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5月份热映的《悬崖之上》，再现了当年在哈尔滨这座英雄城市里，东北抗联和隐蔽战线英雄们的身影。影片中的王子阳确有其人，不过，他当时逃离的杀人魔窟尚不叫“七三一部队”，而是它的前身——位于背荫河的细菌工厂。王子阳获救后成为一名坚强的抗日军人，担任东北抗联第3军第6师代师长，但和影片中的张宪文等人一样，他也为民族解放壮烈牺牲了。
日本陆军里的疯子军官
二战期间，日本准备细菌战的主张、具体实施，都与石井四郎这个恶魔息息相关。
石井四郎的父亲是大名华族，是当时日本最有权势的150人之一，外祖父是上田藩大名家的医生。石井四郎12岁那年，他的兄长石井彪雄参加日俄战争，兄长身穿军服，“光荣”出征的威武身影，让少年的他感到无比自豪和憧憬。石井彪雄很快在战场阵亡，石井四郎在深受打击之时，也切实感受到了海对面的广袤国家，内心燃起对那片陌生大地的野心，向往着成为一名军人，前往兄长为之“献身”的土地。
1916年，石井四郎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就读，1922年入伍，在东京第一陆军医院当了两年的外科医生。1924年，石井四郎回到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血清学、细菌学和人体病理学。多年的医学教育和研究，使他确认所有的疾病一定是由细菌引起的。对石井四郎而言，他倾心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科学不过是他谋求晋升的手段。
1928年至1930年，石井四郎出访了欧美等国，尤其注意考察欧洲各国对细菌战研究的状况，深感日本在此项研究上是一大空白。归国之后，石井四郎开始疯狂鼓吹细菌武器研究，他四处游说陆军部和参谋本部的高官，宣扬细菌是最大的潜在武器，而西方强国无不秘密从事细菌战的研究。石井四郎强调，细菌战既省钱、省料，又具有不可估量的杀伤力，这对深陷经济危机、资源缺乏的日本来说，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
细菌工厂平面图
石井四郎在军中很快声名鹊起，有人对他的狂热感到惊异，说：“陆军里有一个名叫石井的疯子军医。
对于那些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官员而言，虽然石井四郎有关细菌武器的慷慨陈词，有时让他们云里雾里不明就里，但无一例外都感受到了很大压力——不能落后于欧美各国。对于原料贫乏、资源奇缺的日本而言，细菌武器是他们能够研制的“新式武器”。
石井四郎的细菌战主张得到了一些重要军官的支持，其中有狂热研发化学武器的军医处长小泉亲彦、1931年担任陆军大臣的荒木贞夫，尤其是被誉为“日本军中第一大脑”的永田铁山。早在1920年，永田铁夫就表示：“极力希望科学家协助兵器的改良……积极支持细菌、毒气武器的开发。”石井四郎一直把永田铁山视为自己的伯乐、知己，1936年永田铁山被刺杀之后，石井四郎把他的塑像一直摆放在自己办公室中纪念和瞻仰。
但对石井四郎而言，他的“宏伟志向”能够实现的最重要原因，还是时势使然。1931年，日本关东军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社会一片狂热，日本陆军军医学校也紧急转为战时体制。战场上，死于传染病的日军人数远远超过战死者。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部动员大批临时雇员，大量生产伤寒、霍乱、鼠疫等各种疫苗。
石井四郎趁机迅速开展活动，实施所谓的“A类攻击型（细菌）研究”。由于战场疫病与方法的研究已经成为越发紧迫的重要课题，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部获准于1932年4月对防疫部部分地下室进行改造，以应急性地设立防疫研究室。表面上，这是战场疫病预防研究，也就是细菌战防御研究，实际上，石井四郎朝思暮想的细菌武器研究机构终于成立。
