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解放战争，在我军教育战线上，有一所学校的名字如同天上一颗闪耀的明珠，熠熠生辉，它就是由刘伯承担任校长和政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简称“二野”）女子大学。 

　　女子大学的诞生

　　1945年冬，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1946年6月底，以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3、第6、第7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主力一部，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1948年5月改称中原野战军，1949年1月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1948年9月12日，刘伯承等首长致电政委邓小平，提出创办妇女大学的计划：“长时间部队内各干部对家属问题都很关怀，这已成为群众性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原局及军区应即处理这一问题。……家属移到晋城或济源地区，组成后方总留守处，并办妇女大学，由我们指派专人主持，统一其生活教育管理诸问题。”

　　1948年9月20日至10月6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在此期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也召开了军队妇女工作会议，由副主任傅钟主持，强调军队妇女干部是一批重要力量，发挥这批力量作用，对军队建设、部队稳定、前线作战起着重要作用，并指出：“大批妇女干部、家属小孩留守根据地，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关心和爱护，我们要做好这部分工作，解决实际问题。首先必须把分散在各地和各部队留守处的妇女儿童集中起来，各野战军都要成立前线女子学校，统一组织解决她们的工作学习问题，并要创造条件，把子弟小学、托儿所办起来。妇女干部的小孩不能入托儿所的，要解决保姆问题。”

　　为安置干部家属，1947年、1948年，一些部队相继创办了妇女学校或家属学校。根据西柏坡两个妇女工作会议精神，1948年10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以部队学校为基础，在山西晋城成立南线妇女总校，下设7个分校，驻扎在晋城、阳城一带，全校总共8000余人，其中妇女4800多人、小孩儿1800多人。

　　1948年12月底，按照刘邓等首长电令，南线妇女总校和各分校相继出发，于1949年1月转移到河南商丘等地，与中原野战军总部会合。

　　1949年2月25日，第二野战军发出《关于女子大学的组织及女干部问题的决定》，决定组建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下设4个分校，由刘伯承兼任校长及政治委员，郑思群任副校长，高厚祖任副政治委员。校址设在陇海和京汉铁路线交界一带，总校和4个分校驻扎在河南巩县、新郑县（今新郑市）和偃师县（今偃师市）。

　　女子大学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编制，延续了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总校设校部和政治部两个领导机构，下设供给处、卫生处、管理科、组织科、宣教科、警卫连等部门。各分校也设置了校务科、教务科、政工科、育才学校等。因人员流动频繁，学校总人数不固定，1949年5月初统计有9500余人，1949年10月达到10,100余人。

　　生动活泼的学校生活

　　女子大学开设有政治、文化、军事、妇女保健知识等课程。政治课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基本理论，以及党的政策、政治形势、时事报告等；文化课包括语文、算术、历史、地理等；军事课培训军人基本知识、队列条例、条令等。有的分校根据实际情况，还开设有会计、纺织、医护、测绘、幼师等专业。

　　总校和分校的师生分散住在农村老乡家里，教学场所借用村里的平房、窑洞、庙宇、祠堂、仓库等，有的就在村中广场、老乡院子或树下学习。有条件的借老乡桌椅，或者拿木板自行搭桌，实在没有板凳的就席地而坐，膝盖当课桌。缺少纸和笔，很多学员就拿木棍当笔，大地当纸，练习写字。

　　教员讲课时，注重联系实际，在语文课上，教学员给前方亲人和家人写信；算术课上，把我军消灭敌军的数量、缴获的各种武器装备，编成加、减、乘、除，让学员既学了政治，又学了文化；地理课上，结合部队南下路线，打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进军大西南前，就讲西南地理状况、矿产资源、自然条件、民俗风情等。

　　为了学好知识，学员们也是你追我赶，有的中午不休息，有的晚上熄灯后暗中默默背诵，或用手指头在自己肚皮上划字，或相互在背上练字。

　　在日常学习、生活和工作当中，学员们之间也传唱着各种歌谣，或鼓励，或鞭策，比如：

　　《纺线歌》

　　棉花线来长又长，大家要反对太太思想，

　　净吃坐穿不劳动，就是一个寄生虫。

　　棉花线拉不断，前方胜利捷报传，

　　爱人在前方立了功，我们在后方忙生产。

　　纺花车嗡嗡响，妇女们一定要求解放，

　　不怕苦来不怕累，支持前方打胜仗,

　　双双立功最荣光!

