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品幕后往事
王建柱
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里，收藏着众多革命文物，每一件都代表着一个故事，见证着一段历程，折射出一种精神。今天，就让我们走近其中的部分文物，一起来了解革命先烈为了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吧。
李公馆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时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1969年，毛泽东在回顾建党初期的往事时又说：“一大是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召开的。”
李书城于1902年赴日本留学，后追随孙中山，参与组织同盟会；1913年后，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护法斗争。
那时，上海法租界为国民党政治精英集中居住地，李书城在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租了一幢小楼房把家人安顿下来。不久后，他的胞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住进哥哥的公馆。留日期间，李汉俊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中国最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
沪上重逢，兄弟俩促膝而谈。李汉俊向哥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说这是中国革命的一条新路。这使李书城思想深处为之一振。
李汉俊传播马克思主义需要一个稳定的活动场所。李书城表示，我家就是你的活动场所、“避风港湾”，我就是你的“保护神”。
这样，李书城的这个公馆就成了李汉俊从事革命活动的据点。
1921年初，李汉俊以李公馆为大本营，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建党工作。
7月23日晚，口音不同、衣着各异的13名一大代表陆续从后门走进李公馆，马林等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列席会议。他们在一楼餐厅围坐在一起，酝酿开天辟地的大事——成立中国共产党。李书城在上海的家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产床”。
7月30日晚，中共一大在李公馆举行第六次（闭幕）会议。会议刚开始，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场，随后匆匆离去。
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感到有问题，当即建议立即休会转移。李汉俊不顾个人安危，留下来掩护其他代表安全撤离。
代表们离开会场后仅十几分钟，大街上就突然响起了尖厉的警车鸣笛声。接着，十多名法租界巡捕闯入李公馆。李汉俊以房主亲属身份与之周旋，说这里是李书城先生的公馆。巡捕们例行公事地做了一些盘问后便离开了。
倘若没有像李书城这样具有显赫地位的民国元老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作掩护，中共一大会场如果被彻底搜查，其后果之严重不堪设想。
8月3日，中共一大代表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后胜利闭幕。
深藏于衣冠冢里的《共产党宣言》
在纪念馆展厅中央的展柜中，摆放着两本薄薄的小册子，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0年8月首版本和9月再版本。这两版宣言被后人称为《共产党宣言》“姊妹本”。而在9月版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9月版的《共产党宣言》正文首页，盖有一方长方形的图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
张静泉是中共早期杰出党员。1923年工运低潮时，他改名张人亚作身份掩护，主要负责党、团工作及领导机关出版书报的发行工作，因而有机会获得《共产党宣言》。1927年一个冬日午后，他带着一批书报文件回到老家，其中就包括 9 月版的两本《共产党宣言》。张静泉的父亲张爵谦思想开明，听到儿子要他保护这些文件，马上答应下来。老人对外声称张静泉已在外丧生，并为其修了一座衣冠冢，将那批书报文件用好几层油纸精心包裹，秘藏在衣物下。一直到了1950年，中国大陆基本解放，张静泉仍无音信。张爵谦料想儿子很可能是凶多吉少，遂挖开墓穴，取出文件，让三子张静茂带回上海，上交政府。张静茂为纪念父兄的壮举，专门刻章印于书上，这就是上面提到那方印章的来历。其实，张静泉离开家乡后，于1931年12月赴江西瑞金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次年12月因劳累过度在苏区病逝，年仅35岁。
1959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开始向社会各界征集文物，张静茂获悉后，立即将这两本珍贵的《共产党宣言》无偿捐赠。1995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革命文物专家组鉴定，确认为馆藏国家一级文物。这两本铅印的小册子，凝聚着张静泉烈士为革命奋斗终生的信仰，也寄托着烈士一家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感人情怀。
李大钊：用借来的打字机撰写党的文件
这是一台小小的打字机，看到这台打字机时，人们仿佛还能听到李大钊当年正在敲击键盘的“哒哒”声。这台曾被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使用过的打字机，是国家一级文物。
