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地道医院”

王江叶

　　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地道战》，将地道战这一在抗日战争极为残酷和复杂的形势下，由冀中平原上的抗日军民群策齐力发展起来的斗争形式，完美展现在观众面前。鲜为人知的是，依靠地道建立起来的“地下药房”“地下医院”等场所，也在全民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下药房

　　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位于冀中平原西部腹心地，辖清苑（今保定市清苑区）、之光（当时清苑县在张保公路以东的部分，县名为纪念李之光烈士）、博野、蠡县、肃宁、任丘、高阳、安新等8个县的农村。军分区卫生部和各主力团卫生队均设有药房，负责采购和供应药材。

　　冀中部队药材供应工作实行“统一标准制度，分散采购供应”的方针，以自办中药房为掩护，派人到部队驻地县城，以及天津、北平、保定、沧州等敌占城市采购。在斗争环境缓和、便于运输的条件下，军区卫生部向所辖各部队供应部分药材，包括战救药材、防疫药品、中药制品等，不足部分由各部队想方设法自行解决，药费按规定报销。

　　第9军分区采购药材的经费，是按年度编造经费预算和采购计划，药费标准按小米计算，每人每月8—10斤，再折合成晋察冀边币。具体使用经费时，根据日常生活工作和战斗时期，又制定了不同的分配标准，平时按“药品供应标准”“医疗器械标准”作为药品器材配备、供应、使用和消耗依据，战时则按“战救药材装备标准”供给，并配备“战救医疗箱”“红十字急救包”等补给战斗部队。供应工作统一配发实物，平时按季度发放，部队有作战、行军转移、集中整训、反“扫荡”等任务，再根据实际要求发放药材。

　　此外，各部队还会领用一部分经费作卫生杂支费，主要是购买毛巾、肥皂、口罩、绷带布、白酒、煤油、火柴、消毒器具等物品。

　　部队各药房始终遵循着一套严格统一的会计核算制度，即使是在行军作战和最艰苦的环境中也要遵守，包括登记、统计、报销制度，填报月份药品器材收、支、存、请、领报销表，药品器材出纳登记簿、药品逐日消耗统计表、医疗器械损坏报销表等，确保收支有据。

　　1943年，为适应斗争形势，第9军分区在高阳县小梁口建立“地下药房”，作为一个药材供应基地。小梁口距敌人据点仅有两三里路，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工作人员在夜里施工，群众帮着站岗放哨。在建造中，参考战斗地道样式，结合药房工作特点，采取“工”字形、“井”字形等样式，以便于储存和配发药材。

　　“地下药房”都是选择建在政治基础好的“堡垒户”群众家中，每户会设一两个秘密洞口，作为出入口。从洞口进入“地下药房”，要经过上下翻口，倘若发生紧急敌情，工作人员可随时将药房通道堵死，并从战斗地道转移，保证人员和药品安全。1944年，这个药材供应基地又转移到任丘县（今任丘市）小谭庄。在建设小谭庄的“地下药房”时，又进一步改进了设计，扩大了地道规模。

　　先后建在小梁口和小谭庄的“地下药房”，因地道建得隐蔽，敌人虽多次搜查，却始终未被发现，使药房安全得到保障。

　　地下制药厂

　　冀中军区第8军分区组建于1938年4月，最初驻扎在文安县苏桥镇。分区卫生部下设医务处、药房、管理科和一个担架队。为采购医药器材，卫生部专门成立药品器材采买组，到天津购买救护药品、器材、止血带、夹板等。为做好反“扫荡”工作，部队给每个战士发放了一条毛巾和一瓶防毒用的硼酸水。

　　为消灭冀中平原上的抗日根据地，敌人展开了疯狂的“扫荡”，对村庄反复搜查和“清剿”。八路军部队作战频繁，经常转移，伤亡人员也逐渐增多。为了保障部队需要，第8军分区卫生部除了日常采购，按照“自力更生”的方针，组织人员动手生产卫生材料和一些药品。

　　工作人员向驻地群众购买棉花和质量差一些的布匹，制作成绷带、纱布和脱脂棉；研制蒸馏器，生产蒸馏水；按照配方，制作一些药品。1941年夏季，部队流行隔日疟，可敌人封锁严密，很多药品无法采购回来，像盐酸奎宁这类治疗隔日疟的药品更是奇缺。为了节约用药，提高疗效，部队医护人员便将有限的盐酸奎宁粉制成注射液，给战士使用，并推行民间针灸疗法进行治疗。

