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6年起，中国开始出现赴日留学高潮。在庞大的留日队伍中，不乏向来是不出深闺的女子。她们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离家东渡，异乡求学，并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与国内觉醒的妇女一道兴起女权运动，为中国妇女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留日女学生的大批出现是在1903年以后。1903年以前人数虽然不多，但其活动较为重要，值得一叙，本文即着重介绍1903年以前的情况。

　　关于第一位中国女留学生到日本的时间，众说纷坛。比较一致的看法是1900年，来自浙江的钱丰保跟随父兄到日本，1901年秋天进入日本实践女子学校学习。1902年春，又相继有5名中国女留学生进入该校学习。

　　实践女子学校是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创建的，她对中国的女子教育非常关心，给予女留学生们热情的照顾和亲切的指导，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这个时期的女留学生有一个特点，即大多不是单独去日本，而是随父兄或夫婿一起去的，像前面讲的钱丰保便是。还有曹汝锋是随哥哥曹汝霖去日本的；钱恂赴日任中国使馆外交人员时，带了他的两子一媳一婿去留学。

　　1902年，下田歌子与我国最早的留日学生之一戢翼翚在上海合办的《大陆》杂志第一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女学生留学于日本者之声价》的文章，其中写道：“近中国赴日本留学之女学生，凡有十余名，日本人甚器重之。”由此可知，到1902年，我国的留日女学生已有10多名。

1909年，何香凝夫妇与孩子在东京留影

　　1902年，何香凝在廖仲恺赴日两个月后，也到了日本，1903年初进入东京目白女子学校。1903年，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活动家林宗素也来到日本。

　　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进一步呼吁多派留日女学生。他在《东游丛录》中写道：“欲得好家庭，须造贤母；贤母养成之道，在教育女子而已。故曰：国家百年之大计，在女子教育。无他，是教育之根本，而实巩固国础之法。”经他鼓吹，留日女学生逐渐增多。虽然他提倡女子教育的目的是为了造成“贤母”，但负笈东渡的女青年却多以救国救民、争取妇女解放为宗旨。

下田歌子

　　1904年7月16日，实践女子学校为首次毕业的中国女留学生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毕业生是23岁的陈彦安和18岁的钱丰保。和她们同时期的女留学生，因为随父兄回国等原因，大都中途退学。按照学校规定，毕业典礼应该在1905年3月举行，但两人必须在1904年回国，所以校长下田歌子决定破例为两人提前举行仪式，还邀请了中国驻日公使杨枢、日本枢密院副院长东久世、朝鲜公使赵民熙等参加。

　　这个时期的留日女学生人数虽然不多，但其社会活动却很活跃。由于对祖国危亡的切肤之痛和拯救中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留日学生们掀起了一场爱国救亡活动，女留学生也不甘落后，她们认识到：“当此国家多难、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之际，不仅匹夫有责，匹妇也有责，因为亡国之惨，不仅男子受其祸，女子亦受其祸。”

　　1903年4月8日，第一个女留学生组织“日本留学女学生共爱会”（简称“共爱会”）在东京成立，这是一个由10多名成员组成的爱国组织，“以拯救二万万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后改为“以振兴女学、恢复女权、尽国民之天职为宗旨”。因而，它远远超过了梁启超在1897年倡设女子学堂时所标榜的“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宗旨，充分显示了女留学生的爱国进步精神。

晚清留日女学生

　　女留学生们还通过杂志传播新思想。当时的留学生刊物《江苏》就刊登了一批“女学论文”，有陈彦安的《劝女子留学说》、方君笄的《兴女学以复女权说》、胡彬夏的《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曹汝锦的《爱国及自爱》、何香凝的《敬告我同胞姐妹》、林宗素的《女界钟叙》、忆琴的《论中国女子之前途》等，纷纷喊出了“还女性以人权”的口号。

　　《兴女学以复女权说》写道：“中国女子之无权，实由于无学。既以无学而无权，则欲提倡女权必先兴女学。盖女子若无学问，虽畀以权利亦不能保。学问充足，品位自高，权利将不求而自至。诚观泰西诸国女学大兴，女权亦盛，可以知矣。吾愿同胞立志恢复女权者，必先以兴女学为事。而勿侈言女权也可。”固然，中国女子的“无权”主要不是由于“无学”，但提倡为着妇女的解放而进行启蒙教育，这一点应当说是可取的。

　　1900年，俄国以保护铁路为借口，派兵占据了我国东北，遭到我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后来俄国被迫答应撤兵，但到了1903年第二次撤兵前夕，俄国又节外生枝地提出了7条无理要求，企图赖着不走，把东北变成其永久的殖民地。1903年4月28日，东京各报纸都报道了这一消息。留学界群情激愤，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4月29日，500余名中国留日学生集聚在东京神田锦辉馆，愤怒谴责俄国的蛮横行径和清政府的卑躬屈膝，当即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以实际行动抗击沙俄的入侵。女留学生们按照义勇队的宗旨，另成立了一个女留学生组织，就是前面提到的“共爱会”，并决定加入日本赤十字社（红十字会），学习医护技术，准备随义勇队奔赴前线，担任战场救护工作，以尽“天下女子之责”。当场签字的有曹汝锦、林宗素、王莲、陈懋勰、华桂、胡彬夏、龚圆常、方君笄、钮勒华、吴芙、周佩珍、钱丰保等12人。15岁的少女胡彬夏跃身登台演讲，呼吁女界同胞行动起来，“以螳臂之微，为国尽力”，“中国之兴亡即我辈之生死也”，“宁以女人非人，自弃责任耶”。她们就读的实践女校校长下田歌子“闻女学生会议事，急止之”，女学生们哭诉道：“吾且无国，安得有身，更安得有学？”她们还致电上海各女学堂：“俄祸急，女生入赤十字会，同学生军兆征。告各女学校协助。”女学生的斗争热情，“实不让须眉”。

　　留日女学生于1903年5月9日开始在日本赤十字社笃志看妇会受训，主要利用课余时间，每月两次。她们还上书贝子载振，阐明红十字会的历史、贡献，并说朝鲜、泰国等都已加入，唯独我国不设立、不加入，实在是中国的耻辱；还抄录了日本赤十字社章程和日内瓦条约，恳切要求：“敕令各省劝谕绅富协力赞成。”虽然由于条件的限制，女留学生于7月12日脱离了组织，但她们的行动在拒俄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对后来女留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