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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新中国统战和政协工作的实践者
2022-04-18 10:46:42 来源:《文史精华》2021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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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冰(1903-1972),出生于河北省南宫县(今南宫市)一个富农兼商人家庭,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做过翻译,从事过地下工作。全面抗战时期,徐冰在重庆与文化科技界和上层民主人士交往密切,为发展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贡献。解放后他长期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成绩卓著。他为人热情直率、平易近人,深得党外朋友的信赖与好评。 

  不要取消民主党派  

  1949年7月,正在北平市任副市长的徐冰接到中央的调令,调任他到中央统战部任副部长,协助李维汉的工作。不久,他兼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职责,从那时起开始与政协工作结缘,历任全国政协一届副秘书长,二、三届秘书长,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

  长期以来,李维汉主管中央统战部工作,徐冰分管民主党派、全国政协工作。李维汉病假期间,徐冰就成为统战部代理部长,这种格局基本上延续到1964年12月。由于李维汉侧重于大政方针的研究与领导,因此,全国政协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主要由徐冰负责。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任务繁重,头绪繁多,许多事情要当面协商,许多政策制度有待于研究确定。这样,徐冰充分发挥自己熟悉党内外人士、擅长交友联络的优势,不辞辛劳地一天天地在外头跑,而统战部一般的接待工作也基本上由徐冰出面。

  1949年7月11日,周恩来、徐冰共同致函陈毅、夏衍,询问周钦岳是否已经抵沪。函中称,周钦岳在重庆办《新蜀报》多年,非常有经验。建议四川解放后仍请周回川恢复《新蜀报》,并请征求周本人的意见。不久,徐冰主持召开了一次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高级将领参加的统战工作座谈会。根据会议中反映出来的情况,结合一个时期以来自身工作实践中的思考,徐冰认为,党关于统战工作的大政方针亟需明确,如各地方统战机构的建立,统战干部的配备,以及各统战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都是新的历史时期推动统战工作所必需解决的问题。为此,1949年9月20日,徐冰写信给周恩来,汇报了统战工作座谈会的情况,同时提出在政协会议闭幕后,请周恩来主持召集一两次会议、讨论统战工作并产生一个中央对统战工作指示的建议。

  10天后,也就是10月1日,徐冰再次致函周恩来,说“统战工作会议我们认为以快开为好,恐过几天各地代表走了不好开”。他还对会议的召开提出了详细的、具体的建议,包括议程、参加人(开列了中央、地方参加人的名单)、地点等。这时,徐冰对可能影响今后统战工作的重大问题有了进一步思考,认识更加深刻。反映在预拟议程中,则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今后统战工作的方针与任务;二是我党统战工作的组织问题;三是目前要解决的几个具体问题,其中有5项是关于民主党派的。此外,还有中共及各党派与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地方委员会的关系问题。

  10月1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工作条例》讨论通过。条例规定,全国政协设立8个工作组(即现在的专门委员会),在秘书长领导下,进行研讨和审议。10月25日,全国政协又召开秘书长及各组组长联席会议,讨论了全委会今后的日常工作。会后,徐冰(这时他代理李维汉全国政协秘书长职务)给主席、副主席并各位常委作了汇报,并就全委会机构的设立与工作推动问题进行请示。他说,大家一致认为,全委会的8个组,不应该只是一个空名,或只是安插几个人而已,应该充实它们的工作内容,如讨论各种具体问题及专门问题,应切实发挥好政府与人民间桥梁作用。此后,全国政协工作机构与制度陆续建立,如工作会议、双周座谈会、学习座谈会等。徐冰是“工作会议”成员、“双周座谈会”中共代表、“学习座谈会”干事会成员,与其他委员不同的是,他不仅要参加这些活动,而且还是活动的组织者与联络者,并且是活动内容与方式的筹划者。

  就在徐冰积极提请中央召开统战工作会议、研究确定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政策的同时,各民主党派内部对于自身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问题出现了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在新生的人民政权下,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的任务已完成,因而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一种认为现有的几个民主党派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没有根本区别,可以合并到一起。比如,救国会的同志认为今后救国的任务已不存在,开始酝酿撤销救国会。徐冰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没有立即劝止酝酿解散的活动。11月中旬,中国农工民主党召开第五次干部会议。会上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分歧,一种意见力主“光荣结束”,取消农工党组织。持这种意见的只是少数,但说话很有分量,因为被认为是“代表进步的意见”;另一种人数较多,不愿意取消组织,但不敢理直气壮地力争。徐冰在会上提出了“不忙于结束,创造将来结束的条件”的观点。

