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子荣，原名龚允济，1914年5月生，福建省福州人；193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49年初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组织指导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1995年9月在北京逝世。
2018年8月26日上午，龚子荣的儿子龚奋生来到西柏坡纪念馆查阅中组部当年在南庄的情况，他说父母当年曾在南庄村中组部工作过，并为我们讲述了父亲龚子荣和母亲桑一伟在中组部时的情景，让我们收获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珍贵一手史料。
从山西来到西柏坡
1948年底，中央指名调父亲龚子荣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并限定报到时间。当时父亲任晋绥区中共临汾工委副书记兼工委组织部部长，接到调令，我们全家即刻由临汾乘火车经由太原到石家庄。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车厢里十分明亮，一排排座椅，整齐而干净。车厢里没有风吹，没有日晒，上车后我四处张望，感到每一个物件都十分新鲜。火车开动了，车厢是那样平稳，爸爸妈妈叫我和妹妹看窗外的景物，树木、田地以及田地里劳作的人们都快速向后移去。我一直趴在车窗向外看，直到天黑下来。经过一夜的火车，我第一次走进了城市，走进了石家庄。那么多高楼，那样平坦的大道，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接待我们的是黄河区党委黄石山叔叔，非常热情，他安排我们住在一个日式的院子里。晚上，我第一次在浴缸里洗了一个热水澡，非常舒服。
在街上，我第一次看见塑料玩具。那是一个用塑料做成的鹿拉车，车子上坐着一个穿红色衣服镶着白毛边、留着长长白胡须、头戴镶白毛边的红色尖尖帽子的老人，玩具神态逼真，颜色鲜艳，做得十分精细，我看愣了。随后，我们到一家照相馆照相。我和妹妹穿着妈妈亲手缝制的尖尖帽和斗篷，因为天气冷，我紧闭着嘴唇的动作，永远留在了照片中。走在石家庄的大街上，遇到卖藕的，看到藕中空洞，我告诉妈妈说：“这个萝卜糠心了。”妈妈笑着说：“这是藕，不是萝卜，小土包子！”
从石家庄出发，我们乘马车一路颠簸来到西柏坡。西柏坡是个小山庄，人口不多。离西柏坡不远的南庄村也是一个小山庄，只有五六十人，景色清幽秀丽。1948年底，我们来到南庄村中央组织部报到。组织部机关的一部分，住在一个地主的宅院里，从前到后好几个院子相连。我家住在第一个院子东侧第一个房子，一个窗子朝向街道。刚到南庄村，爸爸妈妈工作特别忙，除了吃饭，白天不在家。于是，我带着妹妹从第一个院子起，一个接着一个地参观，院子里人很多，很热闹。叔叔阿姨们谈笑风生，喜笑颜开，一片欢乐气氛。有个院子里有一口井，用辘轳提水，这个院子像是食堂。有一天，来了一个年轻叔叔，带来一辆自行车，我第一次见到自行车，觉得很好玩儿，也很新鲜。年轻叔叔骑车技术很高明，不时为我们表演，不扶车把骑车的动作尤其让我震惊。年轻叔叔带着我和妹妹在打麦场骑车转圈。轮到妹妹了，刚转了半圈，妹妹突然大叫大哭，我跑过去一看，妹妹的脚卡在车轮子里了。妹妹哭得很厉害，妈妈请来医生看看，并无大碍。但是，脚已经肿起来了，在家休养了很多天。每当西柏坡演电影时，毛主席的中吉普车就到南庄村，接孩子们去观看。我们争着挤上车，那时因为年岁小，演的是什么电影、什么内容都不知道，只是对电影机很感兴趣，觉得很奇怪，怎么能放出画面呢？我第一次看懂电影，还是进了北京城后，在首都电影院看《钢铁战士》，直到现在还记得其中解放军战士流血战斗的感人画面。在看电影时，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留着长须或拄拐杖的老者出现在电影场上，后经爸爸妈妈说才知道，这些人都是全国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安排下，由敌占区陆续来到西柏坡不远的李家庄，也就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
