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

　　作为一代名将，陈毅元帅（1901-1972）将近半个世纪的军事生涯，就是人民军队由小到大、以弱胜强的一面镜子：1927年8月，在江西抚州（临川）汇入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洪流，当月25日第一次接受战火的考验；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最终失败，协助朱德掌握余部成功脱离险境；1928年4月，见证南昌起义余部、秋收起义余部会师井冈山，历任红4军前委书记、红6军政委、红22军军长、江西省军区总指挥兼政委；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以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身份参与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1938年1月，挥戈民族抗战前线，历任新四军1支队支队长、江南指挥部指挥、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委、代军长、军长；1946年1月，鏖战人民解放战场，历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1949年10月，投身新中国国防建设，历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

　　在波澜壮阔的军事生涯中，陈毅从一介书生成长为开国元戎，从农家子弟锻造成军事大家，在丰富的军事实践中积淀了卓越的用兵艺术。

　　政胜为本

　　《孙子兵法》有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通俗说，就是让老百姓与国家、军队一条心，与国家、军队共存亡，并且义无反顾。陈毅非常称道这句话，从而形成了“政胜为本”的策略思想。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陈毅一直身体力行这一点，并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他目睹过盲动主义导致的恶果。

　　1928年2月4日傍晚，由南昌起义余部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浩浩荡荡开进郴州，湘南革命形势，正如干柴逢烈火。“第一师所到之处，都和中共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建立苏维埃政府，建立和恢复群众组织，组建革命武装。”

　　很快，湘南形势引起蒋介石的注意，他下令湘、粤两省军阀联合“进剿”。这时，中共湘南特委在“使小资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精神影响下，提出“焦土战略”：为了使敌军进入湘南后无房可住、无法立足，硬性推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30里内房屋和烧毁郴州等县城的决定。指示下达，群众和干部强烈反对。湘南特委一方面逐次让步，将焚烧范围缩小至湘粤大道两侧各5里；一方面仍向各级干部施加组织压力，强令执行。许多区乡干部抵抗不住，只得在大道旁焚烧了少数房屋。然而消息风传，烟火起处，人心大乱，敌对情绪剧增。

　　3月12日，中共郴县县委通知在郴州城里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拟由郴县县委书记夏明震说服动员群众，在尽量减少损失的措施下执行焚烧的决定，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大会于10时开始，夏明震上台说到为阻止湘、粤两省敌人进占不得已实行“坚壁清野”时，台下立即叫喊：“烧房子就是不行！”“杀死他们！杀死他们！”许多人迅速扯下颈上标志革命的红带子，换上事先暗藏的白带子，抡起刀枪棍棒齐上，砍死夏明震等县委干部与群众组织负责人多人。全场顿时形成一场白带子杀红带子的混战，当场死伤200余人。接着，人们一路呼啸而去，见红带子就杀，见商店就抢，相继捣毁县总工会、少先队等住地。

　　事已至此，中共县、区党组织及苏维埃的负责人只能组织未受煽动的农军、赤卫队及工人进行武装反击。郴州凶信传来，湘南特委决定由陈毅接任郴县县委书记。他临危受命，首先恢复和整顿县委、县苏维埃的工作，在湘南特委的指示下，建立肃反委员会和革命法庭，同时深入调查研究，迅速作出相应的处理：对个别证据确凿的首恶分子，坚决予以镇压；对绝大多数知错能改的群众，则一律不予追究。

　　当时，湖南省委及湘南特委本身也认识了这次错误的严重性，很快调动了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的工作。在局面得到控制后，陈毅还以县委名义仍在城隍庙召开了群众大会，向群众开诚布公：对于执行烧城和焚烧湘粤大道两侧房屋，原郴县县委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会后，他还以县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布布告，规定不准焚烧房屋，不准强迫搬家，不准造谣惑众等等。此后，湘南的革命运动才又走上正轨。

