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李大钊同志诞辰135周年，也是李大钊率团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00周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目前，介绍李大钊率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文章较少，也不够系统和全面。本文按照李大钊从北京启程，经昌黎、哈尔滨，至满洲里，再前往莫斯科的旅途经历，对其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始末进行考探，以表纪念。
李大钊在五峰山
1924年初，李大钊按照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回北京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却遭到了北洋政府巡警和特务的监视。为了摆脱管控，李大钊一家人于当年2月从石驸马后宅35号（今文华胡同24号）迁至相对偏僻的宣武门内铜幌子胡同（今铜光胡同）甲3号。5月下旬，北洋政府开始缉拿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员，李大钊成为头号“通缉犯”。
5月20日，中央北方区委成员张国焘去向李大钊汇报工作时，李大钊提醒他北洋政府即将进行大逮捕，令其收拾文件、从速躲避。然而，张国焘不以为然，并未及时躲避，于5月21日晨5时在其寓所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杨子烈等4人。随后，根据张国焘的口供，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字懋宣）密函北洋内务部，要求缉拿李大钊等共产党人。6月9日，《顺天时报》刊文《官厅大兴党狱·通缉北大教授李大钊》：
北大学生张国焘等，因宣传过激主义及参与工会嫌疑，致被官厅逮捕而去。现经步军统领衙门已将该案犯等解交卫戍司令部讯办。兹闻王懋宣将军昨又谕令军警各机关，对于张国焘等案内漏网逸犯之工会首领（即北大教授李大钊等——编者注），极应上紧查缉务获，以凭归案讯办云。
李大钊闻讯后，由其长子李葆华陪同，立即动身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难。为了安全起见，李大钊剃掉了胡子，装扮成生意人，从北京搭乘京奉线晚车，于5月22日天蒙蒙亮时到达昌黎。下车后，李大钊和李葆华直奔五峰山中，住进韩文公祠守祠老人刘克顺家里（作者注：李大钊曾几度到五峰山游览、客居，与刘克顺夫妇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为了掩人耳目，刘克顺向外人说，李大钊是在关外某个大地方行商的买卖人，因患病方愈，到家乡的山里调养来了；李葆华是上山陪伴他的家侄。据1979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一文记述：“当时，父亲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为了躲避缉捕，他化了装，带着我连夜乘火车来到昌黎，清早在昌黎下火车后就直接进了山。我们这一次又在山里住了一些日子。”这次在五峰山避难，李大钊每天在祠堂的客厅看书和写文章，还写了悼念因患急病夭折的幼女李钟华的长诗。
逃离北京当晚，李大钊的京内居所就遭到了北洋政府军警的搜查，结果却扑了个空。妻子赵纫兰见北京已无法留居，便带着子女回到乐亭大黑坨村老家。军警不久又追查到乐亭，照样扑了个空。
6月上旬的一天傍晚，紧张工作了一天的李大钊正站在房前眺望山景时，突然发现从对面山梁上走下两个人，一个是赵希增，一个是于树德。
原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发出的《第三国际致中国共产党函》（即召开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会议的通知）后，决定让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苏联莫斯科出席，并派于树德（字永滋，是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政法学堂读书时的低两届同学，和李大钊一起担任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工作）通知李大钊。于树德先到乐亭大黑坨村找到赵纫兰说明来意，赵纫兰随即找来同村的侄子赵希增为其带路，二人遂来五峰山找到李大钊。于树德向李大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紧急通知，要他3天内到北京与其他代表碰头，会齐后取道哈尔滨，再由满洲里出境……得知这一消息后，李大钊又惊又喜，他一直盼望着能有机会同苏联同志交流革命经验，考察他心目中理想国度的真实情况。
时间紧迫，于树德完成任务后便连夜下山，乘坐当晚11点多的火车返回北京。临别前，于树德还给李大钊带来了赵纫兰的一封信，信中告知了李大钊离京以后发生的事情，并与李大钊商议，打算写信给白坚武，请他设法把通缉令撤销，此举是否妥当，望李大钊给一个明确回答。当晚，李大钊便写信让李葆华和赵希增带回。复信中说：“写信给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的时候，我们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以后，我们就断绝了交往。他为直系军阀效劳，而我站在革命大众一边。就是亲兄胞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事，何况我与白坚武。”李大钊在信中最后写道：“目前统治者的猖狂，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用多久，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中国，竟是谁家的天下！”
次日凌晨，李大钊下了五峰山，冒险秘密回到北京，约集其他代表先后出发，到哈尔滨会合，再前往苏联开会。
关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有哪些人，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2021年11月，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李曙新撰文《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国与会代表再考订》，确认中国与会代表共有5人，即李大钊、王荷波、刘清扬、彭述之、卜士奇，其中前4人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后一人为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是李大钊、王荷波、卜士奇，有发言权的代表是刘清扬、彭述之，而过去把陈独秀、罗章龙、姚佐唐、赵世炎、彭泽湘和张太雷等人也列为与会代表的说法，均是不成立的。其中，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五大上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但并不是与会代表；彭泽湘、赵世炎作为列席人员参加了共产国际五大，但不是中共代表团的与会代表；罗章龙、姚佐唐出席的是赤色职工国际三大而非共产国际五大；张太雷不是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与会代表，而是中共代表团的秘书兼翻译。