　　《缝衣歌》

　　八月里哟好风光，咱们的队伍在前方，

　　行军打仗又整训，辛辛苦苦整天忙。

　　八月里哟秋风凉，部队马上要棉衣裳，

　　穿不上衣服身受冻，冻坏了部队谁打仗？

　　八月里哟壳壳场，赶快加紧缝棉衣裳，

　　面子要得缝双线，里子补得光又光。

　　《纺线歌》

　　好好地识字纺棉花，纺花车来嗡又响。

　　政委的话儿记心间，不调皮来不捣蛋。

　　不给爱人找麻烦，决心争一个好模范。

　　《识字歌》

　　不识字真可怜，爱人来信不会念，

　　左看右看看不懂，真是急死人。

　　识了字放光明，《新华日报》能看懂，

　　爱人书信不求人，心里边儿真高兴。

　　《团结歌》

　　团结好，团结好，说话和气最重要。

　　互助友爱要做到，小事不和人计较。

　　这些歌谣，不少是在女大成立前就创作出的，在传唱中激发了学员们学习、劳动和进取的斗志，成为鼓舞大家前进的有力“精神武器”。

　　遵守革命纪律的模范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革命队伍铁的纪律。女子大学像部队一样，实施军事化、正规化管理，每天早晨出操，白天学文化，有时参加劳动。学员们来自五湖四海，思想观念、性格习惯、为人处世各异，也存在少数人不注意遵守群众纪律的小事。比如：有的随便用老百姓家的灶台和柴火做饭；有的借了老百姓家具，不办正式手续，损坏了也不及时赔偿；有的随便吃老百姓家的杏、石榴、核桃、香椿等。据四分校一次统计，各类果子中，吃杏的最多（多数是刚怀孕的妇女），113人吃杏2342个。还有的学员不注意尊重群众风俗习惯，一些地方的老乡们借东西有个讲究，只要借出去药锅、火罐这类东西，就不能还了，有的人机械地执行“借物归还”这一规定，硬要归还，让老乡不满意。

　　为此，女大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各分校将总校政治训令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主要教材，并在报刊上选用一些遵守群纪的模范事例，特别是前方部队严守纪律的生动事例，作为学习榜样。针对借物，女大四分校专门开展登记清理，对借用老百姓的所有物品，统一制作借物证三联单，每件东西上都贴上单据，以便送还原主，并将借物证送到老百姓家中。东西损坏后，积极赔偿老百姓，经费在各单位节约粮食内解决，数额过大者，由分校调整解决。发动全体人员，制订遵守群纪的个人计划和集体公约。有的分校还召开群众大会，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检讨违反群纪的错误，取得群众谅解。

　　在女学员中，涌现出很多遵规守纪的榜样，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个佳话。

　　1949年秋的一个周末，女学员段英珍跟着班长到老乡家里检查群众纪律。正值红枣收获季节，很多老百姓家里都有枣树。每进一家，老乡们都热情地拿出枣来让两人吃，可一次次往两人手里塞，又一次次被两人退了回去。到了一户老大娘家，老大娘让女儿将红枣塞进两人的口袋，并硬抓住她们的手不让往外掏。班长无奈，说：“谢谢大娘，红枣拿回去，我们全班一块儿吃。”回到班里，班长叫一个同学借来秤，将两人口袋里的枣称了一下，足足一斤半。按照当时枣价，当天两人拿着中州币（中原局下属中州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付给了大娘。送钱时，母女俩都有点儿发愣，老大娘感动地说：“你们真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好队伍啊！”

　　女学员胡爱珠入校前，就是太岳区有名的劳动模范。进入女大后，她更是为人表率，经常帮同院老乡挑水、抬水。有一次，她去买石板，说好价钱后付给对方。可是胡爱珠走出老远后，那名商贩又追了上来，说刚才把价钱说错，少收了两角。胡爱珠没有争辩，立即补了钱。还有一次，胡爱珠不小心打破老乡一只碗，给老乡赔钱，老乡再三拒绝，觉得一个碗没什么。胡爱珠就赔给对方一条短裤子。

　　女学员郝爱平、张秀玉、张雪文等人经常帮老乡担水。老乡下地干活儿，顾不上看孩子，她们就主动帮忙照顾孩子。房东媳妇怀了孕，不能切草，她们就经常帮着切草。一天，房东关了大门，口头上说要和她们商量事情，结果进了屋子，却是请她们吃西瓜，想表达感谢。几个学员再三婉言谢绝，并解释说革命军人必须遵守革命纪律。

　　女大学员们这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作风，让很多群众竖起了大拇指。

　　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

　　女大总校非常重视文艺宣传，专门举办文艺训练班，组织各分校有文艺才华的同志学习，这些学员学好后，再回到分校组织培训和排练。当时的剧目主要有《赤叶河》《三打祝家庄》《白毛女》《打渔杀家》《霸王别姬》《“三仙姑”骑驴看戏》《九件衣》《兄妹开荒》等，极大丰富了师生和驻地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三分校1大队3中队都是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生性活泼，平常帮助群众担水做活儿，清扫院舍，宣传土改政策，并教群众唱革命歌曲。为了配合前方打仗和土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搞宣传工作的学员排演了《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三女婿拜寿》《军民一家人》《光荣花》《兄妹开荒》等剧目。

　　《王贵与李香香》演的是长工王贵与李香香相好，地主恶霸崔二爷为霸占李香香而迫害王贵的故事。当演到崔二爷行凶时，台下群众便自发大喊：“打倒崔二爷！”“为王贵报仇！”有一次演出《白毛女》，当演到地主黄世仁逼债逼死杨白劳，狗腿子穆仁智要带走喜儿时，群众骚动起来，一些人为之泣不成声，还有些群众冲上台来要揪斗两个“坏人”。演出组不得不赶紧拉上大幕，领导也出来解释，说这是演戏。由此可见剧目演出效果之佳，可谓深入人心。