陈毅（右）与毛泽东（中）、谭震林在一起

　　1949年5月，解放战争胜局已定，陈毅在江苏丹阳运筹接管上海事宜。为使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怀抱，为使上海人民支持解放军，他坚持的还是“政胜为本”策略思想。因此，陈毅严格地强调两条：“一是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对于“不入民宅”这一条，陈毅鉴古思今：“历来军队入了城，往市民家里一住，干好事的不多。我们部队进去住哪里？要考虑。”一日，陈毅抱着几本古书找到城市政策组曹漫之，说史书上有过军队“不入民宅”的记载，查一查。后来《入城守则》草案便列上了这一条。对此，有些干部想不通，说遇到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不假思索，斩钉截铁地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上海解放了，上海人民震惊了：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当市民们打开家门时，惊奇地发现马路两边湿漉漉的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勇攻取了大上海的胜利之师却睡马路，这旷古未有的景象强烈震动了上海市民群众。

　　阴阳合一

　　在以《周易》演兵的《三十六计》里，“瞒天过海”赫然名列第一，但它可绝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贬义成语，而是折射出了“与天斗，其乐无穷”的豪气。成功施展这一计，讲求“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阳，太阴。”就是说，秘密的图谋，往往隐藏在公开的事情里，而不是在公开的事情之外；最公开的举动，往往隐藏着最隐秘的图谋。简言之，“阴在阳之内”，就是阴阳合一。目前，尚没有资料能证明陈毅接触过《三十六计》，但他的一些策略思想深合“阴阳合一”之理。

　　1936年夏天，蒋介石调遣重兵，对赣粤边等红军游击区发起新的“清剿”。这次担纲进攻赣粤边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四十六师。该师师长戴嗣夏被蒋介石称为“碉堡专家”，他在进攻游击区时果然有一套：竟让碉堡上山口、进山坑，进逼游击根据地。这年9月，领导赣粤边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召开干部会，就粉碎第四十六师的“清剿”研究对策，作出了“九月决议”，其中重要一点是：游击区放手搞“两面政权”，赤、白交界区搞“黄色村庄”，以应付敌人，保护群众和游击队。

　　根据会议精神，陈毅和机关工作人员及县、区干部，研究如何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年纪大的开明人士等去担任保长、甲长，建立“两面政权”——表面上是国民党的政权（阳），实际上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或同情我党的人士手里（阴），真正是“阴阳合一”。

　　对赤、白交界区“黄色村庄”的建立，陈毅除普遍布置外，还亲自出马，总结经验。黄坑位于大余县板棚下（游击区）与池江镇（白区）之间，是油山地区最大的一个坑，也是板棚下到池江镇的必经要道。黄坑的黄保长一向以保护全坑安全为名，强迫群众出钱买枪支弹药，组织地方反动武装。国民党军队来搜山，他还主动带过路。于是，陈毅亲自带精干游击队员，深夜潜入黄坑，叩门直入黄保长家，使其知道国民党几万大军也无法阻挡红军出入，何况小小保长。陈毅气势夺人，黄保长完全慑服。最后，陈毅就给他作了4条规定：一不准带路搜山，二不准打锣吆喝报告，三不准盘查扣留，四要向游击队传递情报。黄保长保证做到。自此，黄保长逐渐成为“两面派”，黄坑也成了“黄色村庄”。

　　诚如《陈毅传》所说，“两面派”和“黄色村庄”的斗争方法，是南方3年游击战争中陈毅等共产党人的一个创造。这一宝贵经验，在随之而来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得到更完善的运用和发展。

　　1939年秋天，党中央多次提出：新四军只有坚决而秘密地执行以一部坚守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巩固发展。身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深知向江北发展的困难：一则是有大江阻隔，二则是有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限制。这年10月、11月间，出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陈毅及时紧紧抓住，做了一篇“向北发展”的绝妙文章。

　　当时，通过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王敬久的帮忙，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申领到10万发子弹。从位于浙皖交界的第三战区弹药库运到江北，要穿过整个苏南地区，通过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多道日军封锁线，而没有新四军出手是办不好这件事的。李明扬自知无力运输，只好托人捎了一封亲笔信给陈毅。11月11日，陈毅大喜，即找粟裕商定：从第2支队抽出力量组成一个加强营，由陶勇、卢胜率领，担任协助护送弹药到苏北的任务；护送弹药任务完成后，过江部队即留在江北发展。

