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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危急时刻的破译英雄
2022-05-08 10:50:00 来源:《文史精华》2021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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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毛培育的“红小鬼”能“读天书”

  1931年1月6日,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收台诞生,虽然只能收听敌台明语通话,却能确定敌台位置、动向。1月28日,朱德、毛泽东发布《命令》,举办无线电训练班,“用以解决通讯、侦察和得到时事消息”,前后培训140人。1932年11月16日,中革军委二局(情报局)局长曾希圣和报务员曹祥仁(18岁)根据我军缴获的敌军已经译出30字的密电底稿,第一次破译了敌军密电本,所破译的情报使我军打了一个胜仗,受到毛泽东、朱德的嘉奖。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立即推荐3军团优秀报务员邹毕兆(17岁)到二局工作。1932年12月,邹毕兆到二局报到,他不仅报务能力突出,能够背诵3000个明码,而且只需看一遍就能找出一份密电中的相同数码组,而“破译的根本依据是重复”,因此很快成为破译能手。邹老曾回忆说:“我是曾跟随希圣局长、曹祥仁他们破密码,因而得到经验和启发,进而能够独立破密码。”邹毕兆使用了《密码分析学》中的“综合分析法”“频率分析法”“复合猜字法”“归纳破译法”等4种破译方法,收获颇丰。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他们连续破译敌密电20本。曾希圣果断决定,曹祥仁、邹毕兆不再兼职侦听,专搞破译,曾希圣自己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破译上。“破译三杰”在一年内连破敌军密电300多本,为打破第四次“围剿”作出贡献。红军“破译三杰”荣获周恩来、朱德亲自颁发的红星奖章。

  用无线电侦察敌情,本身就是高科技,而破译密电,则是无线电侦察的最高层次,叶剑英称之为“读天书”。有人说,是苏联帮助中共培训了破译人员,这是毫无根据的主观猜测。苏联当年帮助培训的报务人员,没有一人能够破译敌人密码,反而是毛朱周培育的“红小鬼”,能够破译敌军的密电。

  破译密电使红军跳出陷阱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军密码不仅一日一变,还由4位数变成5位数,繁重的侦察破译任务,让十七八岁的曹祥仁、邹毕兆先后病倒。但是,他们坚持战斗,竟破译了国民党军352本密码,几乎每天破译一本。

  然而,当时掌握军事指挥权的李德对二局破译的情报并不重视。后来,邹毕兆将李德忽视情报工作的行为形容为“玉变为石”!

  1934年11月下旬,为了调动敌军让出湘江一段防线,长征中的红军以一部出嘉禾、蓝山,向湘桂边界的永明佯动,威胁桂林(当时为广西省会)。李宗仁保家心切,将主力撤离江防。11月22日,二局截获蒋介石给湖南军阀何键的密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拨请转饬何总司令所部接防”。23日,何键下达命令,布置两个兵团向湘江上游集结,补上桂军百里江防缺口。这两个密电都在当天被红军破译,向各军团进行了《敌情通报》。27日,红1、红3军团根据情报,率先渡过湘江,抢占渡口,搭好浮桥。

  此时,红军大部队距离湘江80公里。按照急行军速度一天即可抵达。但是,中央机关携带庞杂辎重、坛坛罐罐大搬家,每天行程不过20多公里,走了4天才赶到,丧失了渡过湘江的宝贵时机。

  此时,根据敌我态势,红军还有另外一条出路:进军湖南中部。邹毕兆回忆:“敌军忙于追堵红军,湖南中部尚未形成堡垒区,相对空虚,而在西面的湘江地区,几乎已经形成了口袋状的第4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强渡湘江。获知情况的毛泽东3次建议部队不应过湘江,而应转向北面敌之广大无堡垒地区做战略进攻。

  博古和李德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不顾一切地硬往敌人的口袋里钻。湘江血战使出发时的8.6万红军,只剩下3万余人,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

  蒋介石再次紧急部署围堵。在红军到达通道(12月12日)之前,二局再次破译了国民党军多份密电,得知何键命令在湘西修筑4道封锁线,张网以待。博古、李德仍然顽固地坚持原定计划,于12月3日命令红军“西进龙胜,北上湘西”。

