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西时指出：“在瑞金，我们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启了红色政权建设的探索。”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开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开始了制度建设的伟大探索。

　　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革命道路发展的必然趋势。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31年秋短短的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10多块“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然而，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反复“围剿”，加上交通阻隔，各根据地和红军基本上是各自为战，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统一领导、统一协调，以形成更大更集中的革命势力。

　　鉴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提出：苏维埃运动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即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组织好这个政府的工作”，“中国要成为统一的、独立的苏维埃国家，推翻国民党政府，支持苏维埃运动，并把这个运动扩展到全中国”。为此，共产国际多次敦促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同时，共产国际在政策、干部培训、技术、资金等方面提供了指导和帮助，共产国际远东局还直接指导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草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等重要立国文书。可以说，共产国际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存在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一种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政权，一种是国民党执政的军阀政权。随着各地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以便赢得政治斗争的主动权，更好地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也只有尽快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实现苏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

　　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支持下，经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项英、任弼时等党政军领导人及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经过近两年的筹备和4次延期，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开幕，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大会结束后，瑞金县划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直辖县，由此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当时人们称瑞金是“红色华盛顿”、中国的“莫斯科”。那么，“一苏大会”这样的盛事为什么选在瑞金召开呢？

　　首先，瑞金位于赣闽粤3省交界之处，又是中央苏区的中心，四面环山，交通闭塞，是当时敌强我弱条件下建立红色中央政权的理想之地，便于“居中指挥”。从当时的军事态势上看，兴国是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主战场，受战争破坏较大；于都距离敌人占据的赣州太近；宁都、会昌当时还在国民党手中；长汀过于偏东。相比之下，瑞金最为合适。其次，瑞金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当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有“绵江两岸是块洲，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的民谣，具备保障根据地和红军给养的坚实物质基础。同时是群众基础的深厚。瑞金人民历来具有开放包容的胸襟，英勇好强、与时俱进，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在政治、军事方面，瑞金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当年毛泽东率领红4军进入瑞金，百姓群起响应，毛泽东大为赞叹：“瑞金是个好地方，一定要把这块革命根据地搞好。”第三是政局人心的稳定。瑞金没有国民党的常驻军，地主武装力量也较弱。当时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第三任），及时纠正了“肃反”扩大化，一时间瑞金政局稳定，人心安定，这为定都瑞金创造了极好的基础条件。

1931年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之所以称为临时中央政府，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全国苏维埃运动并没有取得全面胜利，各根据地比较零散，军事力量及疆域范围还比较小，所以中共中央觉得此时成立的政权只是临时的，可待以后苏维埃政权更为巩固、全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得更好的时候，再设立正式的政府；二是受李立三等人“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党和红军一些领导人认为中央苏区地处偏僻地带，不宜在这里长久设立正式的政府，只能设临时中央政府。

　　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历程

　　苏区时期，共产党人带领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贫苦农民第一次翻身做了主人，焕发了无比高涨的革命热情。在党的领导下，他们积极开展武装暴动，成立农民协会，建立了地方苏维埃工农兵政府，为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红军连续取得3次反“围剿”战争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锻炼了红军，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的斗志，不仅使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还赢得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我党正是以赣南、闽西苏区为依托，召开了“一苏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由于受到李立三“左”倾错误和国民党军事“围剿”影响，“一苏大会”4次延期，共产国际不断敦促，中共中央于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之后还成立了中准会，讨论决定了“一苏大会”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令、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案等草案，为“一苏大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粉碎敌人“围剿”进军中的中央红军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开幕，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一苏大会”历时14天，讨论通过了相关法律、法令和政策文件，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等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1月27日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选举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同时，苏区形成了中央到地方较为完备的政权系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

　　苏维埃红色政权建设的成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统一指挥，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和党的自身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分为乡（市）、区、县、省和全国共5级。各级苏维埃代表均由选举产生，年满16岁的苏维埃共和国公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直接参加政权管理。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政权机关。中央人民委员会下设“九部一局”，即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后又增设国民经济部、粮食部、中央临时最高法庭、中央审计委员会等。党和苏维埃政府还初步建立起苏维埃法律体系，并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司法组织系统，有效保障了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有序的政治参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在局部范围内改变了人民被剥削、被奴役的命运，孕育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思想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思想。

