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1886－1973）是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较早较著名的宣传者之一，他因此被陈独秀邀请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可他信仰的社会主义和陈独秀信仰的社会主义并非同一源流，于是，便又很快退出上海发起组。他发表了很多文章以传播他的信仰，很有影响，很能迷惑人。针对张东荪的宣传和鼓吹，陈独秀与之展开了论战，这个论战的展开对于确立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宗旨，无疑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陈独秀

张东荪

　　一

　　1917年初，张东荪接任《时事新报》主笔。次年3月4日，他在《时事新报》设《学灯》副刊，致力于宣传新思潮，与同是宣传新思潮的《新青年》齐名。所不同的是，《新青年》对旧的东西采取的是批判的态度，而《学灯》则是“不骂不破坏”，不去挑战“旧道德、旧思想、旧文艺”，只是输入“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以让它自然消灭。 五四运动时，《学灯》在介绍和宣传新思潮方面，并不亚于《新青年》，它与《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晨报》副刊和《星期评论》，并称为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当时，曾被他派往苏俄采访的俞颂华说，《学灯》“对于介绍新思想是很有贡献的。在五四运动时读过他的报与杂志的人，想必还都肯为我这话作证”。 1919年4月28日，张东荪在《学灯》上开辟“社会主义”征文，只要是介绍社会主义且又是“朴实说理”的，都可以在《学灯》发表。9月1日，他又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旨在“改造中国与世界”。至于怎样改造中国，他说必需要“依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何谓“第三种文明”，那就是社会主义。对这“第三种文明”，“我们现在应当准备着，以待大改造的临头。” 这期间，《学灯》和《解放与改造》发表的文章有：《劳动与资本》《河上肇博士关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的观察》《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社会党泰斗马克思之学说》《社会主义两大派之研究》《社会改良与社会主义》等，都是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张东荪所撰写的文章《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在当时最具典型的意义。 张东荪在文章中说，社会主义发展到马克思，已经具有了“科学基础”，可又说社会主义“不单是马克思一人的学说”。马克思专注于物质生活的改造，要推翻“全地球的旧制度”。这种社会主义恰是张东荪所不能认同的。他的社会主义“不是从物质方面破坏现在的制度入手，乃是从精神方面传播一种新思想、新道德、新人生观，从新生活法入手，也就是先从打破现在社会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入手”，就是致力于文化运动，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让社会主义制度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这被他称之为建立社会主义“浑朴的趋向”“唯一的趋向”。 当时的中国，正如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19世纪40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正如久雍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张东荪所津津乐道的“浑朴的社会主义”，就是“旁流杂出”中的一支，在五四时期自有它的轨迹。

《时事新报》

　　二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到北京，通过北大的两名俄籍教授，与李大钊多次交谈，表示要帮助在中国建立像苏俄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政党。李大钊当即写信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商讨建党大事。这除了陈独秀的知名度和号召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海的社会主义思潮比北京活跃得多。

　　在上海，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媒体是《新青年》和《学灯》《觉悟》《星期评论》三大副刊。维经斯基找到陈独秀，有意通过上述副刊的影响，集聚起一批认可社会主义的知识青年，成立一个类似苏俄的政党。据与张东荪关系颇深的周佛海回忆： 有一天，我和张东荪、沈雁冰，去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去访仲甫（即陈独秀，作者注）。当时有第三国际远东代表吴庭斯基（通译维经斯基，作者注）在座。吴庭斯基当时讲话的大意是：“中国现在关于新思想的潮流，虽然澎湃，但是，一、太复杂，有工团主义，有社会民主主义，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势；二、没有组织，做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一点没有。这样决不能推动中国的革命。” 显然，维经斯基在讲话中批评了所谓“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而这其中就有张东荪推崇备至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是英语Guild的音译，是行会之意。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就是行会社会主义，是介于社会主义与工团主义之间的一种调和理论，主张实行生产自治和产业民主，以此而消灭剥削，实现劳动者的解放。 在当天的讨论中，维经斯基正式提出中国已到了建党的时候，而张东荪却认为中国不具备建党的条件，据周佛海回忆：“当天讨论，没有结果，东荪是不赞成的，所以以后的会议，他都没有参加。”