　　1943年，为坚持长期斗争，冀中平原抗日军民广泛开展“地道战”，许多村挖了地道，并依托地道网，打击敌人，粉碎日寇的“扫荡”。这年9月，冀中第8军分区便在饶阳县大宋驾庄建了一个“地下制药室”，长2米，高1.6米，可容8个人在内同时工作。这个“地下制药室”主要制作绷带、三角巾、腹带、脱脂棉、纱布等卫生材料，陈皮酊、远志酊、樟脑酒、托氏散、大黄末、健胃散等药品，配制瓶装盐酸奎宁注射液，供应部队。

　　地下医院

　　献交县（原交河县西部、献县南部合并成立）军王庄是一个不满百户的小村庄，群众生活贫困。1940年秋，献交县大队医生杨国藩回到老家军王庄，创办医院。

　　创院之初，困难重重，人员、经费、药品，什么都缺。杨国藩仅有几种常用药品和两把镊子，好在他的工作得到了当地抗日干部和群众的大力支持。军王庄支部书记王恒昌、村长杨庆丰等人全力帮助杨国藩，县委、区委和几个群众团体也派人送来猪肉、白面、药品、器械、暖水瓶等物品，解决了医院起步问题。

　　军王庄医院收治的伤员都安排在关系可靠、抗日热情高的堡垒户家中。每天，杨国藩都会挨门逐户上门看望伤员，诊断治疗。

　　进入1941年，冀中平原上的抗日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日伪军经常派兵搜查村庄。为了掩护八路军伤员，军王庄的群众将住在家里的战士认作儿子、兄弟、丈夫，以瞒过敌人。可这种掩护存在一定危险性，并不是长久之计。上级指示，医院工作必须转入地下。于是，杨国藩跟村里的几个干部商议后，在几家群众的房底下挖地道，用了几天工夫，建了一座地下手术室和几个病房。建在地下的这些病房，有的是独立地下室，有的互相连通。为方便照顾病人，通常行动困难的重伤员住在彼此连通的病房中，而轻伤员住在群众家里，遇到日伪军搜查，再转入独立地下病房躲藏。

　　1942年，在日军大“扫荡”中，有的村庄地道被敌人搜查到，狡猾的敌人往地道里施放毒气，造成不少群众中毒，还有的干部和群众牺牲。军王庄吸取外村的经验教训，改进了地道设计样式，并组织群众扩修地道，使整个村的地道“四通八达”。改建后的村地道，样式繁多：为了迷惑敌人，在村外一些墓地里挖了许多假坟，坟下与地道相连；在村子枯井、土丘、树丛，设有真假洞口，让敌人难辨真伪；每个洞口都有陷阱、翻板、“窝弓”“线箭”等战斗设备，以及防水、防烟、防毒等安全措施；在洞内，还有通风孔、瞭望孔、射击孔，便于通风和防范、打击敌人。

　　由于周围的伤员不断送往军王庄，日伪军也听到了风声，将军王庄作为重点搜查对象，派兵围住村子，挨家挨户搜查。日军、汉奸对村里的老百姓威逼利诱，想抓住在此养伤的八路军。可村中男女老少个个紧咬牙关，没有一个泄露秘密、出卖同志。

　　敌人很不甘心，一次，他们想了一个计策，派人假冒八路军，跑到军王庄浑水摸鱼。这3个汉奸穿着便衣，进入军王庄，撞到了一个叫王振江的老人。汉奸们自称是便衣八路，让王振江带路，让他们进入地道找人。王振江却一下识破敌人的阴谋，故意压低声音讽刺道：“到据点里去给日本人磕几个响头，就不用这么担惊受怕了，当汉奸的哪个不是拿脸当腚？”3个汉奸一听，知道露了馅，再隐藏已无用，当即恼羞成怒，引来一群伪军，围住王振江便是一阵拳打脚踢。可王振江始终没有泄露秘密。