石井四郎接受日本军部的命令后，就在东京军医学校内设立了防疫研究室，开始了他的细菌杀人的罪恶活动，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该研究室一直是石井在国内的基地。1932年底，军部晋升石井为军医中佐，他也被认为是日本“细菌战之父”。
在石井四郎眼里，细菌研究的最理想场所是中国东北，因为那里地广人稀，一方面容易找到中国人做人体试验，另一方面一旦发生病菌泄露不致危害日本人，而且中国东北接近苏联易于应战，还方便扩大生产以支援下一步侵略全中国。伪满洲国成立后，他给日军高官写信恳请道：“承蒙您的大力支持，我们已在细菌研究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现在是时候开始我们的实验了。我们请求前往满洲去开发新的武器。”这些正是日本统治者梦寐以求的，他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
石井四郎的愿望实现之后，更加不掩饰他的勃勃野心。在日本陆军中，军医的最高军阶是中将，石井四郎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我非晋升大将不可。”这成为他后来的一句口头禅。
石井四郎还对日本全国的医科大学进行考察，四处招揽未来优秀医生的苗子，诱惑他们到他的部队里服役。对于一些想有一番“作为”的年轻医生来说，充裕的研究经费、能进行人体实验或活体解剖、军人的“制敌职责”，是比医学的宗旨和本义更有分量的诱惑。
石井四郎的秘密工厂中，从15岁的少年到木匠、泥瓦匠、瓷砖工匠，很多人来自他的家乡加茂。在很多加茂村民心中，飞黄腾达、威风凛凛的石井四郎就如同“现世神”，即使二战之后他们也竭力为他掩饰，因为石井把生活困难的当地人带出去，让他们挣了很多钱，并汇款回家让家人过上富裕生活。至于在秘密工厂中另一些人的痛苦呻吟、悲惨离世，他们和石井四郎一样选择了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可怕的黑暗王国
1933年8月，石井四郎如愿以偿，在哈尔滨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设立了细菌研究所，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其附属细菌实验场设在背荫河。石井四郎化名“东乡”，挂上“满洲医大”教授的虚衔，在长春遥控指挥这支细菌部队。这支部队一开始叫“东乡部队”，是为了致敬石井四郎所崇拜的偶像、日本“军神”东乡平八郎，后来又叫“加茂”部队，如前所述，加茂是石井四郎的家乡。由于一开始没有获得正式批准，该部队是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麾下一支秘密的非正式部队，所有军医都使用假名字。
背荫河位于哈尔滨市南约70公里。传说乾隆皇帝北巡，路经此地，正值盛夏，曾驻马今镇南边的一条小河乘凉，小河因此得名背荫河，河旁小村称背荫河村。
当时，背荫河是拉（拉法）滨（哈尔滨）铁路线的一个小站，大约有200户居民。1932年秋，石井部队派黑田大尉带领一队日军选择场址，看中此地后，强令居民和商号在3天内全部搬迁，并烧毁民房百余间，一开始假称是要修建大酒馆。
当地1933年春，日本人通过伪村长当把头，在附近村屯强征近千名劳工和几百辆马车，昼夜不停地修筑兵营。那时正值春耕大忙季节，当年也因此几乎颗粒无收。在日本人的威逼之下，不到一年时间，初步建成了面积达600平方米的大兵营，还建有铁路专用线和飞机场，犹如要塞。
日军细菌实验情景再现（塑像）
因为负责管理营地的为一名叫中马的大尉，这里也由此被称为“中马”城。
“中马城”与世隔绝，高度保密，来往行人必须绕道而行，一旦有靠近的中国人，不问青红皂白，全以政治犯的名义给抓起来。中国劳工进去劳作，来回头上都要戴着“柳罐斗子”，由日本人牵引，什么也看不见。火车经过背荫河站，也必须拉上窗帘，严禁旅客向外看。即使是其他部队的日本军人，未经批准也不能进入其中。“中马城”内的日本军人严禁外出，并且严禁使用真名，与家属联系也得经过关东军司令部审查。