　　11月中旬，弹药成功送到了江北李明扬手中，陶勇、卢胜所带的部队也借机渡江北上，以援助友军之姿进入苏皖边区，随即与在那里活动的梅嘉生支队合编为苏皖支队，最终同活动在淮南的第5支队取得了联系，走出了“向北发展”的关键一着棋。

　　陈、粟在确保护送弹药安全、发展抗日统战关系（阳）同时，谋划让部队无障碍渡江、“向北发展”（阴），演绎的还是“阴阳合一”。

　　围魏救赵

　　“围魏救赵”的典故尽人皆知，历来为众兵家借鉴使用。1938年5月，为研讨抗日游击战争的打法，毛泽东曾探讨过“围魏救赵”的现实价值：在敌人打到抗日根据地内时，“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其实，毛泽东的这一作战指导思想，陈毅和项英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时也曾运用。

　　1935年春夏之交，蒋介石获悉项英、陈毅已转移到粤赣边境，立即调动重兵进行“清剿”。当时，国民党军以三四万兵力，在赣粤边设置了3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是赣粤边东面的桃江、西面的章水、南面的浈水，严密控制所有的渡口和可徒涉的河段；第二道封锁线在江西大余、南康、信丰和广东南雄之间的公路沿线，设据点、修碉堡、驻军队，昼夜放哨巡逻；第三道封锁线是在游击根据地周围的墟镇、村庄上驻军队、筑碉堡扼守，随时出动袭击“搜剿”。面对严重的敌情，陈毅和项英胸有成竹：集中部分红军游击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的据点和区、乡公所，来了个“围魏救赵”。

陈毅（右）与聂荣臻在一起

　　南雄的乌径，是（南）雄信（丰）公路上一个大墟镇，是敌人认为最可靠的后方。附近粤军集中力量进山“清剿”后，这里只驻着100多人的靖卫团和区公所。陈毅听到中共地下党的报告后，立即找来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叶明魁，向他具体布置了夜袭乌径、出奇制胜的办法。叶明魁带领几十人的游击队黑夜里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隐蔽急行军100多里，天亮前赶到了乌径，神速地打进了镇公所，全歼靖卫团，打死了靖卫团总，又把红军的标语贴遍了乌径镇。天亮时，群众看到标语，纷纷传说有大队红军来到，吓得敌人赶快把进山“清剿”的一部分兵力调回乌径，减轻了油山游击队的压力。

　　紧接着，陈毅又布置了油山游击队北袭大余县西游仙墟和西华山钨矿局矿警队。根据陈毅指示，游击队负责人曾彪带着十几名游击队员，打扮成挑钨砂的短工，隐蔽在矿警队驻地的树林子里。天近黄昏时，矿警队照例集合在操场上听队长训话。矿警队长刚开口讲话，曾彪“叭叭”两枪，打死了矿警队长，带着游击队员从树林里高呼“缴枪不杀”冲上操场，惊呆了的矿警慌作一团，乖乖地缴枪当了俘虏。消息传遍大余城，敌人没有想到会在他的后方出现红军游击队，只好把进山“清剿”的部队调一部分回来，这又减轻了北山游击队的压力。一来二去，敌人的“清剿”兵力被抽空，消灭游击队自然成了梦想。

　　在频繁的游击战争中，陈毅、项英还把游击战术编成便于记忆的口诀，其中凝结了“围魏救赵”的策略思想：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

　　硬打强攻，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

　　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

　　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

　　…………

　　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

　　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

　　1941年7月下旬，日军南浦襄吉旅团从驻地泰州倾巢出动，纠集日伪军1.7万人，4路合击新四军驻地盐城，想把新四军首脑机关一网打尽。面对严重危局，陈毅代表新四军军部发出了“保卫盐城”的号召。为迅速打破敌人的阴谋，他和新四军第1师师长粟裕商定：敌进我也进，来他个“围魏救赵”。于是，第1师主力以凌厉的攻势，在苏中南部的泰兴、如皋、南通、靖江地区广泛出击，袭击日伪据点和交通干线，使北进之敌时有南顾之忧，有力地打击和钳制了敌人，陷敌于顾此失彼的被动地位。更绝的是，乘南浦旅团倾巢而出之机，第1师大张旗鼓地挥师进攻泰州，迫使南浦旅团仓皇南撤。9月17日，新四军发言人在关于苏北反“扫荡”的谈话中指出：“由于我军在南线发动凌厉攻势，迫敌南调，我北线部队乘机大举反攻”，“敌向我盐阜区‘扫荡’之主动权完全丧失”，“军部仍巍然屹立于敌后”。