  12月11日,红军进入通道县城。当天19时至21时,二局无线电侦收台又截获敌军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发给二十八军军长李云杰、十六军军长李韫珩、六十二师师长陶广的密电。午夜,破译科已经完成破译,将电文送交总司令部,电文是:“匪主力似在通道、龙胜边境。”“薛(岳)兵团先头已抵会同。桂军正分向龙胜、古宜追剿中。”“本(刘建绪)兵团以协同友军继续追截,务期歼匪于湘、黔边之目的,决定部署如次……”这份密电暴露敌军主力的4道封锁线已经布置就绪,中央军薛岳兵团、桂军在后边紧紧追击,形势十分危急。

  中革军委作战参谋吕黎平回忆:“12月11日晚到12日凌晨,二局再次破译了刘建绪部署截击红军的密电。毛泽东看到二局送给他的情报和我军次日行动计划后,非常生气,立即来到一局,找到周恩来、博古,激动地说:‘我军如继续北出湘西,正中敌人下怀,不是往死洞里钻吗?’当晚,应毛泽东的要求,中革军委召开了紧急碰头会,在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下,博古、李德被迫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黎平方向进军,避免了被歼灭的命运。”

  毛泽东慧眼识珠,破译密电是人类最高智力的对决,即使是“左”倾狂热人物,也不得不服从客观现实。中央红军终于跳出了死亡陷阱。

  毛泽东用“玻璃杯押宝”——四渡赤水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胜利结束,毛泽东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参与指挥红军,为革命带来了生机。

  邹毕兆回忆:“毛泽东说,‘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工作。”

  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中由被动变主动的转折点。当时,围攻的敌军多达150个团、40万人,红军却不过16个团、3万人,后勤装备差距更是悬殊。不过,靠着坚强的领导和杰出的情报工作,红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博古回忆:“3月4日,中央军事领导在鸭溪成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毛泽东任政委后,亲自主管(二局)一科(破译科),直接掌握(敌军)电台的通讯往来,以此指挥战斗行动,用兜圈子的办法巧妙躲过敌人的堵追。”

  在毛泽东指导下,二局夜以继日,连续破译敌人密电。仅2月7日至10日的4天内,就破译敌军6本新密码,为中革军委提供了上迄蒋介石、下至各路“围剿”军的具体部署和行踪。毛泽东亲自批阅密电,总揽全局。特别是2月6日,蒋介石任命云南省主席龙云为“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立即上报《作战方略》:一是敌情,二是方针,三是要领,四是部署,似乎志在必得。但是,就在当晚,二局截获并破译了这份密电。根据这份非常重要的战略情报,毛泽东判断三面强敌压境,唯有东面黔军是个“短板”,遂提出绝妙一招儿:“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二渡赤水,一举击中敌人软肋,横扫200里,歼灭和击溃中央军吴奇伟部2个师、黔军8个团,歼敌5400余,缴枪2000支、子弹10余万发,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胜利。

  二局侦收员钱江回忆:“1月28日下午,收到曾希圣局长转来的毛主席的一个手令,内容是令二局指定专门电台,限3天内把龙云及其下属各电台找到,并加以控制。”这个手令表明,红军长征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早已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出现,并提前布局。

  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这是一次全军佯动。红军在茅台架设两座浮桥,大摇大摆地渡河,目的就是调动敌人从黔北到川南。敌空军如获至宝地报告了蒋介石这一“情报”。蒋介石和他的德国顾问做出的“第一公算”是“北窜”,第二公算是“东进”。他连续4天,紧急调兵到川南古蔺。3月20日19时,蒋介石志得意满地发出“古蔺包围圈已经部署完毕,灭匪在此一举”的密电。

  3月20日下午17时,也就是在蒋介石发出“到古蔺消灭朱匪”密电前2小时,毛泽东精准把握时机,发出了四渡赤水密电:“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红军向东猛扑,一举突破乌江。

  红军抢渡乌江后,毛泽东又得到二局报告:蒋介石由四川飞抵贵阳。当时贵阳防备空虚,仅有3个团兵力。毛泽东指挥红军南下,直逼贵阳,攻其必救。蒋介石听说红军直奔贵阳,吓得魂飞魄散。4月1日至8日,蒋介石连发13封密电、7个手令,特令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一直徘徊在滇黔边境的滇军孙渡纵队“星夜兼程”,前来救驾。同时,对防守乌江不力的主官黄道南“革职查办”;对追击不力的吴奇伟严加训斥。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蒋介石当晚拉稀了,反复地起夜,又造成宋美龄着凉感冒!”

