国军事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介石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在国际上也引起了重大反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中国报导》上及时地用世界语节译了《论持久战》。当时周恩来寄了一册给在香港的宋庆龄。读完文章后，宋庆龄深为认同毛泽东鞭辟入里的分析判断，她找到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得知后，特意为英文本写了序言：“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