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935年8月19日的《马林赴华回忆》记述，1920年6月，马林代表印尼共产党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同年8月，列宁任命他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驻地为上海，任务是“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个办事处作一些调查”。
马林（1883-1942），荷兰人。其身材壮硕如同工人，而那副金丝眼镜则表明他是知识分子。作为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他从莫斯科经奥地利穿过苏伊士运河，坐远洋海轮来到上海。马林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两大贡献。第一，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促成了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使中国共产党迅速得以发展。此后，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马林自始至终参加。1942年4月14日，马林视死如归地倒在德国法西斯的枪口之下，享年59岁。
一
1921年7月23日晚上，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里，15个人围着楼下一张长方形大餐桌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包括13位中共代表和两位远道而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
彼时，38岁的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约瑟夫·斯内夫利特·马里。马林出生于荷兰鹿特丹，曾在荷京大学读书，能说流利的英、法、德等多国语言；1900年，开始在荷兰从事工人运动；1902年，加入荷兰铁路电车工人联合会；1904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被派往荷属东印度（今印尼）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14年，发起成立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后改称印尼共产党）；1917年，著文宣传俄国革命，被荷属印尼当局驱逐出境；1919年1月，回到荷兰，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加入荷兰共产党，与怀恩科普等同为激进的论坛派。
因马林此前有在殖民地领导革命的丰富经验和超群的工作能力，列宁对他格外赏识。在挑选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选时，列宁认为马林非常合适。
1921年暮春，马林在维也纳申请前往中国时，被奥地利警察以“赤色分子”的罪名逮捕后驱逐出境。4月21日，马林登上意大利的“阿奎利亚”号轮船，驶向上海。
马林尚在途中，荷兰驻东印度总督府一等秘书就已三度致函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密报马林行踪，并寄去了他的照片。5月30日，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致函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通报斯内夫利特和阿瑟尔巴尔斯（马林的同事、印尼共产党人）偕其17岁的爪哇妻子正前往上海，务必“密切注意他们的行动”，还同时“通知中国警察局和公共租界捕房”。
二
1921年6月3日，徐徐驶入上海黄浦江的“阿奎利亚”号汽轮上，走下来一位外国人，他就是共产国际派赴中国工作的代表马林。
马林刚踏上上海码头，密探的眼睛便盯上了他。同日，马林下榻于1917年开业的上海先施公司的附业东亚旅馆（今南京东路锦江之星酒店）。翌日，马林化名“安德烈森”，前往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办理手续，声称自己的职业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不过，当他与中国人交往时，则用中国化名——“倪公卿”。这样他就处于被监控的状况。不久，他搬进公共租界的麦根路32号公寓（淮安路32号，今康定东路归仁里区域）。
马林抵沪后歇息的东亚旅馆（现上海市南京东路的锦江之星酒店）
马林正式搬进麦根路32号那天是6月14日。这天已是7月30日，他必须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一道前往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家中开会。他是几天前得到的通知，此后便开始筹划这次出行。起先，他一筹莫展，直到一位英文流利的犹太女人来敲他的门，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并不能保证奏效却也许是唯一的办法。
“您好先生，冒昧打扰，我叫诺亚，住在您的隔壁，假如不是特别麻烦您的话，能为我照看一下孩子吗？我出门办点儿事，大约一个小时就回来了。”这位自报家门的女人目光焦灼。马林没有犹豫，“叫我安得烈森，没问题，您尽管去，我没有出门的打算。”
诺亚看来是单身，马林私下揣测她是个寡妇，因为显而易见，犹太女人是不太会离开丈夫独居海外的，尤其还带着一个孩子。那是个男孩儿，看样子5岁不到，在马林的房间里跑来跑去、爬上爬下一刻不停。有那么一瞬间，马林看见他攀上了窗边的凳子，如自己往常那般紧张地望出去，“汽车！”他用英语叫喊。这一喊，竟让马林心生一计。次日，马林回访了诺亚母子，称自己初来乍到无亲无友，十分落寞，可否择日请她母子用晚餐？诺亚欢喜，当下无不可，日子便定在7月30日晚间。