李大钊在哈尔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以及俄共（布）的关系，精心设计开辟了经中东铁路乘火车到满洲里过境的秘密交通线，哈尔滨是这条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的重要枢纽，由哈尔滨向西经满洲里出境到达莫斯科，被称为西线；向东经绥芬河出境，走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莫斯科，被称为东线。为了方便信息传递，由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设立了若干地下交通站。
据张成贵在《李大钊开辟秘密交通线》一文记述：“李大钊秘密回京后，立即安排彭泽湘、卜士奇两位青年代表到黑龙江省青冈县邮局，找自己的乐亭老乡、同窗好友、地下党员刘子孚，共同筹划出国的准备工作，并去满洲里踏查地形，意图雇佣马车偷渡国境。其他代表分头到哈尔滨会合，李大钊则冒险到昌黎找挚友杨扶青筹集赴苏联经费。”
杨扶青是昌黎新中罐头公司经理，和李大钊是乐亭同乡，同在天津求学，1910年暑假从天津坐火车回乡途上邂逅相识，经一路长谈，相见恨晚，从此二人建立了密切联系。这次为尽快筹措赴苏联经费，李大钊想到了挚友杨扶青。明白李大钊来意后，杨扶青当即开了一张手谕，让李大钊到新中罐头公司在哈尔滨市设的分庄提取500块银圆。杨扶青还亲自掩护李大钊安全离开军警密布的昌黎县城，登上了前往哈尔滨的列车。
李大钊到哈尔滨后，首先联系了在哈尔滨做生意的族兄李瑞景，两人感情甚好，交往不断，虽然分居异地，仍保持着密切联系。李瑞景在哈尔滨道外八站开了一个“宏昌远”牛店，从事贩牛生意，经常与俄国人、蒙古人打交道，在中东铁路沿线特别是中俄边境的满洲里等地人脉较广，这次护送李大钊一行越境的重任自然落在了他的肩上。李大钊到达哈尔滨的当天（6月11日），北洋政府内务部就发出了对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并将通缉令下达各省。李瑞景非常担心李大钊的安全，便将其安排住进自己的结拜兄弟、乐亭老乡王芳田开设的“宏昌茂”杂货店。白天，李大钊外出办事、会晤友人，晚上就与李瑞景、王芳田挑灯夜谈，向他们介绍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筹备召开国民党一大、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情况，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令李瑞景、王芳田大开眼界、心生向往。
3天后，国内与会代表们全部到达哈尔滨。刘清扬随身藏带了4人的代表证书（由陈独秀签署）。代表们还分别填写了代表登记表。
与此同时，李大钊让李瑞景帮忙到新中罐头公司哈尔滨分庄提取了杨扶青资助的500块银圆，并兑换成卢布；会见了苏联驻哈领事，在其协调下考察了中东铁路工人运动和中俄工业大学（今哈工大）学生运动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特意参观了邓洁民任校长的东华学校校址。邓洁民是乐亭呔商后人，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时结识了李大钊，二人结下了深厚友情。1917年6月，邓洁民从日本回国，与呔商赵禅唐在哈尔滨创办了东华学校，成为传播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和通往苏联的秘密驿站，陈独秀等许多党的早期领导人和代表赴苏学习工作、参加会议，都要经停东华学校。因此，邓洁民声望极高，被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当时，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邓洁民化名马天民，在天津隐居起来。李大钊不无感叹地对李瑞景说：“如果邓洁民在这里，我们这次哈尔滨之行，就不会麻烦你了。”
据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文记述：“在瑞景大伯父的帮助下，一切出国的事项都办理好了。因为是秘密出国，没有起下护照，同时还得绕过张作霖在国境上的检查，瑞景大伯父给他们雇了三辆出国的车辆。”
李大钊一行齐聚哈尔滨后，共产国际哈尔滨联络站与满洲里联络站即时取得联系，并且由李瑞景、刘子孚护送李大钊一行到达满洲里。
李大钊在满洲里
满洲里是中东铁路在我国境内的最后一站，过了此站就是苏联。然而，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部队在满洲里城区四周挖掘了三四米深的护城壕，四门派重兵把守，盘查严密。
6月13日夜，李大钊一行乘火车秘密到达满洲里，在当地交通员的安排下住进一家小旅店。交通员引来了店老板，并介绍说是自己人。原来，店老板也是当地的一名交通员，他向李大钊建议：“你们起码要3驾马车，每驾马车连车夫在内不能超过3个人。每驾马车一定要用4匹马拉，才能安全地越过国境。”李大钊有些惊奇地问：“怎么需要这么多马来拉车呢？”店老板说：“少了不行，越境的时候车子一定要跑得快，马多车轻，才能跑快，而且要选择膘满肉肥的好马。”店老板又详细地向李大钊介绍了国境线一带的情况：在越境必经之处有一个山坡，四周没有一点儿隐蔽，山头上设有碉堡，昼夜有哨兵站岗放哨，一旦发现有人穿越国境，哨兵就会开枪射击，有时还会派出马队追击，所以必须一口气闯过去。
翌日凌晨，当地交通员已把雇来的3驾马车停在旅店门前，李大钊等人坐上马车出发了。天刚蒙蒙亮时，12匹快马拉着3驾马车已经穿过山洼地带，有经验的车夫把马车赶到两个碉堡中间的草原小路上，扬鞭催马，飞快地向国境线冲去……临近边界时，马蹄声还是惊动了山上的哨兵，顷刻间，碉堡方向传出来吆喝声、密集的枪声、哒哒的马蹄声。车夫熟练地操纵着马缰绳，左躲右闪避开了纷飞的弹雨，带着众人有惊无险地越过国境线。
这时，李大钊从车篷里出来，举目远眺东方冉冉升起的朝阳，俯视着朝霞中那片广袤的草原，不禁暗叹：终于踏上了这块自由的土地，到达了列宁的故乡。
李大钊在莫斯科
由满洲里出境后，李大钊一行到了苏联86号小站（今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被安排在铁路车站站长家，受到站长夫妇的热情款待。之后，一行人又由西伯利亚铁路，经赤塔等地到达莫斯科。李大钊住在卢克斯大旅馆的三楼，每天应接殷繁。