关押在这里的人都从中国东北各“矫正院”“收容所”秘密运来，有原背荫河附近拉林镇上“小岛监狱”的犯人，潜入中国东北后被俘的苏联情报军官，被俘的中国官兵，反满抗日的记者、学者、工人、学生乃至他们的家属，一切在日军看来面目可疑的人，甚至连打架或耍钱的，都被送到这个杀人场。
在这里，日本人把捕获的俘虏叫作“马鲁太”。“马鲁太”在日语中是“圆木”“材料”的意思，对于石井四郎，“马鲁太”的经历、人格乃至年龄都是毫无意义的，“马鲁太”只是根据研究目的，进行活体实验的“材料”。
在这个可怕的黑暗王国里，窗户是铁的，俘虏无法望到外面。在房子里用铁条修了许多的铁笼子，将犯人装在铁笼以内，一人占一个铁笼。为了获取健康的“试验品”，俘虏们生活上受到“优待”，可以顿顿饱餐大米、白面，逢年过节还有酒、肉，但是盐不给吃。为了获取“科学”的实验数据，他们在俘虏身上注射培养出来的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鼻疽菌、瓦斯坏疽菌等，使之染病，再对其进行各种形式的“治疗”。他们强迫俘虏一天必须大便一次，三天一次用玻璃管抽血，把胶管插入腹部抽取胃液，那些失血过多或身体极度衰弱的，有的被砍死，有的被注入毒药毒死。尸体全部拖进炼人炉火化，骨灰就地埋掉，不留一点儿痕迹，火化的工作由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化名“细谷”）负责。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日本看守蒙骗俘虏说，被提审的人都送到外面看病去了，还时不时地把“病”得奄奄一息的人提回来，押在牢房单间里。
背荫河细菌实验基地旧址
1985年，《每日朝闻》披露了原日本陆军航空兵中将远藤三郎的日记，他在视察背荫河时曾目睹了人体实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写道：“（1933年）11月16日，星期四，晴朗。午前8点半，同安达大佐、立花中佐一起到交通中队（日军对中马城的代称）内的实验场视察试验情况”，“按第二班担当毒气毒液试验和第一班负责电气试验的分工分别各用两名‘共匪’进行试验。使用炭酰氯在毒气室经过5分钟的试验，引起严重肺炎者迄至昨日依然生存，而被注射15毫克氰酸化合物者，约20分钟后即失去知觉；用两万伏高压电流进行多次试验者仍未致死，最后注射毒液始将其杀死。第二个通过以五千伏高压电流反复试验，并未使其致死，最后连续通电流数分钟，始将其烧死。”
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启动，一直到1933年秋天，石井四郎在这里对许多种病菌进行了研究，但因当时的记录大多被销毁，无法得知在背荫河有多少人被杀害。而对于这样一个令人发指、反人类的黑暗王国，石井四郎扬扬得意地说，它是日本“制造军火工厂的楷模”。
每天抽血和化验粪便及胃里东西，日本人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俘虏们最初是毫不知情的。这个秘密工厂所发生的一切，当地百姓也无人知晓。人们从营地里传出来的微弱惨叫声，烟囱时常冒着浓烟散发出一股焦臭味，不时飘出一片片带布纹的飞灰，猜测这是一座可怕的监狱，称它为“东满大狱”，但无人知道这里是可怖的细菌基地。
直到王子阳等人的出逃才揭开这里可怕的秘密。
逃离魔窟
王子阳，原籍和生年不详，1936年牺牲。他和一些无辜百姓在日伪军警宪特组织的武力“圈街”行动中被捕，关押在哈尔滨监狱，遭受了严刑拷打。随后，日军将他们一行百余人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押解到香坊火车站，装上闷罐车，“输送”到背荫河细菌部队。他在无意中发现很多男鞋、女鞋，想到很多难友常常无故消失，而且监狱中经常弥漫着焦臭味道，感到死亡随时都可能从天而降。因此，王子阳和难友们一直都在努力寻求逃生的机会。