　　争取多数

　　毛泽东有句名言：“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错综复杂的军事斗争中，陈毅始终坚持“争取多数”，利用敌人或对方营垒之间的矛盾，采取巧妙灵活的策略，争取或暂时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以达到孤立首要之敌的目的。

　　1940年9月初，在新四军进占黄桥（今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后，苏北国民党军各部都虎视眈眈：反共顽固派韩德勤部，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部，税警总团陈泰运部，在反共、防共上，他们有共同利益，但在夺取苏北主导权上，他们之间又钩心斗角。于是，为打开苏北抗日局面，陈毅大胆采用“争取多数”之策，集中力量对付反共积极分子韩德勤。

　　9月中旬，新四军从韩德勤手中攻克苏北重镇姜堰。姜堰地处运盐河上，有着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是周围有名的粮、棉、盐、油主要进出地。这里也曾是陈泰运部防区，被韩德勤夺占。为保持政治上的主动，陈毅张弛有度，再次向韩德勤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这时，韩德勤以要新四军退出姜堰，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新四军以鲜血换来的“金姜堰”是绝不会退出的；如果不退，他就有了向新四军进攻的借口。当时，中间人士都非常担心，认为韩德勤要价太高，新四军必不答应，和谈必将失败。9月下旬，陈毅在姜堰公开宣布：为团结抗日，新四军将退出姜堰，交由李明扬、李长江部接防。“二李”白白捡到“金姜堰”，喜出望外，立即派部队单独接管姜堰。至于陈泰运，痛失“金姜堰”于韩德勤，但喜得陈毅赠送的100多条好枪。于是，“二李一陈”皆大欢喜，深感新四军讲信义，向陈毅保证：如韩德勤进攻新四军，他们绝不参战，并答应给新四军提供情报。在这轮较量中，陈毅运用“争取多数”之策，让韩德勤什么也没有捞到，反而加深了与“二李一陈”的矛盾，为随后的黄桥决战歼灭韩德勤创造了条件。

陈毅（右）与粟裕在一起

　　1943年春天，日伪军又对苏中大举“清乡”。这时，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决定，让参加过苏南“清乡”的小林元师团北调苏中，接替屡遭失败的南浦襄吉旅团主持“清乡”，这使长期盘踞苏中的南浦襄吉惴惴不安，他既怕小林元插足苏中分肥，又怕被远调到太平洋作战，所以企图维持现状，对“清乡”采取一定程度的消极态度。陈毅获悉这些情况，多次指示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要“争取多数”，创造性地要求把工作做到日军中去：“对于日伪‘清乡’阵营中之对‘清乡’不满的消极分子，不论其出发点和立场如何，也不论其力量之大小与时间之久暂，我们均应争取，以便孤立主持‘清乡’的敌人。”6月上旬，根据陈毅指示精神，苏中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明确把工作拓展到日军方面，认为首敌是小林元师团。粟裕指出：“要利用南浦旅团与小林师团之间的矛盾，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着重打击主持‘清乡’的小林师团，而对南浦旅团的打击适可而止，促使南浦旅团对‘清乡’采取消极态度。”事实证明，陈毅、粟裕及苏中军区的策略是正确的有效的：“南浦因为对日本派遣军总部委任小林主持‘清乡’不满，在换防时不等小林部队到来就开走，连工事、铁丝网都破坏了。苏中区民兵乘机收复了许多小据点。‘清乡’开始后，南浦又采取不合作或消极服从态度，作战不力，后来被召回日本国内。”当然，由于南浦旅团态度消极，小林师团的“清乡”图谋自难得逞。

