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27日，格林尼治时间11时，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内容最简洁、措辞最独特的建交公报。虽然只有短短两句话、45个字，却震惊了世界，被国际舆论称之为“炸破冷战坚冰的外交核弹”，被时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称为“在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一道裂缝”。
中法建交，是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巨大胜利，也让美国封锁、扼杀新中国的政策彻底破了产。正如匈牙利著名政论家萨波·伊斯特万所说的那样：“法国不管美国的公开威胁和抗议而承认人民中国，给了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
中法走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但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敌视、孤立与禁运政策，力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封锁中国。面对此严峻复杂形势，中国在外交上采取了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方针，首先与苏联、东欧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接着又与周边的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虽然在1950年瑞士、荷兰、丹麦、芬兰、瑞典同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1954年英国同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但在西方大国中还没有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在外交、军事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对立，加上苏联图谋控制中国，中苏关系逐步恶化。1960年，苏联从中国撤走全部专家，1963年中苏开展了大论战，分裂已在所难免。加之当时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未能恢复，在国际上发声的空间受到极大限制，在此处境下，中国努力寻找外交上的突破口，希望能与西方国家打开新局面。
资本主义阵营中的法国，自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提出了“戴高乐主义”，主张通过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维护法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面对美国在西方阵营中的霸权统治，戴高乐极力维护法国的独立自主，强调“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美国不是欧洲的一部分”。1959年，戴高乐宣布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反对美国在法国领土上存储核武器，同时加紧发展法国的独立核力量，最终于1960年2月成功地爆炸了法国的第一颗原子弹。1962年3月，法国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消除了中法建交的最后一个障碍。立志重振“高卢金鸡”雄风的戴高乐为摆脱美国的控制，考虑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法国的战略利益，开始谋求打开对华关系局面。
分属两大阵营的中法两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都在努力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法国在西方世界高举反对美国霸权的旗帜，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坚持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两国都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要反对美国。在此背景之下，中法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日趋成熟。
特使访华
1963年8月20日，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来到位于瑞士伯尔尼的中国大使馆，向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提出请求，希望以个人名义访问中国，并会见中国领导人。富尔曾于1957年受邀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访问，并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回国后，他宣传新中国成就，认为西方国家不能无视新中国的存在，主张中法建交。他将在中国的所见所感写成《蛇与龟》一书，书名取自毛泽东主席的词作《水调歌头·游泳》，意在表达中法关系如武汉隔江相望的蛇山与龟山，需要一座“长江大桥”连通起来，实现“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在书中，富尔写道：“我思考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许多国家竟然不承认这样的一位国家元首（指毛泽东主席），不承认眼前明显而重大的现实情况，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8月22日深夜，收到驻瑞士使馆关于富尔请求访华特急电报后，周恩来总理敏锐地察觉到，时隔6年，富尔此行很可能是要传递法国政府谋求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当即作出部署，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义向富尔发出邀请。这是对未建交国家友好人士以私人身份访华时的惯用做法，以示此行系非官方性质。