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共产国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之后（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510名，代表49个国家的60个组织，会议成立了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妇女委员会、青年委员会等若干专门委员会。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影响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李大钊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并没能参加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等重要的委员会，只有王荷波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刘清扬参加了妇女委员会。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报告，批评了欧洲各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上的错误，也回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在如何对待国民党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他说，国民党正向左转，并对帝国主义进行着真正的革命斗争。6月30日，共产国际主持民族和殖民地工作的曼努意斯基作报告，他在中国问题上继续强调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又一次批评中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同共产国际存在的分歧。
7月1日，共产国际五大第21、22次会议讨论了曼努意斯基的报告。在第22次会议上，李大钊（化名秦华）作了书面发言。7月11日，李大钊的发言以“中国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为题，发表于《真理报》上。李大钊没有直接回答曼努意斯基的批评，而是介绍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嚣张活动的9个事件，即张家口的卡门事件、汉口纺织工人事件、法国金法郎事件、旅顺口和大连事件、临城事件、棉花出口、烟草消费税、广州的关税、列强的海上联合舰队等，认为“这一切都证明，帝国主义者始终力图利用微不足道的小事为借口来扩大其势力及特权”。李大钊还重点阐述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目的、作用和意义，希望共产国际五大应该特别关注中国问题，给予中国共产党工作指示。李大钊直言：“我们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军阀。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派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工人运动的发展由于反动势力而受到极大阻难，但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掌握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而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相继回国，李大钊继续留在苏联，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其间，李大钊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处参观访问，并应多方邀请作报告、发表谈话和讲演，撰写有关访苏通讯或有关中国革命的政论文章等，积极宣传、介绍中国革命，争取苏联及各友好国家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在近半年时间里，李大钊写下了《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上海的童工问题》《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等15篇重要文献。同时，李大钊坚持出席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的工作会议及相关活动，参与指导日常工作，并在中共旅莫支部的全体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最近之政变》《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等关于国内革命形势的报告。
9月22日，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李大钊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大会上发表演讲，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当时正在遭受的苦难和压迫，讲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成长，呼吁各友好国家帮助中国革命，“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不能发展。只有无产阶级能起到革命领导者的作用。”演说结束时，李大钊振臂高呼“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万岁”“反对武装干涉中国”等口号，赢得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次演讲是李大钊唯一一次在共产国际的演讲，留下的十几秒视频是他仅有的一段活动影像，直到1999年才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找到，让我们看到了当年李大钊的昂扬神态与风采。
李大钊在回国途中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驱逐末代皇帝溥仪出宫，通电全国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国内形势发生大变。根据党中央决定，12月3日，李大钊从莫斯科启程回国。
绥芬河是中东铁路上的重要节点，绥芬河的“大白楼”曾是铁路公寓，也是共产国际和中共早期秘密交通线接待站。李大钊在返程中就在“大白楼”住了一夜，后安全抵达哈尔滨，又住在了王芳田的“宏昌茂”杂货店。李瑞景、王芳田向李大钊询问苏联的情况，李大钊说：“那里的工农群众当家做了主人，中国革命非走俄国人的道路不可。”这次李大钊在哈尔滨又住了3天。临走时，王芳田问李大钊到哪里去，他说“回北京”。王芳田一听急忙从行李底下拿出刊有通缉李大钊消息的《盛京时报》。李大钊看后，既气愤又蔑视地说：“哼！反动家伙与革命就是这样势不两立，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哪个革命者不被通缉，这些玩意儿没什么了不得！”李瑞景也劝李大钊在哈尔滨暂时躲避一下，等形势平静时再回北京，李大钊却坚定地说：“干革命就是要消灭他们，这些豺狼岂肯善罢甘休，不回北京中国革命怎么能走俄国的道路？”
李大钊不顾危险，毅然返回北京，又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刘凤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