  4月2日,邹毕兆破译蒋介石密电中有“显有东窜之势”的话语。毛泽东再派一部兵力,向贵阳东方瓮安方向佯动,并故意让敌军飞机发现。蒋介石愈发坚定其“判断”:红军要到湘西,遂紧急命令各路国民党军向东“星夜驰进”,“均至瓮安附近会剿”!蒋介石甚至越过龙云,直接给军长孙渡发电,令其“兼程猛进”。

  4月7日,二局侦知,孙渡纵队已过贵阳。毛泽东大喜,立即下令全军西进。4月9日,中央红军在贵阳以东20公里处突然转向西南,从敌军防线30公里的空隙中穿过。国民党40多万大军,都按照蒋介石密电兼程东进,而红军将士日行120里,经云南北上而去。

  邹毕兆亲笔纪录:“红军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共计破译敌人密码90本,平均每天0.7本。破译成功率百分之百。”

  

1938年,毛泽东为军委二局《谍报勤务》题词

  由于二局在破译敌人密电上的高效,有时毛泽东甚至比敌军一些军、师主官更早地看到蒋介石的手令、密电,与敌人作战就成了“明眼人打瞎老虎”。毛泽东还批准曾希圣用红军电台给敌军发报,冒用蒋介石的密码指挥周浑元和吴奇伟两个纵队让出通路。毛泽东从敌军师长万耀煌密电中发现他怕死避战,立即选准敌薄弱环节,争取了5天时间让全军巧渡金沙江!

  对于破译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没有二局,就没有红军!”

  毛泽东“打灯笼”冲破“平生最暗”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26日,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但是,此后长达两个多月,中央政治局决议得不到执行,张国焘借口“南下”,多次伸手向党要权。

  1935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但是,张国焘的胃口远不是一个“军委副主席”能满足的。他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继续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长达5年,已经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和内部“肃反”,形成了家长式统治。中央只能策略性地向张国焘做出一定让步,决定由其担任红军总政委,同时决定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路军北上。1935年8月底,左、右两路红军终于走出草地。

  但是,张国焘大权在握,欲望膨胀,更加猖狂。他不仅继续抗拒党中央“北上”方针,而且采取了极为阴险毒辣的一招儿——收走了党中央所有密电码,让党中央变成了“聋子、瞎子”。

  1960年10月,北京菊香书屋,斯诺问毛泽东:“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说:“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著名作家刘统说:“这个时刻,张国焘拥有9万部下,毛泽东手里只有1万人。这就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但是,实际情况更为严重——当时毛泽东已经失去与中央红军包括红1、红3军团的无线电联系。张国焘不仅收缴了党中央与全国各个苏区联系的密电码,而且收缴了党中央和各个军团联系的密电码。茫茫草原,巍巍雪山,没有密电联系,指挥寸步难行。彭德怀回忆:“(张国焘)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1、3军团和军委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1军团也隔绝了。”

  彭德怀对党无限忠诚,先派11团去毛泽东驻地秘密保卫,后把周恩来、王稼祥接去3军团驻地医病,巧妙地把中央会议移到3军团司令部召开;然后又派武亭团长送新的密电码给林彪、聂荣臻,恢复了党中央和红1军团的密电联系。

  1935年9月8日,张国焘一意孤行,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已经是凶相毕露,杀气腾腾。

  9月9日,陈昌浩召集右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传达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面对张国焘凭借实力胁迫中央的危急态势,中央政治局在3军团驻地紧急开会,在周恩来病榻前作出决议,坚持中央决议北上抗日,并于10日凌晨率领1、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邹毕兆回忆:“在9月9日黄昏时,叶参谋长通知我们立即回中央军委驻地,并要曾希圣、曹祥仁和我先走,二局单位随后赶来。”叶剑英第二天凌晨赶来,匆忙中连参谋、警卫员都没带上。

