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中共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开展一次学习运动，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毛泽东在会上要求：“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儿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儿，更好一点儿。”同年12月25日，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指出：“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是中国历史转变的关键。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开展学习运动的决定，为提高解放区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文化水平，打造一支高素质、务实效的革命队伍做出了政治动员，做好了舆论准备，为正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领导全面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建章立制统一思想
为推动落实开展学习运动的决定，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制定出学习运动的组织、指导、保障、考评等规章。如：平均每天保证2小时学习，每月检查督促，每季考评奖励细则，等等。中央机关、军委、南方局、华中局等先后组建起“学习组”，八路军、新四军、政府各部门和各根据地党委也都设立了宣传科或学习室，负责组织、指导各级干部的学习。
1940年初，中共中央将每年5月5日定为“干部学习节”，要求各部门在此期间总结学习工作方法与经验，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同年5月5日，“第一届干部学习节”动员大会在延安大礼堂举办，毛泽东在讲话时说：“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都有普遍的、永久的意义，大家要把这两个运动进行到底。”
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在会上强调：“为把握、领导革命运动，必须增加政治理论、历史知识的学习。共产党高级干部对革命所负的责任这样重大，有的人知识却那么少，应该是‘加油’的时候了！”
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在会上谈了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经验，要求大家在学习中发扬民主精神，结合学习内容提出问题，发表见解、畅谈体会，保证“眼到、心到、手到”，务求弄懂、记牢。
会上，陈云、张闻天等人领导的39个学习小组受到表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被评为模范学员，他谦虚地说：“前方、后方很多同志都说我是模范学员，老实讲，怕算不上。因为我小时候读了些‘诗云’‘子曰’很多要不得的东西，现在要重新学起，一面学新的，一面还要丢旧的，我要努力学习，时时刻刻前进。”
“第一届干部学习节”过后，解放区各部门有计划、有组织、全方位的学习运动蓬勃兴起，涌现出许多好的学习方式、方法和先进经验，如：学习安排上制订分期计划，保持系统性、连续性；学习模式上开展分类编组、分级指导，发挥先进个人的示范作用；学习激励上设立“勤学者奖，怠惰者罚”的奖惩制度；学习方法上提倡“没时间要‘挤’，看不懂要‘钻’”的刻苦精神，等等。
1940年，自诩“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在延安推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路线。当时，党内部分同志政治素质不高，不能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认识不清，盲目服从，在党内造成了思想上、行动上的混乱。
毛泽东为此发表讲话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我们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要我们把做的‘一切’事先‘经过’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假如我们要求国民党做的‘一切’要‘服从’我们，也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国民党是要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是自己把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结合毛泽东对王明错误路线的揭露、批判，中共中央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建党以来一系列有关纠正“左”倾、右倾错误路线的决定、指示、命令等，充分认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带来的严重危害。通过有对比、有的放矢地学习讨论，提高了党员、干部分辨是非的能力和大局意识，不仅消除了各种模糊观念，也使革命队伍空前团结、巩固，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与行动。
舆论引领指导实践
在学习运动中，党中央十分重视舆论引领、指导实践的作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解放》杂志分别开设了“理论学习”“党员教育”等专版、专栏的同时，还指导有关部门相继创办起《共产党人》《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边区群众报》等报刊。这些报刊结合学习运动的进度，刊载了马列主义经典文献，党的方针、宗旨、路线等方面的文件，中共领导人关于时局的讲话、演说和知名人士的调查报告、学习体会等，还先后刊载了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朱德的《实行对日抗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周恩来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等著作，为丰富学习内容，引领学习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放》杂志第72期发表了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提出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五、做群众模范；六、学习。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对党员标准的完整概括，并将“学习”列为合格党员的标准之一。从此，这“六条标准”成为考评广大党员政治思想、纪律作风和行为规范的重要依据。
1939年，中央党校训练班学员刘力功毕业后不服从“到基层锻炼”的组织分配，坚持要留校工作。党支部7次找他谈话，耐心说服教育，他都拒绝接受。最后，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
有些人感到不解：刘力功不过是普通党员，所犯错误也不是叛党投敌、硕贪巨腐的典型要案，何必“小题大做”在中央机关报上通报全党。
中共中央发现这种思想倾向后，不失时机地发出通知，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加强党性锻炼，特别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全体党员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党法，结合工作、斗争实际，从思想上、行为上与“六条标准”比不足、找差距。
延安和各根据地党政军各部门、大专院校根据中央要求，迅速掀起“学党章、懂党规、守党纪”的学习热潮，大家通过自我查找、相互测评，用“六条标准”严格对照自己，纷纷表示：党内绝不允许存在不守纪律的“特殊人物”，不容许在党的决定面前“阳奉阴违”，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思想与行为统一，具有百折不挠的意志、铁一般的纪律，才能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随着政治觉悟、思想认识的提高，党员、干部中出现了“三少、三多”的可喜局面：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区锻炼的人多了；自由散漫的人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
在学习运动中，中共中央还把利用舆论传播宣传好的经验做法作为工作重点。1941年8月，延安工委秘书高克林写了一篇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后赞誉“讲问题实事求是、说原因明晰透彻、提建议客观准确”，特意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并加按语强调：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改造我们的学风，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
《解放日报》也刊发了抗大教员曹里怀的文章《改造自己的学风》，文中写道：“我在井冈山时期对于调查农村情形、分析农村阶级情况做得还有声有色。而今天呢，不仅没有去发展它，反而沾上了某些主观主义的恶习。为了改造自己，必须学习毛主席‘深刻思考、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学风。”
中央领导针对学习实际的指示、推荐，普通学员学习过程中的体会、经验，通过舆论传播，被广大党员干部普遍接受，为引领学习方向、指导学习方法，发挥了积极作用。