　　白文萃进女大时，只有17岁，被分到五分校2大队组织股担任文化干事。在条件十分艰苦、道具缺乏的情况下，她却在10个月里导演了《白毛女》《刘胡兰》《王秀鸾》《九件衣》《军民一家》《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等9个大、中型歌剧、话剧，演出50多场。

　　每次演出，最困难的是搭舞台，先找村长协助，在田头地边找一个1米多高的土坎作舞台，再去周围村中借群众抬丧用的大杠子搭台子。灯泡用的是两个泥烧的瓦壶，壶内装油，灯芯用棉条，大拇指粗，用麻绳将瓦壶吊在舞台两边。使用的化妆品，起初演敌人坏人用锅底灰，演革命群众用红纸片蘸水抹脸上，后来用上了黑红色油墨，效果更好。唯一的乐器是一把口琴，还是通信班长私人贡献的。道具和服装全都是借老乡的。

　　演《白毛女》时，为了制造下雪效果，使用两根长竹竿，竿子一端缝上一个大被单，将碎纸片和棉花撒在上面，两个人站在梯子上慢慢放开，碎纸和棉花撒落下来，就像雪飘一样，非常逼真。演《刘胡兰》时，将鞭炮放铁筒内当机关枪，隔一会儿放一个大擂子（爆竹）当手榴弹。舞台两边放两个火盆，燃上松子冒出浓烟，再拿扇子往台上扇烟，制造战场效果。演《九件衣》时使用的血衣，是从一位杀猪的老乡那儿借了一碗猪血制作的。

　　就是在这样艰苦而又简陋的演出环境中，每次演出都会吸引十里八乡的群众前来，大家携儿带女，十分热闹。有一次演《白毛女》，天上下起大雪，演出组宣布停演，可群众围着不走，还一个劲儿鼓掌，大队长便宣布继续演下去。结果演完后，演员和观众全成了“雪人”。

　　转战大西南

　　1949年底，刘邓大军解放了大西南，但战火之后百废待兴，当地急需大量得力干部参与建设。

　　1950年2月14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等首长发来电报，给女子大学下达任务：抓紧时间总结一年来的教育工作，于3月初完成对全校干部、教师、学员的鉴定；3月中旬，总校与各分校开往重庆和云南、贵州、四川，同二野总部和各兵团会合，回归建制。

　　女大师生中，大都是北方人，一听说要远赴大西南，不少人思想顾虑重重：有的不想离开家乡，怕去了西南生活不习惯；有的担心南方山区瘴气多，对身体有害；有的认为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汉族不同，去了不好适应；还有的女学员自身文化低，怕去了大城市，丈夫会嫌弃自己……

　　对此，总校和各分校都进行了动员和劝导。一分校干部杨琴在动员中说：“西南是鱼米之乡，鱼多得很，坐在船上随手一捞就可以抓到鱼，净吃大米，想吃小米都难！”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四分校警通连出发前，在一片枣树林里集体照相。指导员李参顺说：“谁是英雄，谁是狗熊，谁是好汉，咱们到云南后按照相片点名。”

　　经过层层思想动员和做工作，大家坚定了南下的决心。1950年3月，总校和各分校从各自驻地出发。

　　一分校先在巩县孝义镇火车站聚集，登上一列“闷罐火车”，经过30多个小时到达武汉。在武汉休整几天后，又乘轮船，经宜昌到达重庆。

　　因大西南一些地方还残留有不少国民党武装或土匪，在女大归建过程中，为保证师生安全，二野还专门在重庆召集会议，让相关部队派人去接。政委邓小平百忙之中还亲临会场指示：这是“一件看着不大而影响很大的事”，也是一项“十分细致而艰苦的难事”，必须做到“万无一失”，“绝不能有丝毫马虎”，并要求有关人员多带点儿钱和战士，每天必须用电报向野战军政治部报一次平安。

　　女大总校和一分校领导干部刚到重庆，就有了新任务，立刻参与到组建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的工作中。三、五、四分校分别于当年4月、5月、6月到达四川、贵州和云南，回归所属部队。

　　刘邓等首长对女大一年来的教学工作，以及胜利完成这次行军任务给予充分肯定，指示各部队，一定要把妇女同志及儿童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问题安排好。

　　1950年4月20日，西南军区政治部专门作出《对军队中妇女、儿童工作的指示》，要求：“教育每一个女同志努力参加军队的工作，特别是地方政权工作、妇女工作、文化教育与卫生工作及儿童保教工作等等。”“必须立即开办托儿所（幼稚园）及子弟学校，使儿童集体保教和集体学习。”

　　按照刘邓首长指示和军区政治部要求，各军分区均妥善安置了妇女干部，并创办八一小学和幼儿园，方便孩子们上学。大家纷纷走上党政机关、学校、医院、文教、科技、卫生等新的工作岗位，在之后建设大西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女大也就此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回顾二野女子大学，其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勇于奉献、团结向上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铭记、继承和发扬。（张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