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河北省冀州人，生于1922年，今年周岁99岁。15岁村小学毕业后，我去北京前门外大蒋家胡同货店和取灯胡同3号“中和玉器铺”当小伙计，后又经人介绍去了香港联号学徒做饭，吃尽了苦头，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有几次遭毒打逼得我差点儿跳楼自杀，可谓死里逃生。

　　1941年12月8日，日军向香港发起猛烈进攻，26日日军占领香港。战争期间，敌机经常来进行轰炸，飞机从空中打下的高射机枪子弹壳像下雹子，海里则布有水雷，船只不能通行，交通断绝。工人们都无法干活儿了，我就去湾仔道路南的一个进步学校“学余联谊社”听课。

1945年初王魁建(中)与吴耀栋（右）、杨志光三人离开香港时留影

　　一进门，我看见墙上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讲课的老师有廖沫沙、沙千里、千家驹和司马文森等，我还见到了叶挺留在香港的秘书。“学余联谊社”划分了小组，我和吴耀栋、杨志光3个人为一小组，至今我还留有1945年初我们3人离开香港时的照片。在这里，我们的任务是自己编写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晚上偷偷张贴出去。我还记得有一条标语是：“勿忘七七，毛泽东一定胜利！”老师们还对我们说：“愿意到延安去的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是先到广东惠阳找曾生的部队；二是经澳门坐船，但都要自己筹路费，去不了的可以就地闹革命。”我想去延安，但筹不到路费，只好作罢。

　　后几经周折，我回到了老家并考上了束鹿县（今辛集市）师范学校，但因当时村里急需教员，就没去上学而直接当了村里急需教员，就没去上学而直接当了村教员。1947年，我去刚刚解放的辛集“裕大银号”做“解放区的地下工作”，观察北京、天津的来往账目都寄往何处、有无暗藏的特务等。几个月后，我调到辛集政府财委当秘书，这时石家庄解放了，又调我到石家庄地区行署当通信员、财委秘书等。1961年，我在地区供销社先后任副主任、主任，地区商业局局长，财办主任。1988年，我被调任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副行长至离休。

　　在解放后的工作表现，我自我评价，水平一般，能力也平常，没有什么可圈可点、值得记录下来的业绩成就，但与周恩来总理面对面交往的3件事，却印象深刻，终生难忘。

　　第一件事，我接听了周总理打来的电话。

　　大概是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我当时20多岁，在石家庄行署当通信员（内勤）。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在值班室值班。记得那天天气闷热，我在院子里乘凉，值班室内的电话铃声响了，我赶紧跑进值班室接电话：“喂，你是谁呀？”只听话筒里传来略带南方味儿的口音：“我是政务院。”我一时没有听清楚，就又问：“我没听清楚，你是谁？”对方则提高了嗓门儿说：“我是周恩来。”我一听马上紧张起来：“噢噢噢，总理您好！”总理紧接着说：“有人反映，你们石家庄当地的县委机关（当时叫建屏县），把西柏坡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用的桌椅板凳都搬去自己用了，告诉他们，马上全部搬回去照原样放好，一件都不能少！”我赶紧连声应承，并马上向上级领导汇报。

　　当时刚解放，说实在的，县委机关也是一穷二白，非常简陋，也是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可想不到，日理万机的政务院总理，有这么强的文物保护意识，工作细致落实到基层。由于总理及时过问，西柏坡的历史文物得以“完璧归赵”，也让后来人能够瞻仰到革命圣地的历史原貌。

　　第二件事，周总理视察黄壁庄水库和岗南水库，是由我带的路。

修建岗南水库工地现场

　　周总理对石家庄的两座大型水库建设非常关心，1959年9月，总理要来石家庄视察正在建设的两座水库，并特别传话指示说，不要麻烦地方领导了，找两个带路的就行。石家庄地区行署派的是我，地委那里派的是张进禄，由我俩带路。第一天上午，地区行署副专员崔民生陪同总理视察黄壁庄水库。路上总理问副专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崔民生。”总理说，“崔民生……你要修好了水库就叫崔民生，如果修不好可就成了崔（催）民死啊！”崔民生听后马上很认真地回答总理：“总理放心吧，我保证修好。”随后总理又问：“你是什么文化水平？”“我就是一个放羊出身，但进了21天的扫盲班毕业。”总理高兴地说：“好啊好啊，我们当干部的没有文化可不行呀！”

　　很可能是总理的这几句话，崔民生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历史责任，他很快就把办公地点搬到了水库工地上，昼夜吃住在那里，一直到水库修好。后来听说崔民生退休也没有离开水库，直到去世。还听说崔民生去世后也葬在那里，这也算是他兑现了对国家总理的承诺吧。

　　第二天上午，周总理又在地区行署专员张屏东的陪同下视察了岗南水库。路上总理又问专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屏东。”总理紧接着笑着说，“张屏东？你怎么不叫张屏（平）西呀？现在可是东风压倒西风呀！”当时的提法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东风压倒资本主义阵营的西风。总理一句话，紧张的气氛缓和了好多，同时也让大家感受到了总理的风趣。

周总理视察岗南水库

　　听说总理喜欢看戏，晚上我们在铁路工人俱乐部专门安排了市丝弦剧团为总理演出《白罗衫》。大家担心总理已劳累了一天，而这出戏要演4个来小时。省、地、市领导就嘱剧团把戏压短些，把第一场的唱词去掉了。散戏后，总理第一句话就问：“为什么第一场没有唱词？”当大家讲明原因后，总理爽朗地笑了，他说：“没有必要嘛。不要考虑我一个人，要照顾广大观众。第一场没有唱词，观众就不知道是什么剧种，也不合乎戏剧规律，对吗？”后来听说，还专门安排市丝弦剧团进京为总理演出了呢。

　　第三件事是与第二件事连在一起的——我看见总理坐在石头上，在工地和民工们边吃饭边唠嗑。

　　视察完水库工地就快中午了，工地上带队的问，总理爱吃什么饭？随同人员说：“不能超过3个菜，这是总理自己定的纪律，多了总理不高兴。”下车时，总理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民工们自觉地列队欢迎。总理随后登上水库最高的土堤，饶有兴趣地向四下看了一圈，当时工地上人多得很，有推土的、挑担子的、抬土的，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所以，一转眼我们就不见了总理，我着急地到处找，紧走了几步一看，总理正坐在一块石头上和民工们边吃饭边唠嗑呢。总理看到一个民工（可能是正定的高顺怀）拿着饼子正在吃饭，就问他：“你们几天改善一次伙食呀？”“一礼拜。”总理又问：“吃什么？”“平时吃饼子，改善时吃馒头。”那时候大多数时间吃粗粮饼子，很少吃细粮馒头。总理又问：“你能吃多少？”“一胳膊。”民工说完就伸开胳膊比画了一下，摆满整条胳膊，大概是八九个馒头的样子。总理微笑着点了点头说：“能吃就能干呀！”我记得总理吃了一个饼子、喝了一碗粥，也没有回办事处去吃专为他准备的午饭。

王魁建老人在查阅资料

　　如今，我已百岁，记忆力肯定是不行了，如果我所说的有不准确之处，还请知情者指正。石家庄知道周总理视察两座水库的人不少。（口述：王魁建 整理：张光辉  王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