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英吾妻爱鉴：日内即将率部进入沪淞参战，特修寸笺以慰远念。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孙无噍类矣。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志也；而军人不宜有家室，我今既有之，且复门哀祚薄，亲者丁稀，我心非铁石，能无眷然乎！但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也。老亲之慰奉，儿女之教养，家务一切之措施，劳卿担负全责，庶免旅人之分心也……

　　这是著名抗日将领谢晋元在1937年8月淞沪抗战前夕写给妻子的信件，由上海寄往广东蕉岭县。信中既有嘱托与表白，又有坚定与无奈；字里行间饱含着拳拳爱国心、殷殷赤子情，更多的还是发自肺腑的爱、难分难舍的情……

　　写给爱妻家书的来龙去脉

　　谢晋元（1905—1941），字中民，出生于广东梅州市蕉岭县。投笔从戎后，其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师参谋主任、副团长、团长等职，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英勇善战，屡立战功。1937年淞沪会战中率“八百壮士”（实为400余人，为迷惑敌人，对外称“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激战4昼夜，毙敌200余人，伤敌无数，以我阵亡9人、伤20余人的代价守住了“最后一块阵地”，成为当时举世瞩目的事件，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谢晋元也因此成为1937年11月8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这本在全球颇具影响力的刊物介绍道：“坚守在四行仓库里的中国官兵，耀眼地出现在硝烟弥漫的上海。这是当年最为轰动的一次抵抗。”

　　那么，谢晋元为何要给妻子写这封信呢？事情还要从1936年的初春说起。当时日军加快了侵华步伐，亡我之心昭然若揭，谢晋元为了能够安心抗日，就把怀有身孕的妻子凌维诚以及3个儿女从上海亲自护送回老家。临别时他对爱妻说：“等抗战胜利到来时，我将亲自迎接你们母子返沪。”

　　妻子凌维诚（1907—1991）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学习音乐专业的她擅长演奏乐器和唱歌，能歌善舞，才貌双全。两人相识并结缘于同学的婚礼上，当时分别是伴郎伴娘，后成为恋人。1929年9月，两人于汉口喜结良缘，翌年诞下大女儿谢雪芬。后二女儿谢兰芬、三儿子谢幼民降生，全家生活在上海。

　　谢晋元将家属送回老家后，心情一时无法平静。因为妻子凌维诚自幼在上海长大，且是大家闺秀。当时，凌维诚的亲人得知其要被丈夫送到老家时纷纷劝阻，理由是那个穷乡僻壤生活会很艰难。凌维诚初始也想不通，只是经过谢晋元多次劝说，才理解了丈夫的做法。她深知丈夫是至孝之人，只有自己回去代为尽孝，才能使丈夫安心杀敌报国。

　　从城市到农村，生活真的是天壤之别。下田种地，洗衣煮饭，辛勤劳作，伺候公婆，不论是生活环境还是习惯，都大不相同，这对凌维诚来说确实是较大的考验。尽管如此，为了丈夫，她也不得不咬牙坚持下去，而丈夫又何尝不对妻子儿女牵挂呢？于是谢晋元在信笺上向爱妻倾诉了上述一番话。

　　临危受命英勇杀敌后被囚

　　1937年8月13日，日军疯狂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全面爆发。在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军队为粉碎日寇“三天占领上海，三月灭亡中国”的企图，从全国调集精锐兵力70余万人予以抵抗。鏖战3个月，至11月12日，日军虽占领了上海，但也付出了伤亡6万余人的惨重代价。

　　10月26日深夜，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第二六二旅第五二四团副团长谢晋元急匆匆回到团部，他手上拿着师长孙元良的一纸命令：“五二四团一营死守上海最后一块阵地，掩护大军撤退。”命令上所说的最后一块阵地，就是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静安区中南部，苏州河北岸，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6层大厦，因大陆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盐业银行4家的联合仓库而得名。仓库墙厚楼高、易守难攻，曾为第八十八师司令部所在地，因此储备了不少弹药和粮食。此时，仓库西、北两面已被日军占领，东边是英、美两国控制的公共租界，南面紧邻苏州河，苏州河南岸是居民区。鉴于此，可以说四行仓库保卫战是在租界数百名中外记者和观战助威的民众视线内进行的，堪称一场面向全世界“现场直播”的战斗。谢晋元副团长深知肩负的重任，立即召集全营官兵进行军事动员部署，以“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与敌人拼到底”的决心，率领一营420名官兵浴血奋战4昼夜，终于取得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伟大胜利，使日军在众目睽睽之下丢尽颜面，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一时间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事件。