  

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与会代表合影

  12月18日,救国会在北京饭店举行茶话会,招待在京会员与各民主党派人士。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出席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当天,《人民日报》发表救国会解散宣言,宣告救国会正式解散。这时,毛泽东已于两天前离京访问苏联,回来后他听说了救国会解散的事,认为应该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此后,李维汉、徐冰等积极去做各党派的工作,如农工党、民主建国会,说服他们不要取消,从而在政治上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民主党派应该继续存在

  1950年3月,徐冰期盼的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了。会议期间,周恩来作了两次重要报告,指出要处理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4个关系,发挥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积极作用。毛泽东听取了会议的汇报并针对会议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作了重要批示。

  徐冰在会上作了《关于民主党派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各民主党派为了适应新的时代、新的任务,分别召开或准备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他们现在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公开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过去的章程和纲领里边,还有旧民主主义的东西。他们将修改过去的章程,总结过去的工作,整顿组织,以便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而努力。

  徐冰还讲到各民主党派会议以后党派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是进步分子的团结问题。现在进步分子有小圈子作风,狭隘的宗派主义,不接近群众,不做群众工作,有被孤立的现象。二是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整顿,以及帮助他们解决房子问题和成员的职业问题。三是帮助民主党派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理论政治教育,做好他们的各种安排,做到毛主席讲的“各行其事,各得其所”。四是要解决民主党派的经费问题。

  会议分组讨论时,徐冰担任民主党派组组长。会议期间,他还与李维汉一起出席了民主党派中央联合招待统战会议代表的会,解释政策,交换意见,解答问题。就在这次会上,徐冰正式承担了自己在取消救国会问题上的责任。他说:“关于救国会的问题,这是我应该向同志们作自我检讨的。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他还对自己在农工民主党会上所提观点作了自我批评,认为错误在于“在原则上没有明确地指出不应该取消,应该继续存在和工作”。

  民主党派应该继续存在并要与中共长期合作的方针得到重申后,民主党派的建设特别是组织发展能否适应形势的需要,就成为当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为此,中共中央于1951年1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开始后,徐冰首先向大家介绍了这次统战会议的议题,然后重点谈了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他说,新政协开始后,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任务是整顿组织,在政治上提高一步,并培养干部。各党派整顿组织是有成绩的,但在整顿的基础上,还要发展。要发展组织,就要有一些具体规定。所以,愿意与各党派的负责同志谈一下。周总理强调各民主党派组织的发展,就是扩大统一战线,完成教育群众的任务。

  会议期间,各党派同志纷纷发言,畅谈了各党派组织发展的打算与遇到的困难。

  徐冰在总结发言中,针对大家座谈中谈到的问题,指出:组织方面,肯定地说今天是要发展的,一方面发展组织,另一方面要巩固发展;发展的对象和方法,希望各党派回去讨论,提出初步计划。干部问题,主要是干部缺少。解决的办法,一是由各党派自己提拔培养;二是将干部送革命大学学习;三是有计划地选择一批人,参加到各党派中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帮助各党派进行工作;四是统战部动员进步的知识分子参加各党派并去工作,通过这些积极分子的工作来教育中间的带动落后的,使各党派和我们一起走向社会主义;五是党派宣传问题:中共本身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许多党员就不愿做统战工作。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曾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示,他们批评我们说,主要的是靠我们本身来进行宣传工作,现在各民主党派也是如此,也要依靠各党派自己。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部分民主人士游天坛

  会后,根据中央指示,徐冰主持了《关于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组织试行方案》的起草及修改工作。这个方案涉及了民主党派发展计划、对象和方法等问题。最后,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

  主持召开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1959年底到1960年初,民主建国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同时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将近2000人。这时,正处于开展反右倾运动之际,因此会议初期与会代表中相当多的人紧张不安,徐冰注意到后及时向党中央作了反映。