这台打字机的原主人是孙中山的秘书吴弱男。吴弱男是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的夫人，也是中国国民党第一位女党员。在父亲的影响下，年仅14岁的吴弱男赴日本留学，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在日本读书期间，李大钊经常向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投稿，这是一份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大的政论性刊物。章士钊按照信上附的地址写信给李大钊，相约见面……在长期的交往中，李大钊与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7年，李大钊和章士钊夫妇一同回国。1918年1月，在章士钊的推荐下，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作为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这里学习并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5年秋天，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李大钊向吴弱男借用了这台打字机。利用这台打字机，李大钊亲自打印了党的不少秘密文件，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驻华代表进行了密切联系。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后，吴弱男悲痛万分。为了怀念李大钊，吴弱男一直精心保存着李大钊送给她的签名照、书信等，以及这台打字机。1964 年7月，吴弱男把这台打字机捐献给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李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社会部于1937年10月派李白到上海秘密架设电台，负责建立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延安联系的空中通道。为了安全考虑，党组织派地下党员、女工裘慧英以“妻子”的身份做掩护，与李白配合工作。一年后，两人因共同的志向，产生感情，经组织批准结婚。
1942年8月，李白夫妇转移到福履里路（今建国西路）384弄10号的一幢三层楼里，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将发报机功率降低到15瓦，但仍被日特破获，夫妇二人被捕。刑讯中，李白看出敌人并未掌握实情，便一口咬定这是一个商业电台。虽遭敌人酷刑逼供，但李白仍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1943年5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出狱后，李白化名李静安，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141弄6号以开设“良友商店”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安排李白打入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任报务员，利用敌台为我党工作。当他乘船到达浙江淳安时，装在箩筐里的电台被国民党军警查获。因其有合法的身份，再加上组织的营救，李白第二次脱险。
抗战胜利后，李白夫妇于同年10月返回上海，租下虹口区黄渡路107弄15号（现为李白故居纪念馆）继续开展地下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发展，李白在小阁楼上的收发报频率越来越高。
1948年12月29日晚，李白在向上级发完国民党军在长江南岸进行布防的绝密情报后即遭到敌特的逮捕。1949年5月7日，敌人将李白秘密杀害。与李白一同遇难的还有秦鸿钧、张困斋等另外11位烈士。他们牺牲在了黎明前夕，20 天后上海即宣告解放。
上海解放后第三天，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专门致电陈毅市长，提出要不惜代价查明化名李静安的李白的下落。军管会和裘慧英四处查访，直到6月20日，才找到李白烈士遗体。中共上海市委为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上海市委在挽联上写道：“你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你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李白从事地下情报收发工作的电台所需要的维修器材，是裘慧英保存下来的，于1959年捐赠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毛泽东赞扬，“《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
在纪念馆里浩如烟海的革命文物中，有一张陈旧泛黄的纸。洇开的水渍流露出岁月的沧桑，在锈迹斑斑的骑马钉两侧，布满了小蝌蚪般的音符和潦草的钢笔字，轻轻的，很容易被人所忽视。不过，当你知道了它是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的原始曲稿时，你一定会肃然起敬 , 感受到它那金子般的光彩和沉甸甸的分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贺绿汀毅然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出队第一队，从武汉、开封一直演到西安。在西安，贺绿汀应邀访问了八路军刚刚成立的一个炮兵团。指战员们指着一门门大炮兴奋地告诉他说：“咱们过去没有一门大炮，这些大炮都是缴获日本鬼子的。”此时，贺绿汀突然来了灵感，化作一串火热的音乐旋律。几天后，他在防空洞内完成了《游击队歌》的词曲创作：“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1938年元旦，这首歌首次在山西洪洞县高庄八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演出，受到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的赞扬。不久，当演出一队到八路军各部队演出时，这首歌早已经传唱开了。
1946年4月，贺绿汀被调回延安。在王家坪的一次晚会上，毛泽东亲切地对贺绿汀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后来党中央撤离延安时，毛泽东在匆忙中还关切地询问道：“还有个贺绿汀呢？”
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又是怎么保存到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呢？原来，1961年8月，纪念馆的前辈陈绍康在上海《解放日报》上看到了贺老写的文章《游击队歌创作经过》，萌动了征集原曲稿的想法。几天后，当他应约来到贺家亲眼见到了这份珍贵的原稿时，竟情不自禁轻轻哼唱起来，贺老听了哈哈大笑，并真诚地表示：“《游击队歌》曲稿捐献给你们，由国家收藏，这就更好了。”
刘长胜：利用开烟行“为党立了大功”