那时，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机关人员非常忙碌，并且不时有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当地老百姓也跟着兴奋。很快，中央机关准备进北京城了，机关的人们更加忙碌。有一天傍晚，叔叔阿姨们在聊天，大家畅谈进北京的喜悦心情，将要“打倒蒋该死”“消灭刮民党（国民党）”了。我们小孩子在旁边听得出神。突然有个叔叔说：“奋生啊！进北京城就看不见山了，现在你还不多看几眼！要不然会后悔的。”其实，我就出生在大山里，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山，出门就是山。现在要离开大山，进到没有山的大城市，还真是有点儿留恋！
离开南庄进北平
平津战役结束后，四野派了一个汽车团送中央机关进北平城，清一色的10轮大汽车，战士们戴着狗皮帽子，说着一口东北腔的普通话。有一天，突然开来一辆辆大汽车，老百姓、机关人员都出来看热闹，自然少不了我和妹妹。大家感到十分新奇，站在高土台上，看着陆续开来的大汽车，汽车开到打麦场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直到天黑下来还有汽车开来。汽车的两只眼睛真明亮，机关的叔叔告诉我，那是缴获“刮民党”的美国造的10轮大卡车。数一数果真是10个车轮。汽车喷出的尾气，我特别爱闻。
1949年3月23日早上，我们起得很早。起床后，发现院子里的人们走动着，说着话，给人一种急促的感觉。我的衣服是爸爸给我穿的还是自己穿的，已经记不清楚了。我站到地上时，看到爸爸给妹妹穿衣服，之后收拾家里仅有的3个马褡子、几个包袱、3床被子和一个很窄很薄的毡子，没有枕头。包袱里是妈妈为我和妹妹缝制衣服时用的一些布块、布条和针头线脑之类的东西。说起枕头，还有段故事。晚上睡觉的时候毡子横着放，我和妹妹睡在中间，爸爸妈妈睡两边，把衣服叠好当枕头。直到进城后，家里才添置了一个枕头。睡觉的时候我和妹妹抢枕头，谁抢着谁用。不一会儿，来了几个叔叔将我家的马褡子、包袱扛走装车去了。爸爸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妹妹走出房门，天还没有大亮，人来人往，还有人提着马灯。来到打麦场时，天已大亮。那天天气特别好，晴空万里，刚升起的太阳照在身上，让人感到一丝暖意。我们走到10轮大汽车前，我家和组织部廖志高叔叔家同乘一辆车，我家的马褡子和他们家的马褡子铺在车上，人就坐在马褡子上，马褡子里装的是被子，坐在上面很舒服。看着车下面人们忙碌着，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这时只见一辆辆汽车发动起来，发动机的轰鸣声响成一片，喷出一股股浓浓的尾气，那个景象蔚为壮观。接着，汽车一辆接着一辆驶出打麦场，我带着一口袋石头上路了。爸爸不让我和妹妹站起来，只能坐着看后面一辆接着一辆的汽车。只见村里老乡们向我们挥手，叔叔阿姨们也向他们挥手告别。一路上经过美丽的华北大平原，那时正值初春时节，尚有寒意，远望一垄一垄的耕地延伸到天边，惊蛰后的麦苗已经冒出绿芽。路边“草色遥看近却无”“绿柳才黄半未均”。还有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平原，让人感到心情格外舒畅。坐在大卡车上使我想起小的时候随父母行军，我和妹妹分别坐在牲口驮着荆条编成的筐里。而今天，却是坐着汽车。
太阳当头时分，车队停在一个村边。中午休息，爸爸把我和妹妹抱下车。身上全是土，拍打拍打之后，到一个农家小饭馆，说是饭馆，其实和农家住户差不多，炕上有一个小饭桌，我们上炕坐在爸爸身边，与我们同车的廖叔叔开始点菜：“来一个炒鸡子儿。”我问爸爸“什么是鸡子儿”，爸爸说“就是炒鸡蛋”。廖叔叔笑了：“小土包子，进了北平就好了！”说到“土包子”，也有一段故事。进京后，住进中南海，夏日晚饭后坐在院子里，爸爸与童小鹏叔叔聊天，说起我进京时的种种“土包子”行为，童小鹏叔叔不禁哈哈大笑说：“不仅奋生是生长在山沟的‘土包子’，我们这些大人也是。”他说，“1937年我们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们这帮年轻人个个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没有见过世面，客人来了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看到这种情况，周恩来、李克农就教我们接待客人的规矩。李克农说：‘客人来了后，先引客人到客厅外，帮助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到衣架上，再引到客厅里坐下，上茶，倒水。’就这样教授还是闹出笑话。有一天，一位民主人士来做客，一个小鬼照章办事，不待客人站好，就动手把客人头上的礼帽摘下来。