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76年前在解放战争硝烟中发行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报纸的出版日期是1947年3月6日。报纸第二版刊登了记者赵宾写的一篇人物通讯：《人民的电机工程师——记模范电讯技术人员王士光同志》。报道的主人公王士光，极具传奇色彩：他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哥哥，同时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李侠的原型之一，还是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主要技术领导和开创者。

　　报道中称王士光为“电机工程大王”，“一提到大王，在电讯人员里都是熟悉的”，大家“对他佩服和亲热”，“这个称呼的来源，由于他是一个高大的个子，加上他的朴素稳重与和蔼”。王士光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通信三处副处长，是八路军中一位名副其实的电讯奇才。

　　豪门公子成为地下党员

　　王士光（1915-2003）原名王光杰，祖籍天津，出生于北京，排行老四。王士光的父亲王治昌，民国初年曾任北洋政府商务司代理司长、农商部工商司司长等职，很有民族气节；他的母亲董洁如，出生于富商家庭，一生追求进步，倾向革命。

　　王士光家庭殷实，衣食无忧，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先在天津中日中学上初中，1931年转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就读高中。在北师大附中3年，他对物理、数学的兴趣极为浓厚，并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1934年，王士光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35年，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这个时期他对无线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王士光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然而国家的内忧外患使他下定投身革命的决心。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王光杰投身其中，不久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平沦陷，清华大学迁往西南内地，王士光没有随校转移，而是留下来继续参加抗日活动，并于1938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收听苏联伯力一家电台的抗日广播，把内容记下来进行抗日宣传，王士光在家里组装收音机和无线电台。他经常用家里给的零花钱购买电子元件，并深入钻研，掌握了收发报技术。

　　假扮夫妻建地下电台

　　1938年7月，王士光准备奔赴抗日战场，这时他接到了去天津敌占区组建地下联络站和电台的任务。河北省委的领导同志向他征求意见时，他没有任何犹豫，毅然接受了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这个秘密机关和电台是专为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及时与党中央、北方局保持联络，指导河北、天津地区的抗日斗争而设置的。

　　按照地下党的指示，王士光与比他小6岁的王兰芬（后改名王新）以夫妻身份作掩护，在天津组建党的秘密电台。党组织在英租界林莫克道一个叫伊甸园的小洋楼上为他们租下住房，考虑到王兰芬只有17岁，年龄太小，党组织又找了一位40多岁的烈士家属及孩子，扮成他们的婶母和弟弟。

　　这时，王士光化名叫吴天厚，公开职务是一家电料行的技师；“夫人”王兰芬在家操持家务。夫妇俩还以丈夫感染了肺结核，不得不分床睡为理由，在婚房里摆上了两张单人床，“以黄河为界”，王士光幽默地打比方。所谓的“黄河”是一台八仙桌和4把吃饭用的椅子。

　　王士光把发报的电台伪装成收音机的形式，起初用的是美国生产的收发报机，后来考虑到发射机和电源噪音太大，他特意从家里拿来自己组装的电台和电源。第一次试机，机器就“打了火”，幸亏早有准备，迅速修理好了。

　　几乎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展现的场景一模一样：在这幢三层小洋楼的楼顶，每天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王士光开始工作。三伏天的夜晚，旁人都在屋外挥舞着蒲扇，他却躲在屋子里，把门窗捂得严严实实，用绒布把发报机的电键包裹起来（防止发出声音），聚精会神地发报收报。

　　“妻子”王新唯一的娱乐就是在阳台上跳绳，这是表示安全的信号。有时候下班回来，望着“妻子”在阳台上蹦蹦跳跳，王士光会上前帮忙甩绳圈儿，有时候还会和她一起跳绳。也有的时候，阳台上会立着一根竹竿，当然这也是联络的安全信号。

　　通过这座地下电台，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及时与上级党组织保持了联系，在著名的1938年“冀东暴动”中，这部电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12月，根据中共平津塘点线工作委员会的批准，王士光与王新这对假夫妻正式结为真伴侣。

　　改造器材建广播电台

　　1939年底，地下电台撤销。根据组织上的安排，王士光和王新来到平西根据地，王士光担任晋察热辽军区司令部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而王新在农村开展妇女工作。