　　金蝉脱壳

　　“金蝉脱壳”，也是《三十六计》之一。此计简单描述即为：当你正和当面敌人交锋时，又有一股敌人杀来；这时，你虚张声势好像自己还在原处，使当面之敌不敢轻举妄动，你却挥兵杀向另一股敌人。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时，陈毅就擅长“金蝉脱壳”打法，而解放战争中的莱芜战役，更是这种打法的经典战例。

　　1947年1月，国共两军战局继续以华东战场为中心展开，主战场转入山东解放区境内。当时，陈诚主持制订了一个“鲁南会战”计划，企图南北对进，迫使华东野战军主力与其决战于临沂地区：南线，欧震指挥20个整编师为主要突击集团，从陇海路东段分3路北攻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北线，李仙洲指挥9个整编师为辅助突击集团，从胶济线向南进攻，直捣山东解放区在莱芜、新泰、蒙阴的后方基地，并于2月4日进占莱芜。

　　面对严重敌情，陈毅曾主持过多次会议，制定过诱歼南线敌军突出冒进之一路于临沂附近的方案，但敌人进军始终保持着齐头并进，华东野战军未能实现预定的战役计划。这时，思路敏捷的陈毅很快又提出了一个重要设想：既然南线敌人重兵密集，战机难寻，而北线敌人孤军深入，威胁我后方，何不改变原定作战方针，置南线重兵集团于不顾，而以主力北上，以绝对优势兵力，歼灭北线之敌。于是，他要求粟裕对此作深入周密的思考。粟裕觉得司令员这个设想十分高明，又作了进一步的对比和分析。他先是对比了南、北两路敌人的不同情况，认为南线敌人有60多个团，我也仅有60多个团，在兵力上不能占有优势，不能对敌人实施分割包围；而北线敌军兵力小，战斗力相对弱些，内部派系矛盾多，如我将主力隐蔽北上，可以对其形成绝对优势，有把握予以歼灭。敌人既认定我必固守临沂，我军突然北上，定可出其不意。这样，我就可置敌在南线强大兵团于无用武之地，既可避免不利决战，又可在北线歼敌一大坨，粉碎敌之南北夹击意图，解除我后方威胁。

　　2月5日午时，陈毅签发了报请中央军委审查的3个作战方案，其中之一是：如敌仍不北进，即转兵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中央军委回电，同意北上方案，并指出为执行此方案，对外应装作打南面之敌模样，使李仙洲集团放手南进，然后秘密移动全军，求歼李集团，并攻占胶济路。

　　得到中央军委肯定，陈毅于2月10日最后下定了决心：留下第2、第3纵队，由参谋长陈士榘指挥，伪装全军模样，在南面采取宽正面的防御，节节阻击敌人；主力隐蔽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同时布置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并在运河上架桥，在黄河边找船，造成华野将从泰安、兖州间西渡黄河的假象，以迷惑敌人。就在当夜，令主力分3路隐蔽北上。陈毅一时兴起，又写了一首诗，题名《决胜之歌》，请文工团的作曲家迅速谱曲在第2、第3纵队的连队教唱。他还嘱咐署名陈毅作词，把词曲油印发到前线的战壕里去，使敌人发现这歌曲，更相信华野主力将在临沂地区决战。凡此种种，都在演绎“金蝉脱壳”绝唱！

　　在这期间，陈毅的作战方案步步实现。自从主力于2月10日北上后，留下的第2、3纵队打着华野各纵队的番号在临沂外围阻击敌人，颇有一番准备“决战”的架势。坚持了5昼夜之后，他们才假装“仓皇后撤”。敌人于15日进占临沂后，鼓吹“大捷”，宣称“在临沂外围歼共军16个旅”。19日，蒋介石在南京“军官训练团”作《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的演说时大放厥词，认为“自国军收复苏北攻克临沂以后，陈毅已失其老巢，就再不能发生过去一样大的作用了”。但蒋介石高兴得太早了，2月19日，陈毅率领的华野主力已在莱芜东西地区形成了对其李仙洲集团的包围态势。到23日下午5时，莱芜战役结束，消灭国民党军5.6万余人，生俘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遭到如此重创，一个被俘的团长感慨万千，他不无调侃地说：“就是捉5万只鸭子，也得费点儿工夫啊！”（作者：夏明星 卢信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