　　张东荪虽退出发起组，但还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然而，又从不主张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句话，他的社会主义是“温和型”的，而不是主张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这就必然与陈独秀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分歧，一场思想冲突也就难以避免了。 

　　三

　　这年10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演讲，张东荪对此所表现出的热情以及之后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更使他的朋友惊诧。他由罗素的演讲而重新审视自己所宣传的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要改变中国的状况，不是名目繁多的主义，而是要“开发实业”，“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只有如此，大多数中国人才能得着“人的生活”。至于怎样开发实业，“增加富力”，他也没有具体的意见，唯一具体的就是批评社会主义的宣传是“空谈主义”了。 李达最早发表批评文章，称张东荪是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只会“学时髦”，“说几句言不由衷的滑头话。”陈望道也发表批评文章。紧接着，邵力子又发表批评文章，表示赞成“增加富力”和“开发实业”的主张，而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去增加富力、开发实力”，以为只有“在社会主义下面的开发实业，方才能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 在受到这些朋友的批评后，张东荪又发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一文，并引述罗素在中国讲演时的话：“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使无知识的有知识，使有知识的更进一层。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点儿。”张东荪的观点引起老友陈独秀的关注，在致张东荪的信中提出了两个极为实际的问题：“（一）社会的工业有没有成立的可能性？（二）先生所谓在通商口岸与都会里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这班人属何阶级，他们是否掠夺他人之劳力与（获）得比较好的生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而这正是张东荪所缺乏的。 张东荪没有正面回答陈独秀的问题，陈独秀又致信指出：“先生所谓人的生活，自然是专指必不可少底衣食住等生活费。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欧洲机器初兴资本初发达的时候，失业者众多的恐慌，这种历史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就是现在有名的伦敦、神户的贫民窟，正是资本生产制的必然现象。” 针对张东荪提出的“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的言论，陈独秀作出反驳说，这正是他们之间“重要的争点”。陈独秀认为：中国可以用社会主义开放实业，无需非资本主义不可，“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指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个世纪也没有希望。” 陈独秀深知张东荪“既不赞成用革命手段集中资本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而中国的资本家“向有不愿以财产充资本之习惯”，依靠他们开发实业是不可能的。所以，陈独秀断言：“先生等所迷信的资本主义，仍是一个空中楼阁。”

　　四

　　针对朋友们的问难，张东荪发表长文《现在与将来》，以表明他对“社会主义论战”的最终的态度。文章把中国的现状，概括为“四病”交加，即“无知病”，人民没有知识；“贫乏病”，人民多困于生计；“兵匪病”，兵连匪结，民不聊生；“外力病”，外国列强恃势欺凌中国。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实情，遗憾的是他没有深入地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本质是什么。 张东荪认为要根治“四病”，只能对劳动者进行改良，只能“开发实业”“增加富力”。这就要依靠渐起的“中产阶级”，他称之为的“财阀”。他不承认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除“少数工厂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他们“人数又少，直不能有何势力”。“人民贫乏太甚，求食不得，不能久持。”处此背景条件下，如果高喊“劳农主义”，那必定是“伪劳农主义”。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中国目前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更不可能组织无产阶级政党。 张东荪认为，中国若实现社会主义，是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静待”，只能做这样一些工作：一是普通的文化事业，二是推行广义的教育事业，三是切实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四是协社的实行，也就是实行合作社的方法。 张东荪的主旨思想是取消建立共产党，不同意建立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当然是那一代共产党人所无法认同的。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就未来的中国革命设立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实行民主革命，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共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分为最低和最高两步走，尤以最低纲领切近现实，不能不说是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论战和工作实践中所得到的一些有益启示所致。 中共二大后不久，陈独秀给张东荪去信，提出发展中国实业应该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途径。张东荪在回信中又再次劝告这位中共领袖，不要将革命的矛头对准资产阶级，打倒军阀才是时下的当务之急，如果军阀不除，“劳动阶级即把资产阶级完全打败，也是不相干的，还是仍在十八层地狱里么？” 这时，张东荪还将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集中到《时事新报》副刊《社会主义研究》的麾下，公开亮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以表明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