　　又有一次，日军突然包围军王庄，将老人、妇女和孩子分开，挨着审问，想套出实话。可没想到，就连孩子们也受到了大人们的教育，没有一个泄密的，让敌人依然一无所获。日军气恼之下，将村长杨庆丰捆绑起来，推进一个猪圈，而后端着刺刀，威胁在场的群众去活埋杨庆丰。群众们假作顺从，但只是将粪土堆到杨庆丰身前，根本没有埋到人。

　　有一个汉奸急于立功，将村里一位老人推到一条夹道里，并放火点燃荆条，想活活烧死老人。旁边的群众见状，不顾一切地冲进夹道，将老人救了出来。敌人很是无奈，只得大骂一句“统统的八路”，便撤离了军王庄。

　　1943年，因旱灾连年，庄稼歉收，粮食不足，在军王庄医院治疗的伤员们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最困难时，断粮也成了常事。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靠着地方抗日干部和群众的援手，医院才勉强支撑下来。

　　一次，县里派人买了一小车柿饼，送到了军王庄。村里住的100多名八路军伤员就是靠着这一小车柿饼，熬过半个多月。

　　饥荒时期的军王庄，群众的生活也非常艰难。打一桶水，就算是村中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得两个人抬。还有很多人，只要蹲下身子，就没力气站起来。可群众即使饿成这样，听说伤员们断了粮，宁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想方设法接济伤员。

　　一天，村党支部书记王恒昌的老母亲拿出4个鸡蛋，塞到杨国藩手里，让他拿给伤员吃。杨国藩知道，王家没有粮食，而且王恒昌生了病，也需要补充营养，便委婉拒绝了。老人却含着泪花说：“这我都清楚，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受穷守寡，把他拉扯大，心里别提多疼他了。可他是支部书记，我是党员，党员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什么事都先想到自己，那算什么党员？”杨国藩感动得热泪盈眶，万般无耐之下，他只得替伤员们收下了这4个鸡蛋。

　　村子的很多人也都伸来援手，有的老人送来一些红萝卜咸菜，有的人送来一小篮青枣，还有的人送来了红薯叶、红薯蔓、花生皮、玉米轴……困难时期，再少的东西也是“雪中送炭”。

　　杨国藩老伴儿将所有能吃的东西攒在一起，碾成面，蒸了3笼团子。开饭后，伤员们却相互推让，谁也不肯多吃。一顿饭下来，只吃了一笼，还剩下两笼团子。

　　眼看着饿着肚子撑下去不是办法，杨国藩想了一个主意。一天夜里，他拿着一把短枪，找到邻村一个姓韩的维持会会长，要他往指定地点送粮食，否则八路军就对其以汉奸论处，绝不客气。韩会长为了给自己留条活路，照杨国藩的话做了，第一次派人送了100多斤粮食。后来，杨国藩又通过书信的方式，让韩会长送了几次粮。不久，组织上也想办法送来一些粮食，这才让军王庄的伤员们渡过了难关。

　　设在军王庄的这个医院，药品和器械同样十分缺乏，杨国藩只得带着人，用一些土办法解决。没有探针，就把自行车的辐条磨尖代替；没有截肢锯，就用锯铁的锯子代替；药品种类不全，就用芒硝代替硫苦（硫酸镁），用中药大黄和苏打制成健胃药……

　　有一次，副大队长刘培基左眼负伤，需要摘除，可医院没有麻醉药品，杨国藩为此整日烦恼，不知该如何是好。刘培基却主动提出来，三国时期的关云长可以刮骨疗毒，他不比关云长差，可以不用麻醉药。在施行手术中，刘培基双手紧抓手术台边沿，脸上全是汗珠，可从始至终没喊一声疼。等杨国藩做完手术，刘培基还故作轻松状，拿了一根棍子作枪，放在右眼前瞄了一下，满意地说：“行，不妨碍射击。”

　　就这样，军王庄医院克服一个个困难，医治好了一个个伤员，很多战士在伤好后，又重返前线，为抗日立功。到1944年秋，医院伤员登记簿上已记下600多人的姓名。

　　抗战时期，冀中平原上建立起来的“地下药房”“地下制药厂”“地道医院”，虽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规模也不大，但却真实反映了抗战时期敌我斗争异常残酷的一面，以及根据地军民共赴国难、并肩抗日的动人情景。在敌人残酷的“扫荡”和封锁下，根据地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越来越强大，并坚持到抗战胜利，也正应了毛泽东那句名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