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北渡长江入川的中央红军在土城与川军激战失利，被迫两渡赤水回师黔北，第二次占领遵义。然而，在这次战役中，红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损失尤为惨重。

　　土城之战和扎西缩编

　　遵义会议后，复出的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制定了《渡江作战计划》，明确指出：“我野战军目前的基本方针，在由黔北无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当时约3.5万人的中央红军兵分3路离开遵义，向川黔边的赤水地区集中，准备渡江北上入川。

　　1月27日，中革军委率红3、红5军团进入土城。

　　在这之前，林彪、罗荣恒率领红1、红9军团先行向赤水县城进军，为全军渡江入川打开通道。1月28日，中革军委命令彭德怀指挥红3、红5军团，向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祺部（判断为4个团）发起进攻，兵力较多的红3军团担任主攻。

　　然而，由于川军的拼命抵抗，红3军团和红5军团损失惨重，形势万分危急。最后，连朱德都亲自上了第一线，中革军委下令林彪率进军赤水途中受挫的红1军团火速回援土城。28日下午，红1军团到达土城后立即投入战斗。此时，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发现敌人不是4个团而是8个团，而且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赶来，于是只得下令红军撤出土城战场。

　　红军在土城之战中究竟伤亡了多少人，大多数文献都只提红军“伤亡重大”，却未提供具体人数。索尔兹伯里（美国著名记者）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国民党的统计材料认为，共产党方面伤亡了2000多人。共产党方面现在无人敢于统计伤亡情况。”他在书中估计红军伤亡约有4000多人，基本抵消了红军在遵义新招收的4000名新兵。

　　作为土城激战主力的红3军团损失最大。其中还有一个插曲：营长张震激战受伤后被送入附近一家寺庙，后来寺庙住持找来几个农民，背着他躲过川军封锁，追赶上了撤退的红军主力。1993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重返当年土城战场，特地寻找那所寺庙，然而寺庙已不复存在……

　　中央红军从土城撤退后，一渡赤水，向四川省古蔺、叙永地区前进，期待重渡长江进入四川。然而，由于陈光率领红1军团2师攻打叙永县城3天未果，加上敌军已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向红军进逼，中革军委只得彻底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想法，向川黔滇3省交界处转移。在“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张闻天正式接替博古出任总书记一职。中央红军随后在云南扎西进行了整编，全军缩编为16个团。

　　红3军团撤销了师一级单位，全军团缩编为第10、11、12、13共4个团，彭德怀、杨尚昆和邓萍仍任军团长、政委和参谋长，刘少奇代理政治部主任。缩编后的4个团的8名团长、政委中，张宗逊、黄克诚、邓国清、钟赤兵、彭雪枫和李干辉6人在缩编前均任师长或师政委，张爱萍是师政治部主任。

　　此时的中革军委制定了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打击王家烈主力的作战方针。

　　红军二渡赤水后，中革军委以林彪、罗荣恒统一指挥红1、红3两个军团，于24日占领王家烈的老家桐梓县城。由于国民党援军蜂拥而至，林彪建议全军于27日向娄山关以南之敌猛攻，但中革军委决定立即占领娄山关。毛泽东与中革军委临阵换帅，把红1、红3两军团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中革军委电令：“我野战军应一部阻滞四川追敌之主力，坚决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城，以开展战局。我一、三两军团干部团统归彭杨指挥。”

　　攻占娄山关和邓萍牺牲

　　娄山关位于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号称“黔北第一关”，是通向遵义的必争之地，黔军第一旅旅长杜肇华亲自指挥两个团防守，外围还有一个团策应。

　　彭德怀以林彪红1军团从敌侧后迂回，红3军团4个团则全部投入抢夺娄山关的战斗。不留预备队在兵法上是一大忌，但彭德怀此时已顾不得这么多了。毛泽东更是着急，他亲自打电话给彭德怀，让他告诉主攻娄山关的红13团团长彭雪枫此战的重要性。

　　2月25日上午，彭雪枫率红13团开始猛攻娄山关隘口两侧的制高点——点金山和大小尖山，经过激烈肉搏战，终于打垮守敌，占领了两座山。黔军杜肇华旅刘鹤鸣团拼凑“敢死队”反扑，两军在点金山和大尖山一线展开了反复拼杀。战至下午4时，红13团攻占了娄山关两侧的10多座山头，牢牢控制了娄山关口。2月26日拂晓，刘鹤鸣团拼命向娄山关猛攻，战斗从清晨持续到下午5时，双方形成对峙。彭德怀亲临前线，他知道，红军若不尽快占领娄山关，遵义的黔军和中央军就会赶来增援，于是，他命令谢嵩和钟赤兵率领红12团从桐梓赶赴娄山关，接替与敌人血战一天的红13团，并与红10团、红13团一起，共同围歼娄山关之敌，而以邓国清、张爱萍率领红11团远出娄山关西翼，截断守敌和遵义的联系，断敌退路。