盛夏的黄昏，马林很清楚窗外正暗暗发生的一切，与这幢楼一样真实地存在着，他住在这儿一天，这种令人不安的存在就会顽固地持续24个小时。只要他站起身，踱至木百叶窗前，透过窗缝便能窥见楼下麦根路对过的法国梧桐树下，那隐隐绰绰的树影间闪烁着的人影，偶尔看不见人影的日子，路边必定停着一辆黑色轿车，那是租界巡捕房的人。
但他这时，正安然坐在摇椅里，左手捋着八字胡，右手擎着荷兰大班烟斗，也不抽，任那青烟随思绪升腾而起，缭绕在天花板上，而后弥散开来。他在等，等天色暗下来。
天色已暗，马林整装，出门前精心梳理了一番八字胡。他右手抱着孩子，紧跟在诺亚身后，走出楼下大门，左拐，孩子的身体完全挡住了他的脸。他没和诺亚交流什么，饭店是诺亚订的，假若方向相反，他便会选择用左手抱孩子。走出一个街口，马林回头张望，远远的，黑色轿车原地未动，再过一个街口便又要转弯，马林仍下意识回头，路上行人不多，他确信无人跟来。其实他心中早有预案，即便有人跟来，他也会先去饭店里坐下，伺机而动。
饭菜还算可口，诺亚一直在笑，尽管初识，马林却辨得出，这个不算美丽的女人，嘴角溢出的分明是一种满足的笑容。他起身去了趟洗手间，回来时顺便到服务台把账结了。“好了，诺亚，账已结，我要提前离开去见一位老朋友，你们再坐一坐，回家不过只有两个街口，路上不要耽搁。”诺亚的笑在脸上迟滞了两秒，但总算不失礼节地回赠给马林：“谢谢安得烈森先生，谢谢您的晚餐，我们自己可以回去。”
马林在饭店门口上了一辆黄包车。当他第二次（前一次是7月23日晚）穿过市中心到达法租界内的李汉俊家的时候，尼科尔斯基和陈公博已经在那儿了。参会的人不多（周佛海因病没有出席），会议主要还是按原定计划，先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对中共建党的一系列问题发表意见。然后，再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散会后，李汉俊用牛皮纸给马林扎了一包桂花糕让他带回去。马林谢过，直接赶回麦根路32号。
但他没想到，他前脚刚走，片刻工夫，9名荷枪实弹的中法巡捕就赶到了，他们搜查了这幢楼房，反复盘问李汉俊和陈公博二人，“刚刚离开的那两个外国人是谁，其中有没有一个叫安得烈森的荷兰人。二人坚称来的都是故交，不认识什么荷兰人。”盘问无果，巡捕房的人草草收场。
三
马林当晚回到家中，屋里的灯是他临走前留的，进门后便立即关了。他走到窗前，屏息静立，观察楼下动静。楼下的车里原有两人，显然是被今晚的状况搞晕了头，下车来，站在路边窃窃私语。几分钟后，有个捕房当差的一路小跑过来，与两人低语了一阵，朝楼上指指戳戳。
第二天一早，马林提着李汉俊昨晚送他的桂花糕来敲诺亚的门：“送给你，给儿子吃。”诺亚瞪大眼睛问：“为了什么？”这一问倒是把马林问住了，他显然不能说谢谢，诺亚当然也不会明白他的谢意从何而来。他迟疑了一会儿，道：“为了昨晚的失礼，我至少该把你们母子平安送到家。”
楼下一如往常，同一辆车，不同的人。似有一张无形的网，将麦根路32号公寓死死地网在中央。
中共一大会址
在中共一大上，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马林的这番讲话给中共一大出席者包惠僧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尽管马林在生活中不乏绅士风度，可后人对他的描述却是发表言论时虽口若悬河，却有些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固执己见。有人还拿他与维经斯基相比，说他远不如维经斯基那样谦逊，更不如维经斯基得人心。
自这个荷兰人乘坐“阿奎利亚”号抵达上海的那一天开始，便注定要与中国、与上海、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革命事业结缘并留下这段历史，而他所能留下的唯一纪念便是这处暂居旧址——麦根路32号公寓。
悠悠岁月，沧海桑田，如今麦根路32号建筑早已从地图上消失。在中国期间，马林主持了中共一大及其后的一些会议。中共一大结束后，陈独秀从广州回沪主持中央工作，马林作为国际代表也经常协助。此时，马林力劝中共应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陈独秀出于自尊，开始不愿接受，但其不久被捕，靠马林动用了共产国际拨给的几千元活动经费打通关系才得到释放，于是，陈独秀感到外援十分重要，同意参加共产国际。1922年7月，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举行的中共二大，作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标志着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正式确立。
马林根据在爪哇的经验，认为目前只有几十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应与号称拥有几十万党员的国民党合作，才能推动民族运动并使自身获得大发展。1921年12月23日，马林经武汉和湖南抵达桂林会见筹备北伐的孙中山，建议国民党联合民众，并建立军官学校。
1922年7月24日，马林再次回到上海，建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进行革命活动。之后，他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但不放弃自己的独立。共产国际接受了他的建议，要求他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展这项工作。这个指示，被仔细地打印在一块白色的绸缎上，缝进了马林的衬衣。8月，中共中央在结束了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部分委员赶到杭州西湖举行了中央委员会议，基本上确立了联合国民党的政策。
1923年6月，马林在广州参加了中共三大，会上确定了用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开展国共合作。1924年，马林被召回，由维经斯基接替。（作者：周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