　　1940年春天，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他们各自随着部队转移，从此天各一方，失去了联系。王士光转移到了山西武乡八路军前方总部，任通信三科材料股股长。听说王新随部队去了东北解放区，王士光曾委托人打听，然而得知有5个名叫王新的共产党人，甚至还有消息说王新牺牲了。

　　妻子生死不明，使得王士光变得孤独沉默。这个时期，他衣服又脏又破，大小也不合身，吃饭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有时候，他嘴巴干裂成一道道血口子，眼窝也变得深陷。由于日夜辛劳，疟疾和痢疾还同时侵入了他衰弱的身体，整个人变得面黄肌瘦。同志们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如果身体有病停止工作，那是革命的损失。”为了革命工作，王士光已把自己的健康置之度外。

　　1945年12月，国民党为进攻解放区，空运两部归航台打算安装在新乡飞机场。然而，由于是晚上，飞机误降在我军控制的焦作飞机场被俘获。根据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的指示，王士光派人将归航台运回太行解放区。这时的王士光已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通信三处副处长。

　　看到归航台，王士光大喜过望。精通无线电技术的他提出，把归航台改装成一部短波广播发射机、一部中波广播发射机。他的建议得到了上级的支持。在没有图纸、技术资料和计算工具的情况下，王士光自己开始分析计算，进行设计。由于需要动力电，改装工作在解放区邯郸西部的峰峰矿区街二庄进行。没有零配件，他就自己动手研制。所需的钢材，是破坏敌人铁路时运回来的铁轨；铜材是从民间购买的铜钱；电镀用的纯银电极是用银圆电解而成；铝皮是用缴获的飞机机身上拆下来的航空铝材，化成铝锭后再用铣床铣；买不到电表，就从缴获飞机上的电表和水温表改装；各种绝缘子是自己制作模具，到彭城镇压坯后烧制的。

　　1946年8月，两部发射机安装就绪，王士光找来太行《新华日报》的一篇文章播送。经试播，两台机器反应良好，短波能够传到长江以南的国民党统治区，甚至国民党军配备的美国步话机也能收听。9月1日，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播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通过功率更加强大的广播电台在祖国的上空顺畅传播，又增添了一部毫无阻挡的红色电波。

　　国民党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王士光奉命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频率改制广播电台。1947年3月陕北台停播时，邯郸“陕北”广播电台及时接替工作，确保了党中央的声音一天也不中断。来自太行山的红色广播，成为了令蒋介石、胡宗南非常恼火的“历史之谜”。为此，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司令部和军区政治部联名授予王士光“特等功臣”奖旗和“人民功臣”银质奖章。

　　有一天，王新在报纸上看到丈夫的模范事迹，终于在1947年千里迢迢从东北解放区牡丹江赶到太行腹地涉县，与丈夫团聚。

　　无论何时依然笔耕不辍

　　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历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工业管理处处长，第三机械工业部无线电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中国电子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国防装备委员会技术顾问等职，还是中共八大代表。

　　文革中，王士光被打倒并入狱。在狱中的8年，他无事可做，就索性写起书来。在小纸片上，他写满了密密麻麻的70万小字，足足订了39本。出狱后，他一口气出版了12本无线电和雷达方面的专业书，再次显出传奇色彩。

　　1977年，王士光复职工作，被重新任命为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负责领导军工电子科研和生产。当时，我国国防装备发展的重中之重是发展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同步通信卫星（简称“三抓”任务），为确保任务的顺利进行，他亲自领导组织协调电子工业系统为工程配套的各种电子装备、测控系统和高可靠元器件的研制和生产。

　　王士光坚持周恩来总理所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在组织这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中，以高度的责任心、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和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坚韧不拔地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成功地完成了各种装备的研制、试验、生产任务。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中，他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国务院的嘉奖。

　　1988年，王士光离休，但仍十分关心国家电子工业的发展，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他曾担任中国经济联合会顾问、中国工业经济协会顾问、机电部电子科技委主任、电子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中国电子学会顾问、北京电子学会理事长等职务，并在组织编写当代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一书中，作出突出贡献，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他主编了《中国军事工业丛书·军事工业·电子》一书，参加了《中国电子工业50年》一书的编辑指导。

　　2003年6月24日，王士光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走完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