理论创新学以致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然而，有了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引领，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就从此走上坦途，所面临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特别是“左”倾机会主义等错误路线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苏联经验”神圣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挫折和损失。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为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中共中央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机构。同时，中央军委还成立了“马列主义著作编译部”，陆续翻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列宁选集》《费尔巴哈论》等一批介绍马列主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著作，编辑出版了中共《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两本文集，收录了中共六大以来184篇有关政策、决议、规划等方面的重要文稿。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经过学习、参阅这些经典著作，进一步科学、客观、全面地思考、分析了中国革命和斗争特点，先后撰写出《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建设党的几个问题》《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等文献，创造性、系统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理论以及适合解放区发展的方略和纲领，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命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针对党内干部的不同情况，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为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解决这4类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的基本原则如下：
（1）凡实际经验多而理论缺少者，以学习理论为主。（2）凡缺少实际经验者，以学习实际知识为主。（3）凡文化水平很低者以提高文化为主。（4）所有干部，均应了解时局动向与当前党的政策，提高理论水平。”
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说：“政治、经济、文化是我们的学习内容，一定要学好，要学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为实际服务，不搞教条主义，不脱离实际。”朱德也在讲话时号召：“要把学与用联系起来，要自己动手，做学统一，为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为全国的抗日根据地服务。”
据统计，在学习运动中，中央各部门共培养出大量理论干部，派往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当时的延安不仅是革命中心、文化中心，也是党员干部学习教育中心、理论队伍培养中心、学以致用的实践中心。
党在延安时期深入开展的理论学习、研究、创新活动，提高了各级干部政治素质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有效地破除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路线的消极影响，确保了党在地域狭小、力量薄弱、环境艰苦的条件下，思想、行动高度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深入社会实地“调研”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学习运动覆盖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大、重视程度之高前所未有。但随着学习的制度化、常规化和深入发展，出现了一些不良风气，如：学习时从始至终坐在屋里一人念、众人听，死气沉沉，没有互动交流；聚在一起不切实际地坐而论道、高谈阔论；说得多、做得少，讲得不清不明，听得糊里糊涂、似懂非懂等。
中共中央根据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号召党员、干部深入社会开展调查研究活动，解决学习与应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并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强调：“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同时，对调研工作的机构设置、方式、方法等作出明确规定：“各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
《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掌握马列主义的锁钥》的社论指出：“只有深入社会、调查研究，马列主义所指示的改造世界的任务，才能在中国成功。党中央的每个指示，才能在各个具体工作中实现，获得胜利。”
为落实中央的要求，中共北方局、华中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上海市委、南方工委等均设立了“调查研究室”，明确了组织领导、职责范围和工作方法，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在学习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大力开展深入社会调研。
在此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通过在陕甘宁、晋鲁豫等地走访调查，收获了大量极具指导意义、可操作性的调研成果。毛泽东通过调查抗日根据地的财经情况，发表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演讲，给解放区作出开拓财源、减租减息、减轻群众负担等重大抉择指明了方向；朱德为找到垦荒屯田的最佳地点，多次到延安周边地区实地调研，采集水、土样本送往重庆，请周恩来协助找人化验，最后选择在水土肥美的南泥湾，创造出解放区军民大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奇迹；周恩来结合学习实际、斗争经验和调研所得，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为全体党员提高素质、严格自我约束、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了典范。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通过在晋西北地区的调研，写出《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对解放区农村生活状况、普及耕作技术、改变租佃关系等都作了详细阐述，为制定农村政策、发展农村经济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资料。
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带领调研组进驻陕北郝家桥村，发现这个村改革农业生产、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等方面都有先进做法，颇具推广价值，便根据郝家桥经验制定出“绥德地区农业、移民问题工作指导意见”，很快在陕甘宁边区广泛推广，对各解放区制订农村发展计划、提高生产效率等都起到了重要示范作用。
边区各机关和领导同志的调研收获也颇为丰硕，如：中央调查研究局写成的《西北情况调查》《甘肃情况调查》等，西北局写成的《葭县店镇区减租斗争调查》《米脂县三乡减租调查》等，晋陕调查团写成的《晋西北兴县土地问题调查》《木头峪乡减租斗争情况》等。还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农村十日》、中央宣传部委员李卓然的《固临调查》、中央青委宣传部部长蒋南翔的《陇东中学地干班调查》、西北局研究室经济组组长柴树藩的《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等一大批有质量的调查报告。
调研成果的形成和普及，让广大党员、干部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充分了解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基础上，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观念，学会了做群众工作的正确方法，掌握了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场、观点，解决具体问题的本领。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开展的学习运动，是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艰苦环境、复杂局势中砥砺前行的旗帜，是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伟大实践，是保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高度统一的成功经验，为夺取抗战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建立民主进步、独立自强的新中国铺就了宽阔坦途。（周文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