　　在敌军一方，王家烈在2月26日连续向薛岳发出告急电报：“我杜（肇华）旅在红花园、黑神庙、小箐、观音阁一带，与匪三师约万人，于有（25）日晨9时激战至育（26日）晚，伤亡极重。第六团、第十五团共计伤亡官兵六百余名。因陷匪重围，以致失利。”

　　在激烈的战斗中，红12团政委钟赤兵被敌人子弹打断右腿。此时，红1军团一部也进抵娄山关东侧，王家烈部驻守在娄山关一带的刘鹤鸣等3个团不敌红军，只得向遵义方向逃跑。红3军团立即尾追，又在遵义近郊击溃黔军3个团，在黄昏时分进占了遵义新城。

　　傍晚时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相继登上娄山关。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词作《忆秦娥·娄山关》。臧克家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一书中披露：毛泽东当年所写词原文为“西风烈，梧桐叶下黄花发，黄花发”，而现在的“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为后来所改，这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

　　中革军委电令红1、红3军团火速进攻，抢在蒋介石中央军之前控制遵义老城。红3军团立即分两路向老城进逼。就在这时，彭雪枫红13团总支书记胡耀邦随部队在遵义城外待命时，不幸遭到敌机轰炸。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写道：“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右臀部，造成重伤。有幸的是，胡被送入一个天主教堂做了手术，并且后来也很快康复。”

　　黄昏时分，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率红11团政委张爱萍等人，来到遵义老城北门外的湘江河东岸土埂边，邓萍和张爱萍一起伏在土埂后观察老城的敌情。就在这时，敌人的一颗子弹突然飞来击中了邓萍的前额，邓萍当即倒在张爱萍的手臂上，壮烈牺牲。张爱萍悲痛不已，随即用电话向彭德怀报告了这一不幸消息。邓萍从平江起义后一直跟随彭德怀，是彭德怀最亲密的战友，彭德怀在电话中先是一阵沉默，紧接着是撕心裂肺之声：“你们都去前线，都去牺牲！”邓萍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2月29日凌晨，红3军团经激战后重占遵义老城，并控制了城南战略要地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

　　红12团团长钟赤兵被子弹打断腿后被送到中央休养连，由于担心被“安置”在当地老乡家，死活不愿意截肢，还用枪威胁休养连指导员、曾任中央妇女部部长的李坚真，后得到周恩来把他抬着行军的承诺后，钟赤兵才在无麻药的情况下做了截肢手术。

　　固守遵义之战

　　红军攻占娄山关和重占遵义之后，蒋介石大惊失色，他电令位于遵义南面数公里的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的第九十三、第五十九师立即夺回遵义。

　　此时，从遵义逃出来的王家烈率领一个手枪排，在离遵义不远的忠庄铺遇到了吴奇伟。王家烈向吴奇伟介绍了战况，吴奇伟得知红军伤亡很大的情况后，决定立即向红军发起进攻。

　　2月28日中午，吴奇伟部两个师来到了红花岗和老鸦山一带，他让王家烈的一个团守住川黔公路以东区域，由中央军五十九师先行向红军发起进攻。

　　彭德怀决定由红3军团固守遵义城南的老鸦山和红花岗，正面阻击敌军的进攻，而由林彪率领红1军团迂回到敌军后路，奔袭已被红军侦察得知的吴奇伟司令部所在地忠庄铺。

　　此时，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险恶：如果红3军团不能在林彪的红1军团迂回穿插到忠庄铺之前守住老鸦山和红花岗一线，敌军势必占领遵义，后果不堪设想。

　　红花岗主峰海拔1002米，负责坚守红花岗主峰的是张爱萍、邓国清的红11团。黄克诚、张宗逊的红10团负责守卫海拔1053米的老鸦山主峰。两山地形险要，是扼守遵义的南大门。敌军一个团先是猛攻红11团据守的红花岗主峰，战况非常激烈。几十年后，张爱萍回忆道：“敌人从一个团增加到两个团，我们3个营都顶上来了，胶着在那里，但后续的敌人还在源源不断地上，我看光靠自己不行了，黄克诚的10团守在老鸦山顶，我跑上去要他配合向敌人侧面出击一下，黄不干，说他的任务就是守卫老鸦山顶。我看说服不了他，只好又跑了回来。”张爱萍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回到自己防守的红花岗主阵地不久，敌人的进攻突然停止了，而附近的老鸦山却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原来，吴奇伟见红花岗实在难以攻克，于是调整了作战方案，下令五十九师转攻老鸦山。