9月，戴高乐急召曾经访问过中国的富尔，建议他研究中法关系正常化问题。得知富尔将于10月访华时，戴高乐当场决定，给予富尔官方身份，作为自己的密使携亲笔信，赴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作半官方试探会谈，谈判建交问题。
戴高乐向富尔交代了同中国谈判建交要坚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要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要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他不认为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同中国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是真正建交，英国只是因为香港问题的需要而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商务办公室而已，法国不能抄英国模式。第二个原则是无条件建交，不接受中国那时同外国建交要求对方同台湾当局断交的条件。
为对外保密，特别是向美国保密，戴高乐精心安排富尔去中国的路线。他让富尔装扮成到亚洲旅游的自由旅行者，去的路程不直接到北京，而是先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并会见西哈努克亲王。途经香港时，富尔还对媒体表示，此行纯属私人性质。
10月21日，时任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的张锡昌在深圳罗湖桥焦急地等待着富尔的出现。富尔究竟是以半官方身份就打开中法关系向中方进行某种试探，还是受戴高乐委托进行实质性的建交谈判，张锡昌需要在见到富尔的第一时间确定对方访华的身份，以便确定接待规格。
富尔抵达后，一反境外表态，告诉张锡昌，他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是戴高乐的特使，携带有戴高乐的亲笔信，将当面呈交给中国领导人。这就意味着，富尔访华使命超出一般性试探范围，实则是受戴高乐委托，来同中国领导人谈中法建交问题的。张锡昌当即按高规格接待，立即调用一节专列车厢挂在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
10月22日，富尔乘坐的客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当晚，既不是政府成员，也没有正式外交头衔的富尔夫妇入住了当时只用来接待国家元首的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
艰苦谈判
来京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便在西花厅同富尔展开会谈。富尔提起了周恩来40多年前留法勤工俭学的岁月，说道：“现在总理是时候再去巴黎了。”并将戴高乐给他的亲笔授权信交给周恩来总理。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主席先生：
我再次重申我对你在下次旅行期间将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的重视。由于我们最近的会谈，我能够向你清楚地指出：我为什么非常重视有关我们和这个伟大人民间各方面关系的问题，以及我是怎样重视这个问题的。请相信，我完全相信你将谈到和听到的一切。
主席先生，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夏·戴高乐
这封信很特别，从表述上看，并不是戴高乐写给中国领导人的，而是写给富尔的，实际上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字里行间告诉中国领导人富尔是奉他之命来谈判建交事宜的特使。富尔此次来华的目的不言自明，中法两国建交谈判正式拉开序幕。
在富尔启程前，戴高乐曾给他书面指示“严格来说，我们无求于人”，就是法国不以答应任何条件为前提与中国建交。因此，富尔特别向中方提出：“将要作出的决定不应包含任何前提条件，这将侵犯我们的自尊，与我们非要求者的身份不符。”这里所谓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就是指台湾问题。但中国那时同任何国家建交都是有条件的，就是首先必须同台湾当局断交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商讨台湾问题时，富尔高度贯彻戴高乐的指示，支持一个中国，但是死守无条件建交的立场。这实质上是回避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和反对“两个中国”的问题。戴高乐不愿宣布与台湾断交，一是为向西方国家表明他同中国建交不是屈尊求成，是无条件的；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蒋介石曾帮助过他领导的“自由法国”，他不愿因同台湾断交而刺痛蒋介石。
富尔强调说明：“戴高乐将军指示，不得先与台北断绝外交关系为巴黎承认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此系戴高乐总统谈判的底线。应由法国自己处理与台湾关系；但并非搞两个中国。”并承诺，“法国将按国际法解决同台湾的关系。国际法不允许在同一地域有两个拥有主权的政府存在。法国与北京政府建交，就意味台湾必须同法国断交。法国可以承诺，在台湾宣布同法国断交后法国宣布同台湾断交。”
我国和外国建交的问题上，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必须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是我方最为重视和坚定不移的。周恩来总理坚定地表明中方原则：“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不会改变的。”并对富尔说，“我们都知道，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如果他在外国势力的扶植之下，成立了流亡政府，那么中国能否因为一度与他有过接触，不承认现政府，而承认流亡政府，或者两个都承认呢？”富尔在谈判中还要求在中法建交后法国要在台湾保留一个领事馆，遭到周总理断然拒绝：“这绝对不可能。”双方方案矛盾颇大，谈判一度陷入僵局。
灵活变通
为缓和气氛，给双方留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也为进一步研究对策，周恩来总理决定暂停会谈，安排富尔夫妇到内蒙古、山西等地游览。