　　上海各界群众箪食壶浆，热情慰问抗日勇士，谢晋元因此受到通令嘉奖，晋升为上校团长。“八百壮士”坚守至10月30日夜，敌我双方进入僵持阶段。此时的公共租界当局为了自身的安全，多次电请中国国民政府为“八百壮士”生命安危考虑，使“孤军由租界到沪西归队”，并许诺“负责掩护孤军撤退”。国民党最高统率部于是命令谢晋元部撤出战斗，于31日凌晨率部进入租界。意想不到的是，当谢晋元率队进入租界时，却立即被英军强行收缴了武器，并被押上汽车运往胶州路一块15亩的空地羁留，四周用铁丝网围困，并由“万国商团”的白俄兵看守。说是孤军营其实就是俘虏营。缘何会出现这一情况呢？主要原因是西方租界当局迫于日方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就这样，“八百壮士”不明不白地成了俘虏，而且一困就是近4年时间。故有“战斗4天，孤军4年”之说。

　　写给双亲饱含嘱托的遗书

　　“八百壮士”在孤军营的处境非常险恶：一边是日寇虎视眈眈，多次派日本浪人深藏短枪、手榴弹等闯入，图谋对谢晋元等爱国将士暗杀；一边是汪伪政府多次对谢晋元威逼利诱。此外，租界当局为加强控制，雇佣凶残的白俄兵看管，欺凌被关将士事件屡有发生，曾多次发生肉搏群殴，造成孤军营4人被害、100多人受伤。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谢晋元仍奋发图强，严格训练部下，每天按时升旗、训话、学习、训练、生产等，还接待社会各界来访，宣讲抗战形势，鼓舞民心士气。随着战场局势的不断恶化，“八百壮士”的性命也危在旦夕。此时的谢晋元审时度势，让战友们写好遗书，抱定必死的信念也要与敌人战斗到底。

　　1939年9月18日，谢晋元经过深思熟虑后写下了遗书：

　　双亲大人尊鉴：上海情势日益险恶，租界地位能否保持长久，现成疑问。敌人劫夺男之企图，据最近消息，势在必得。敌曾向租界当局要求引渡未果，但野心仍未死，且有“不惜任何代价，必将谢团长劫到虹口（敌军根据地），只要谢团长答应合作，任何位置均可给予”云云。似此劫夺，为欲迫男屈节，视此为敌作牛马耳。大丈夫光明而生，亦必光明磊落而死。男对死生之义，求仁得仁，泰山鸿毛之旨熟虑之矣。今日纵死，而男之英灵必流芳千古。故此日险恶之环境，男从未顾及。如敌劫持之日，即男成仁之时。人生必有一死，此时此境而死，实人生之快事也。唯今日对家庭不能无一言：万一不讳，大人切勿悲伤，且应闻此讯以自慰。大人年高，家庭原非富有，可将产业变卖以养余年。男之子女渐长，必使其入学，平时应严格教养，使成良好习惯。幼民姊弟均富天资，除教育费得请政府补助外，大人以下应宜刻苦自励，不轻受人分毫。男尸如觅获，应归葬抗战阵亡将士公墓。此函俟男殉国后即可发表，亦即男预立之遗嘱也。

　　男晋元谨上

　　民国28年九一八于

　　上海孤军营

　　信中既分析了当前的不利局势，又树立了视死如归的坚定信念，还对家里的后事进行了安排，更对子女的成长与培养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遗书发出后谢晋元感觉轻松了很多，但令他没有料到的是死神已经降临，而且是死在中国人的手里。其实，汪伪政权早已打起了谢晋元的主意，曾派人以高官诱降，结果遭到严词斥责：“尔等行为丧尽天良，认贼作父，愿作张邦昌，甘作亡国奴。”“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以保国卫民为天职，余志已决，绝非任何甘言利诱所能动，休以狗彘不如之言来侮辱我，你速去，休胡言！”谢晋元的凛然正气惹恼了汪伪政权，于是采取卑鄙手段，在孤军营收买了4个叛兵，乘谢晋元出操不备时，用匕首等凶器突袭，导致其多处重伤，流血不止。谢晋元年仅36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941年4月24日的早晨。谢晋元遇刺消息传出后，举国震惊。4月25日，上海30余万民众自发前往孤军营吊唁。毛泽东盛赞“八百壮士”是英勇抗战、为国捐躯的民族革命典型；蒋介石誉其“精忠贯日”。5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嘉奖并追晋其为陆军少将。