　　面对国民党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反“围剿”斗争准备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必要的物质条件。组建国民经济部，统一完善财政税收政策，建立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不断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坚持以粮为主、发展多种经营，组织群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公营的军需工厂和厂矿企业也开始建立起来。设置对外贸易机构，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将苏区的钨砂等销往白区，再从白区购进食盐、药品等急需物资，缓解了军民生活必需品的短缺问题，保障了革命战争的进行。苏区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为后来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开展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负责统一领导中央苏区的一切武装力量。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即第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曾先后辖有红1、3、5、7、8、9军团。在地方武装建设方面，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区及其所属军分区。各军区和军分区所属的地方革命武装，包括赤卫队、模范赤卫队、少先队、游击队、赤色警卫队、红军独立部队等。中央红军总兵力在鼎盛时期，达到近13万人。各级苏维埃政府把领导和组织革命战争、动员扩红支前视为第一位的中心工作，提出一切为了革命战争胜利的口号，实行拥军优属，颁布《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开展“共产党员礼拜六义务劳动”活动，帮助红军家属耕田，解除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有力地保障了红军部队的战斗力，在苏区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扩大红军热潮，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的优良传统。

　　为满足苏区群众对社会文化的渴求，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农村注入现代政治和社会文化元素，开展了“废旧立新”的社会改革运动，推动苏区成为“自由的光明新天地”。开展政治宣传，创办《红色中华》《斗争》等报刊，并通过革命标语、革命歌谣、红色戏剧等形式，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动员群众投身革命。开创教育事业，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各种夜校、半日制学校、补习学校或识字班。开展妇女解放运动，明确“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等规定，在参政、教育和家庭等方面提高妇女地位，推动树立社会新风尚。创办社会保障事业，制定了红军优待、抚恤等政策措施。发展卫生体育事业，初步构建了医疗卫生防疫服务体系，普遍建立了红色体育组织，大大促进了军民健康。

　　为了保障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障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促进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工作，注意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注重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在党内生活中，严肃认真，健康向上。严格党的纪律，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注重加强党的宗旨教育，大力培育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苏区时期，由于各级党组织都非常注重大力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不论军队和地方，党员人数都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中央苏区的党员人数曾达到20万人以上。另外还建立和完善了从中共苏区中央局到各省委、县委、区委、中心支部、党支部的完整系统，并注意在政权组织、群众团体组织中建立党团组织，以加强党的领导，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执政时间尽管不长，却为党领导、管理国家政权，摸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

　　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试验田，锻炼了我党的执政能力。临时中央政府是我党领导的第一个具有国家形态雏形的中央红色政权，使我们党第一次成为局部地区的执政党。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试验田，共产党人的文韬武略都在这里施展了一番。《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书》指出：苏维埃政权将一定成为“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的前奏曲，或者说是“预演”。尽管仅有几年实践，也为后来新中国的各方面建设提供了一定历史经验。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

“二苏大会”全体代表合影

　　毛泽东在“二苏大会”指出：“苏区土地革命的威力，扫荡了一切封建的残迹，千百万农民群众从长期的黑暗中惊醒起来，夺取了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财产，没收了富农的好田，废除了高利贷，取消了苛捐杂税，打倒了一切与革命为敌的人，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农民群众第一次从地狱中出来，取得了主人翁资格，这就是苏维埃政权下与国民党政权下农村状态的根本区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施行的是工农民主专政制度，红色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工农民主专政创造了群众直接参与政治的路径和模式，使以苏维埃制度来进行社会改造的中央临时政府具备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源头。

　　党和苏维埃政府构建了基本完备的苏维埃国家法律体系，先后颁布了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内的120余部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为新中国的依法治国提供了一定遵循。

　　苏维埃政府通过法律的制度，加强了对社会的建设与改造，颁布教育法，兴建列宁小学，让适龄的儿童得到免费教育的机会；建立苏维埃法制，大力推行移风易俗活动，塑造了信奉科学、破除迷信的氛围，真正让苏区人民进入到“崭新而光明的新世界”；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废除了当时的婚姻陋习，不仅促进了社会的稳定，还解放了苏区妇女，使其在革命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颁布《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和《红军抚恤条例》等法律法规，确立了苏区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实行国家的失业津贴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