  1月4日和5日,徐冰参加了这两个会的有关座谈,对陈叔通、胡子昂等人的发言作了认真记录。9日,他在大会临时党组扩大会议上讲话,传达了中央指示。他说,中央指示,根据当前阶级斗争缓和的形势,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不搞整风运动,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搞重点批判等等,不把对党员的要求机械地搬到党外去。而是要采取和风细雨、正面说理的办法,进行帮助和教育。这个指示,对于这两个会议代表敞开思想、放下包袱并进而扭转会议气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60年夏天,民革、民盟、民进、农工党、致公党和九三学社分别召开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1800多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会议采取了人们容易接受的、自在舒畅的“神仙会”方式进行。当时,国内经济处于困难时期,中苏关系还很紧张。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中的很多人对此很关心,有的忧心忡忡。7月30日,徐冰给周恩来写信,请他抽时间早日给民主党派会议代表作个政治报告。这时,文代会也同时在北京召开。8月5日,徐冰与周扬、夏衍、阳翰笙等交换意见,希望总理给两会分别作报告。8月6日,徐冰又致函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希望总理给党派会议代表作个报告。总理看到徐冰前后写来的两封信后,决定给会议代表作报告。他的报告围绕国内外形势展开,着重讲了中共与苏共分歧和争论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等,还回答了民主党派“后继无人”的问题,从而进一步保证了会议的成功,促使与会的知识分子讲了心里话,摆出了疑虑、苦闷和担心。

  10月11日到11月中旬,徐冰到黑龙江、吉林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研。他到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长春等城市,作了多次报告,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在这些座谈会上的所有报告中,徐冰都不断强调贯彻党的统战政策的重要性,强调搞好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重要性。

  1961年3月,中央统战部召开华东及河北七省二市统战部长座谈会。23日,徐冰作了长篇讲话,强调指出,要检查统战政策的落实情况,如顾一头包一头问题、安排使用问题、合作共事关系问题、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以及统战政策中“左”的或右的偏差问题。在谈到统战工作与中心工作相结合时,徐冰认为可以将“神仙会”运用到学术界来。他说,使学术界活跃起来,才能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久之后,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八省九市统战部长会议上,徐冰先后又作了两次讲话,要求在研究阶级动向、合作共事关系中,主要研究知识分子工作问题,特别着重研究与工程技术人员的合作共事关系问题。

  这一时期的徐冰,开始对一些“左”的思想与认识进行认真思考,提出尖锐批评。1960年6月的一次会上,他很严厉地说:“很左、很进步,这是好的,但‘左’得孤芳自赏,‘左’得脱离群众,有什么可爱之处呢?其实是‘左’得可笑。这种作风必须改变。”他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和统一战线的性质,二者要兼顾,缺一不可。不看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则‘右’;不看到统一战线的性质——则‘左’”。他说,在团结、改造当中,“单政治挂帅不行,还要适当注意物质待遇”,“只是物质待遇——这是低级的、廉价的,但只是政治挂帅,不管人家的生活、健康、劳逸——是空头政治家,不是两条腿走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徐冰指出,“对知识分子的作用要重新估计一下,不能说都是老而无用。”“列宁的作风、列宁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气魄、政策,我们每个人都应学。”

  1961年一二月间,徐冰曾多次主持秘书长办公会议,就党与非党合作共事关系问题、加强政治协商活动问题进行座谈、研究。11月,又本着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决定开展“双周讲座”活动。12月14日和21日,秘书长办公会议又两次开会,讨论对政协委员、已故委员夫人和文史专员的生活照顾问题。

  1962年3月,周恩来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界定上,明确指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的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响,同时也向统战部提出了要以这个讲话为指导研究统战工作的形势与任务的要求。

  4月23日至5月21日,经部务会议决定,由徐冰主持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开幕词中,徐冰宣布了会议议程,议程之一就是讨论李维汉关于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讲话。特别是他还重点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问题,即它究竟已经是社会主义政党,还是基本上是社会主义政党,希望能够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二是知识分子已改变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由第二联盟走到了第一联盟,即劳动者之间的联盟。

  5月17日,徐冰参加了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书记处的汇报会。周恩来、邓小平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当时的统一战线工作,指出,统一战线是长期的,统战工作是得到益处的,是三大法宝之一。现在讲政治形势好,就是统一战线的形势好。19日,徐冰向与会人员传达了上述重要指示,并作了总结报告。徐冰主持召开的这次统战工作会议后不久,由于重提阶级斗争,统一战线工作在曲折中前进。(叶介甫)

责任编辑: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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