　　2015年9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无论是直接参战还是后方支援，所有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人们，都是抗战英雄，都是民族英雄。2015年12月17日，民政部正式批准追授抗日英雄谢晋元为革命烈士。

　　遗孀余生与老兵们心连心

　　在农村生活了5年的凌维诚，没能等来丈夫接他回上海的消息，等来的却是丈夫阵亡的噩耗。那一年，她34岁。凌维诚面对全家老小，只能继续以柔弱的身躯撑起整个家。

　　1941年夏天，凌维诚带着孩子辗转到了重庆，领取了丈夫的抚恤金。她带着孩子去重庆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国民政府能念及丈夫的功绩，安排孩子们上学读书，结果未能如愿。

　　无奈的凌维诚又回到蕉岭县继续生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凌维诚想回上海，一是去祭拜丈夫，二是想回家乡找点儿事情做，让孩子们能接受好的教育。1946年3月，她带着4个孩子历尽艰辛从汕头乘船到了上海。祭拜完丈夫后，听说丈夫的好多旧部还在上海，她想见一见他们，于是在报纸上刊发了一则消息：“抗日将领谢晋元遗孀昨日抵沪，下榻新新旅社。”这更像一则召集令，短短几天时间就来了数十名孤军老兵。见面后凌维诚才得知，他们过得都很凄惨，心里非常难受。她对老兵们说：“你们的团长牺牲了，我作为他的夫人，责无旁贷，他留下的担子我会挑起来的。”凌维诚也许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决定，将她的余生跟丈夫的旧部绑定在了一起。

　　他们先将一栋日本人留下的3层楼房强占了下来，总算在上海有了栖身之所，但生活还是困难。凌维诚于是在1946年6月，带着两个儿子及孤军旧部的期望，又前往南京请求国民政府解决困难，结果再次失望。至此，凌维诚彻底看清了当局的嘴脸，认识到只有自救，才是唯一的出路。

　　凌维诚开始四处托关系求人，将有文化、有手艺的老兵安排工作。虽然相继安排了20多个老兵去工作，但依然还有很多老兵没有经济收入。于是凌维诚带着老兵们成立了“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生产、经营“孤军牌”毛巾、袜子、肥皂等日常用品。由于上海人民对“八百壮士”有很深的感情，愿意买孤军牌的日用品，生意逐渐有了起色，生活也有了保障。但干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却发生了意外，管钱的老兵携所有的营业款逃跑了。这让凌维诚再次陷入困境，老兵们的心也开始涣散了，加上国民党挑起的内战愈演愈烈，上海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做小本生意已经行不通了。

　　1948年，凌维诚又组织老兵将丈夫墓地及原孤军营附近的60多亩地围起来，租给外地逃到上海躲避战争的人搭棚，收取少量租金。正是靠着这微薄的收入维持着一家人及部分无收入老兵们的生活。

　　解放后，上海的房产都要登记造册，重新分配。凌维诚抱着试试的心态，给上海市市长陈毅写了封信，说明了相关情况。陈毅看完后马上批示：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予照顾。吴淞路466号房屋及墓地一段归谢晋元遗属使用，一切费用减免。

　　在人民政府的关照下，孩子们能安心上学了，凌维诚也在附近托儿所担任副所长兼保育员，后又调到某服装厂工作，直到1973年退休。

　　大部分孤军老兵在解放初期陆续返回原籍。然而，凌维诚对他们的救助并没有结束，依然保持着通信，她记得那百余名老兵的名字。此后的几十年间，每当一个老兵离世的消息传来，她都会在笔记本上划掉相应的名字。

　　凌维诚临终前，将泛黄的笔记本交给子女说：“上边的名字，都是你们见过的那些叔叔。他们与你父亲曾经在四行仓库一起写下遗书，立志同生共死，这些人遭的罪，远比你们父亲的多。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尽力帮他们，你们也要这样，否则你们的父亲在天之灵也会不安的。”

　　1991年1月6日，凌维诚病逝于上海，享年84岁，走完了她不平凡的人生。

　　团长带兵打仗，夫人带老兵生活。谢家人与四行孤军的牵绊，经过70多年的接力后，随着“八百壮士”最后一位战士杨德馀于2010年的去世才画上了句号。从此，世间再无“八百壮士”。留下的，只是他们的事迹。后人一直缅怀谢晋元将军，而他夫人凌维诚，无疑也是这段传奇中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