荣泰烟行的店章及妥善保存下来的账簿无声地记录着中共地下党员不屈不饶的斗争故事。虽说开设烟行是为给刘长胜做地下工作打掩护，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充实和保管党的活动经费，使其不受当时物价上涨的影响。这账簿里详细记录了刘长胜领出的款项，其中既有作为同志们赴解放区的旅费的，又有作为救济费用的。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宪特方面，经常提到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刘长胜，并把他列为黑名单上的首要分子。可是他们哪会想到，沉稳的刘长胜正住在愚园路81号，而荣泰烟行老板的身份正是巧妙的掩护。
1941年1月1日，上海常德路65号的荣泰烟行开张了，这位“刘老板”身着一件蓝布对襟长棉袍，圆圆的脸上架着一副宽边圆眼镜，看似家境殷实。谁又能想到，他就是延安派到上海从事地下组织工作、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的刘长胜。
1933年，刘长胜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4月，因红军长征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共产国际便委派他携带联络用的密电码回国寻找中共中央。刘长胜接受任务后，历尽艰险，辗转跋涉，终于在1936年5月到达陕北的瓦窑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又恢复了通信联系，毛泽东曾称赞刘长胜“为党立了大功”。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委派刘长胜到上海参加恢复和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协助刘晓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从此，他开始了在白色恐怖下12年的地下斗争岁月。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刘长胜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上海任上海局副书记。
1946年至 1949年，刘长胜居住在荣泰烟行附近的愚园路81号，这里是当年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的秘密机关之一，上海局书记刘晓常到这里和刘长胜讨论开会。刘长胜家在二楼，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则住三楼，而同楼还住有一个国民党特务。
每次地下党在刘长胜家中开会，刘长胜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屋外放哨，一发现动静，他们便将麻将搓得哗哗响发出信号。久而久之，周围人都以为这位荣泰烟号的老板最爱搓麻将，虽然人来客往，却从未引起过外人怀疑。
如今，闹中取静的愚园路上，静静矗立着一幢砖木结构的欧式小楼，这就是重新修建后的刘长胜故居，恢复了当年“荣泰烟行”的原貌。一个甲子转瞬即逝，但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曾经战斗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黄镇将军：用漫画再现长征
近年来，人们在一些有关红军长征的书中可以看到一组生动的漫画插图，它描写了长征途中的艰难和勇敢，作者署名是黄镇。不少读者会问，这真是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黄镇将军画的吗？黄镇将军还会画画儿？长征途中还有时间用绘画来作记录？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文物库房中收藏的3本《西行漫画》，回答了这些问题。这3本书是1938年10月15日由上海风雨书屋出版的，由原上海图书馆赵邦荣捐赠。
《西行漫画》，也称《长征漫画》，的确是黄镇在红军长征途中创作的，是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珍贵历史文物。
1931年12月，黄镇参加了宁都起义，随着1.7万多人的队伍参加了红军，在红5军团任文化娱乐科科长。黄镇曾经在上海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院，并在上海一所中学里任过教。红军长征时，他在艰苦危险的行程中，见闻了许多难忘的场面、动人的事迹、英雄的壮举，红军队伍钢铁般的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极大地触动了他的创作灵感。黄镇拿起画笔，一路走，一路画。这些珍贵的画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大都丢失了，但其中的25张却被他人拍成了照片。后来，萧华将军将这些照片带到了上海。
黄镇夫人朱霖曾回忆：“过草地时，黄镇的脚上已经没有鞋了，他就用捡来的一张破鼓皮，做了一双鞋子，用麻绳绑在了脚上。破鼓皮很硬，很快就把黄镇的脚磨破了，经草地的毒水一泡，就红肿起来，伤口溃烂。快到岷县哈达铺小镇时，黄镇的脚已经不能走路。后来听他说，当时打前站的人回来说：‘哎，前边看到有房子了！’黄镇就一下子走不了了，是让人抬到哈达铺的。他的画儿，也就画到这里。此后，这些画儿如何到了萧华同志那儿，黄镇也记不清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留存漫画的来龙去脉，更成为一个历史谜团。
1938年，在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政委萧华的主持下，这些漫画被印出来并公开出版。
1962年4月，人民美术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决定精印这本画册。他们拿着这本原印本（即一大纪念馆所收藏的3本）去拜访经历过长征的黄镇将军。黄镇翻开《西行漫画》第一页后激动不已，立即问：“这是在哪儿找到的？我还以为找不到了呢？”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同志欣喜若狂，时隔25年，25页漫画的真正作者终于找了。后来，黄镇这样描写了自己最初的情感：“《长征漫画》的第一页，画上的形象使我激动不已。一位年已50开外的老同志，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黑夜，左手提着马灯，右手执着手杖……这就是林伯渠同志。他和徐特立、董必武，德高望重的老人，以半百的年纪，参加了长征，这一切历历在目，犹如昨日。这幅画唤起了我的记忆，仿佛我自己又走上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的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