  在党中央和红军最危急的时刻,毛泽东仍念念不忘“一定带上二局”,尤其是3位破译密电的英雄必须“今晚就过来”,提前一晚到达中央驻地。毛泽东这些远见卓识,为挽救红军挽救党,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司令,指挥50万大军杀气腾腾而来。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已是“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他再次打开“千里眼”“顺风耳”,军委二局立即投入对国民党军的侦察工作。

  11月4日,军委二局破译敌人密电:敌五十七军4个师和六十七军的1个师,分别由甘肃合水和陕西富县两个方向对进,妄图围歼红军于葫芦河以北地区。毛泽东、彭德怀立即布好口袋阵。11月17日,破译密电得知敌人两个师果然东进。20日10时,毛、彭果断下达作战命令:“21日歼敌一〇九师于直罗镇。”21日拂晓,红1、红15军团对直罗镇之敌一〇九师发起猛烈进攻,顺利全歼该敌。翌日凌晨,又破译敌人密码,据此,23日红军主力打援,再歼敌一个团。

  直罗镇战役共毙敌1000余人,俘敌5367人,缴获长短枪3522支、轻机枪167挺,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隆重的奠基礼。邹毕兆回忆:“在追击中消灭了一〇六师的一个团,俘虏了该团团长高福源。通过东北军的高福源团长做媒介,张学良与红军有了联系。”这就为中国历史转折点——西安事变,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1935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1军团、红15军团,全军共1万余人,之后10个月内,胜利进行东征、西征,发展到3万人;同时恢复了对二、四方面军的联系。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军破译的蒋介石致邓锡侯、胡宗南密电

  党中央以“大泄密”保卫延安

  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立即布置“削共”“灭共”。6月,中革军委二局破译密电获悉,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阎锡山等部偷袭延安。6月18日,胡宗南召开军事会议,调动40多万军队,兵分9路,企图“闪击延安”,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及时向延安报告了国民党军的企图。7月2日,二局破译密电,胡宗南电令各部“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待命进攻”。当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大都在抗日前方浴血奋战,在陕甘宁地区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为10∶1,差距悬殊,我党又一次面临危急时刻。毛泽东立即采取了革命舆论和军事准备相结合的方针,拿出革命的“鲁班石”。

  邹毕兆回忆说:“在保安,毛主席专门到二局讲话,要二局同志学习挖煤(木)炭的张思德同志,当无名英雄。还讲了个修桥的故事,说有一座石桥修到最后,就差一块石头,怎么打也没有打出块儿合适的。为修桥人天天打草鞋的老公公,把他锤草用的那块石头用上,正合适。”毛泽东还专门为二局题词:“做革命的鲁班石。”

  1943年7月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李克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伍修权(中央军委一局局长)、曹祥仁(二局局长)等列席。总参一局作战参谋杨迪,记述了伍修权局长传达的会议内容:“毛主席对李克农和曹祥仁同志说,我们中央书记处决定:公布蒋介石和胡宗南发给国民党各军进攻边区和延安的电报命令,我们以这次‘大泄密’来挽救边区和延安的危局。我们在很危险的时候,走这一着险棋,以‘泄密’为代价,来制止蒋介石的进攻。李克农和曹祥仁同志听明白后,当即很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与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

  按照中央部署,1943年7月4日和6日,朱德总司令先后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提出严正抗议。7日,新华社发布重大新闻,把蒋介石、胡宗南调集重兵图谋偷袭延安的内幕详情公布于世。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以上文电均大量使用二局破译敌军密电的情报,列举大量国民党军的番号、行止时间和地点等,使蒋介石的阴谋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蒋介石大骂手下无能,却无法应对各界一致的抗议和谴责,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偷袭延安的行动。胡宗南以“敝部换防,请勿误会”作复朱德,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叶剑英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来势那样凶猛,但(我党)兵不血刃,敌人狼狈败退,我们是以智取胜的。毛主席英明果断地使用二局密息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调重兵进攻边区。那时二局工作做得好,对敌情掌握得及时、准确。二局技侦情报经毛主席使用发挥了最大的作用。”(路福贵)

责任编辑: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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