幸亏客人只是友好地笑了笑。李克农知道后哭笑不得，又告诉大家应注意的事项。经过教育、训练，这些土包子后来也成了彬彬有礼的服务人员了。”不一会儿，廖叔叔点的炒鸡子儿端上来了，真香！这顿饭吃得太好了。下午，又走了一程，在河北省唐县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出发不久，整个车队停了下来，停了很长时间。经了解才知道，前面有一辆车把老乡家的狗轧死了。一名负责人带着司机去找狗的主人赔钱，几经周折才找到狗的主人。主人讲：“轧死就算了吧。”解放军战士一定要赔钱，好说歹说，硬是赔了钱、道了歉。车队又上路了。那时，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要求很严格，检查也很严格。
车队由北平西山方向，经白石桥，从动物园门前经过。爸爸喊我们看动物园，我不知道什么是动物园。经爸爸讲解，才知动物园是养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珍稀动物的地方，供大家观赏。这时，我们的车队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只见北平城内很多群众站在马路两旁欢迎，许多市民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衫。对于这样的穿戴，我觉得很奇特。我们的车队来到西单鬼里胡同停下来，这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驻地。鬼里胡同，名字实在不好听，后来改成槐里胡同。那时组织部的驻地是原东北军副司令万福麟公馆，院子很大，房子很气派、很宽敞。我们家分配在东厢房，印象中房子很漂亮，但院子里很脏，房子后面都是垃圾。主人走时留下一只大狼狗，它每天早上出去觅食，晚上回来到房后的狗窝中，这样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来北京市组织卫生大扫除，把它清除了。
初进北平
进城后，妈妈刚生下妹妹。那时生活依然很困难，妹妹奶水不够吃，又无处去买牛奶，日夜啼哭，不停地蹬腿，脚后跟都蹭破了，可怜啊。那时机关还延续执行根据地时期的供给制，吃、穿由机关负责，不发工资。大家手头没有钱，做饭要去借锅。1949年秋，正值北平各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之时，中央组织部派爸爸到清华大学负责当年北平市大学生分配工作。爸爸原来可以吃小灶，但他提出吃大灶，一来可以接近学生，了解学生思想动态；二来可以节省一些钱。3个月过后，爸爸用吃大灶节省下来的钱，买了家里第一口锅。从此，做饭再也不用去借锅了。那年冬天，爸爸穿着棉衣棉裤到沈阳出差。会议在沈阳一个宾馆召开，房间有暖气。进到会议室，地方干部将棉衣脱去，身穿毛衣参加会议。中央去的同志们还是根据地的老习惯，空膛穿着棉衣棉裤，热了没有办法脱去棉衣。爸爸出差回来后讲：“因为没有毛衣穿，整个会议期间真是遭罪了，浑身都出汗。”进城不久，爸爸就带我到怀仁堂看戏。一天，怀仁堂里坐得满满的，但突然人们都站起来了。一会儿，只见毛主席带着他的女儿坐了下来。我和爸爸的位置隔着中间过道，正对着毛主席坐的那一排座位。只见毛主席坐定后，就与后排留着长胡子的长者谈话，谈笑风生。这些人可能是几位年长的民主人士。那天演的是京剧，是什么剧目记不得了。解放初期，百废待兴，机关工作人员工作特别繁忙。身边的孩子，无人照顾。当时，妈妈提议组建机关托儿所，这个提议得到了组织部领导的赞许。西单小酱胡同一带原是傅作义私人住宅，当时就选择傅作义的小花园，做了组织部托儿所。小酱坊一号是个两进的院子，一进门两边有门房，经过二道门是个大院子，有南房若干间，院子里有养鱼池，有假山，有回廊，还有几棵高大的树木，院子显得很阴凉。第二个院子有东房、西房、南房。院子后面有厨房、水房等。妈妈是组织部托儿所首任所长，于是我们家就搬到了小酱房。托儿所初建时，条件简陋，晚上每当小妹啼哭要吃奶时，爸爸就披上衣服用事先卷好的报纸点燃，加热事先准备好的牛奶，热些了就喂妹妹。
那时，北京城的治安还不太好。有一天晚上，小酱房响起了枪声，大家紧张起来。到门房一了解，才知道值班人员在月光下看到了一个人提着两个大包袱，在屋顶疾跑。值班人员叫他站住，他却越跑越快，遂果断向他开了两枪，这个人扔下包袱跑掉了。打开大门，只见两个包袱，不见人，断定是个贼，虚惊一场。
往事如烟，对于旁观者是一段亲闻历史，对亲历者却是一段难以释怀的往事。（口述：龚奋生 整理：王彦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