考虑到法国与我建交决心真诚，要求中方让步照顾旨在减缓法国国内反对集团压力以及有较大空间应对美国、台湾，考虑到我国同法国建交对冲破美国对我国的封锁，以及扩展我国在西方世界的外交阵地有重要意义，我方决定采取变通处理的方针，向法方提出有步骤的建交方案和“三点默契”。新方案的要点是不要求法国政府公开申明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要求法方主动宣布同台湾断交，而以中方照会申明、法国默认的方式代替。3天后，富尔返回北京，经过反复商讨，周恩来总理同富尔于11月2日就“三点默契”的措辞达成一致：一、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这就自然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二、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三、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随后，双方在《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上签了字。富尔申明，他本人未获授权签署正式文件，有待戴高乐作出正式决定。
当天，毛泽东主席接见富尔夫妇时说：“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富尔表示：“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将把结果报告戴高乐总统。”至此，经过从北京到上海的6次谈判，中法建交原则框架已经达成，富尔圆满地完成了他的秘密使命。
为避人耳目，富尔在回国时没有按原路返回，而是飞往缅甸，然后又在印度逗留了两个星期，将访华成果报告交由法国驻印度大使馆一名外交官送回国内。11月22日，戴高乐批准了富尔报告的结论。12月12日，法方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瑞士首都伯尔尼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具体事宜进行谈判。双方经过3次会谈，于1964年1月9日就建交公报内容和公报发表时间取得了一致意见。
1964年1月15日，法驻美大使阿尔方突然奉命口头秘密通知美副国务卿哈里曼，法国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对法极为不满，认为法国的主要目的是“向美国炫耀他们的独立性”。1月16日，美国向法国强烈抗议，但法国并不为所动。1月18日，美国总统约翰逊致函蒋介石，表达美对台“坚定支持”。1月24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向法国提出严重抗议。
正式建交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正式发表建交公报。这份建交公报别具一格，明文规定了双方任命大使的时间。这是戴高乐特别要求的，他担心中法建交后万一台湾国民党当局不撤走人员与机构，中国不派出大使而成为只是代办级外交关系。
中法建交的消息传到华盛顿，使美国十分恼火。美国国务院在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不到半小时，就发表声明：“对法国政府的决定表示遗憾”，并承认美国曾多次阻挠法国同中国建交，说：“我们已一再向法国政府表示我们为什么认为这将是一个不幸的步骤。”
由于建交公报没有表明双方应承担的义务，特别是没有中国坚持的建交原则，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在宣布建交的第二天，1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以下严正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者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这一声明实际上是以另一种形式重申了法国对中法建交所承担的相应义务。
戴高乐总统及时回应了中方的这一声明。两国宣布建交一个星期后，他向法国外交部下达指示：“从国际法的观点看，只有一个中国，而且所有中国人都这样认为。既然法国与北京政府建立了正常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就认为北京政府是中国政府。法国有理由不承认台湾代表机构的外交地位，并尽快向其告知此意，和为此进行相应的物质准备。”根据戴高乐的这一指示，2月10日，法国外交部通知台湾当局的代表：“一俟北京外交人员到达巴黎，台湾外交代表机构就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台湾当局于当晚就宣布同法国断交。
1964年1月31日，戴高乐总统在爱丽舍宫举行了盛大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他称赞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历史，建立了非常独特非常深奥的文明。他还不无幽默地预言：“法国认为，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仿效法国。”
1964年2月25日，中、法临时代办分别到达巴黎、北京。4月10日，两国同时宣布大使任命。5月31日，法国首任驻华大使吕西安·佩耶向刘少奇主席呈递国书。6月6日，我国驻法兰西首任特命全权大使黄镇将军向戴高乐总统呈递国书。戴高乐总统打破常规，亲自撰写答词。答词强调，法中建交“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世界和平”，法中两囯“必定能够而且应当相互理解和相互协调”。中法建交至此圆满完成。
从“北京回合”到“上海回合”，再到“伯尔尼回合”，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充分照顾对方难处，入情入理推动两国实现建交，成为谈判艺术的杰作和外交史上的创举。在两国人民的殷切期盼下，在两国领导人外交智慧的指引下，中国和法国最终走到了一起，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法建交，不仅符合中法两国的利益，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在世界上树立了独立自主的典范，打破了美苏控制的两极世界的格局，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加速了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进程，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当年的美国《时代》杂志评论指出：中法建交震动了世界，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