1934年9月30日，这天晚上飘洒着阴冷的小雨。细菌工厂的日本人举杯畅饮，唱起思乡的歌，看管有所松懈。唯一的看守瓜生荣二也喝得醉眼惺忪，深夜才到牢房送饭，还特意送了一瓶白酒。王子阳接过菜桶，假意殷勤地和瓜生荣二搭话，在难友们掩护的歌声中，老李接过酒瓶，冷不防向瓜生荣二砸去，将其打晕在地。
王子阳等人立马从瓜生荣二身上解下牢房钥匙打开牢门，指挥难友向监狱东跑去，试图越狱。
但“中马城”高墙耸立，墙头是密密的电网，难友们几乎无路可行。危急时刻，“中马”城突然停电，王子阳赶紧把难友带到墙下，他们搭起人梯，扒开电网，逾墙而过。老李帮着众人一一翻墙，最后只剩下他一人，因体力透支，未能成功逃出，在刺耳的警报声中，他被日本哨兵用机枪扫射而死。
二战结束后，对王子阳等人的越狱事件，石井四郎的亲属、曾在“中马城”做过工的荻原英夫供认：“爪生荣二，我的舅父，从1933年起在五常（今黑龙江五常市）研究所做石井部队特别班（活人实验所）的看守。被收容者逃跑时，他的头部被打伤，留下伤疤，变成秃头。”爪生荣二回日本后不久，再次被雇用，直至战败。
抗联第3军牺牲干部简报表
此次越狱中，有20多名难友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成功逃出的18人，在夜色的掩护下，四散逃去。其中3人跑到八家子屯，不幸被伪自卫团抓捕，抗联战士杨志俭被枪杀，头颅被残忍割下挂在树上示众，剩下的2人又被送回魔窟。有3人因体力不支，死在逃亡途中。
“中马城”建成之后，抗联第3军得知此地关押着普通百姓和反满抗日的志士，日本人天天杀人，却不知用什么手段。为了获得确切情报，抗联小分队在五月节（公历6月27日）那天攻打日军据点。由于抗联小分队地形不熟，走错了路，惊动了日军守备队，此行未能成功。9月30日，王子阳等人出逃这天，赵一曼正好为了解“中马城”的秘密，率领部分农民自卫队在附近游击侦察，救助了逃亡中的王子阳等人。
赵一曼将王子阳等人护送到后方医院救治，时任院长张险涛是第一见证人。张险涛回忆，王子阳等在医院治疗半个月左右，赵一曼天天端药送饭，了解情况，并在王子阳痊愈之后，召开群众大会，控诉揭发敌人罪行。东北抗联第1师师长刘海涛被赵尚志派到苏联期间，撰写了《关于满洲情形的报告》，用张富民的化名，讲述了王子阳等人的悲惨经历，首次揭露了日军用中国人做细菌实验的罪恶行径。
在木兰战斗过的抗日英雄
王子阳等人越狱事件也惊动了关东军高层，日军唯恐秘密进行细菌实验之事被世人所知，准备放弃背荫河细菌实验场。1934年夏，“中马城”的武器弹药库突然爆炸，石井以失火为由将部队秘密转移。一部分人员先行转移到哈尔滨，另一部分回国。为了使这里发生的事情永远成为秘密，石井四郎下令毁坏了大部分设施，同时也把剩下的“马鲁太”全部杀死。
背荫河实验场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在此期间进行的活体实验，验证了细菌武器的有效性，更加刺激了日军侵略者的野心，为后来七三一部队的更多猖狂罪行打下了基础。
王子阳已经牺牲
与电影中不同的是，王子阳逃离魔窟之后，没有被送往苏联，而是就地加入了抗联第3军，抗击日寇。在之后的战斗中，饱受日寇令人发指摧残的王子阳等人作战“不要命的勇敢”，不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一步步成长为抗联指挥员，后但任抗联第3军的一名代师长。
然而，和很多抗联将士一样，王子阳没能看到天亮。1936年3月，在黑龙江省木兰县吉兴乡拐把桥与日伪军作战中，王子阳因腹部受重伤失血过多而光荣牺牲。在群众的协助下，战友们做了一口棺材，用牛车将其遗体拉到木兰境内滥柴顶子林中埋葬了。
80多年过去了，一直没有找到王子阳的后人。直到2017年，东北抗联烈士“搜寻小分队”，凭借《木兰县志》中所记载拐把桥战役的线索，用了两年时间才找到王子阳墓。兰会田老人曾跟随王子阳一起战斗，为了印证史实，“搜寻小分队”还走访了兰会田的亲属、元宝山林场的老职工……终于确定王子阳烈士的墓地，之后有关部门举行了烈士纪念地认证仪式，2020年王子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樊晓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