　　黄克诚、张宗逊两人在扎西缩编前，分别是红3军团4师的师政委和师长，是彭德怀手下的勇将。红10团约有2500人，是红3军团的主力。敌军先用大炮猛轰红军老鸦山阵地，两架敌机也飞临老鸦山上空投弹，随后敌军集中五十九师全部和九十三师一部，向老鸦山发动了猛攻。

　　战斗一开始就打得非常艰苦，在兵力和装备明显占优的敌军数次进攻下，红10团伤亡极大，战况越来越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张宗逊让高度近视、眼镜又在行军中损坏的黄克诚守住主峰阵地，自己和团参谋长钟伟剑率部队向敌人发起反冲锋。敌军见红军出击的兵力薄弱，于是集中兵力向红军反扑，双方混战在一起。在残酷的肉搏战中，张宗逊右腿被打断，钟伟剑中弹牺牲。出击的部队不得以退回阵地，黄克诚指挥重机枪，拼命阻挡敌军的冲锋。

　　战至下午3时，由于红10团伤亡极大，老鸦山被敌军攻占。

　　老鸦山主峰的失守，意味着敌军即将进入遵义城。彭德怀立即组织红10团余部和张爱萍的红11团发动反击，但两次进攻均告失败。就在这紧要关头，陈赓率干部团到来了——这是中央红军在遵义战场上最后的家底。这个主要负责保卫中央纵队的特殊部队，其成员大都是连排以上干部，装备精良，在土城战斗最紧要的关头，正是干部团的上场才稳住了战局。在张爱萍的红11团和彭雪枫的红13团配合下，头戴钢盔、手持德国造“花机关枪”（冲锋枪）的干部团指战员在付出重大伤亡后，重新夺回了老鸦山的阵地，敌人再次被压了下去……

　　胜利之后

　　就在老鸦山主峰阵地被反复争夺的紧要关头，担任迂回任务的林彪红1军团终于到位，迅速攻入吴奇伟司令部所在地忠庄铺，敌指挥部一触即溃。进攻老鸦山和红花岗一线的敌军一看指挥部被端，顿时全线溃退，随吴奇伟南逃乌江。

　　红1军团主力对南逃乌江方向的吴奇伟部迅猛追击，红3军团一部不顾刚刚结束的血战，也立即向鸭溪方向追击。中革军委下令：“这一追击的决战，关系全局的胜利，无论如何要扩大战果到消灭其全部，不得丝毫动摇。”

　　由于溃兵堵塞了公路，吴奇伟只好弃车在夜色中走了一夜，天蒙蒙亮时到达了乌江边上，这个在北伐中屡建战功的名将自觉一世英名付诸东流，打算一死了之。最后，部下将他架过乌江，并把浮桥砍断，致使北岸的1800多名官兵无法过江，成了红1军团的俘虏。王家烈没有随吴奇伟一起南逃，而是率黔军残部逃往西面的金沙县。

　　值得一提的是，吴奇伟部是当年的北伐劲旅“铁军”第四军残留下来的部队，吴奇伟当年曾是十二师的一名团长，而林彪是该师一名见习排长。

　　激烈的遵义争夺战终于结束了，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据《红军长征史》记载：“中央红军……共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人。”而红军总司令部发布的《关于俘敌及枪弹等统计》中称：“此役计共俘人在二千以上，枪一千以上。”当时，《红星》报发表社论称：“缴获步枪两千余支，敌死伤千余，俘虏官兵两千余名。”另据新中国成立前后投入人民阵营的王家烈、刘鹤鸣和吴奇伟部将领等亲历者回忆：黔军在娄山关和遵义一带只有6个团，而吴奇伟部只有五十九和九十三两个师6个团。所以，战果应是击溃王家烈黔军6个团，歼灭中央军3个团，俘虏约2000人。

　　遵义大捷后的第二天，彭德怀怀着极为沉重的心情，向中革军委报告了红3军团在攻占娄山关、遵义城和血战老鸦山、红花岗战斗中的损失：“第10团、11团团长负伤，营长伤亡8人，10团参谋长钟伟剑和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部一空如洗，希望军委能立刻派一位军团参谋长和其他指挥人员，以便继续战斗……”他在报告中还指出，红3军团的4个团中，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但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他3个团，每连只能编四五个班……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土城与红军激战的川军郭勋祺，以及在娄山关和遵义与红军激战的王家烈、刘鹤鸣和吴奇伟等都投入了人民阵营。郭勋祺后任四川省体委副主任，王家烈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刘鹤鸣任毕节军分区副司令员、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和省政协常委。而吴奇伟则作为华南解放军代表之一，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大会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这真是体现了共产党的伟大胸怀和感召力。

　　钟赤兵在1954年初出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在当年省政府举行的春节茶话会上，他遇到了时任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的王家烈，得知钟赤兵的半截独腿是在与黔军作战时所致，王家烈自然表示内疚，而钟赤兵却一笑置之，称赞王家烈也走入了人民阵营。（彭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