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前，中国妇女走出国门的极少，出国旅学者更是凤毛麟角。1899年，一位中国妇女开始了前往日本、俄国和欧洲的旅程，并写下了中国第一部妇女出国游记。她就是近代率先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女人——单士厘。
因缘成为出国旅行“第一人”
单士厘（1858-1945），字蕊珠，号受兹，出生于浙江萧山县（1987年撤县改市）一个书香门第，后在太平军入浙时为避战乱而迁居海宁硖石镇。其母亲远祖是清康熙朝礼部尚书许汝霖；父亲单恩溥，系饱学之士，在文化圈里也颇有名气，曾在中国最早的外语学校之一——上海广方言馆任教习，以后又任嘉兴等地的府学教谕。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其家道中落。
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地，单士厘在外祖父家长大。舅父许壬伯学问很好，著作达10余种，家中藏书很多。母亲去世后，单士厘受到了舅父慈母严师般的照顾，生活上细心照料，学业上亲自执鞭。在日常教育中，许壬伯抛弃那些科举时文，选择富有文采与艺术价值的诗词散文，精心教授，从而奠定了单士厘的语言文字功底，使其成为一个读书精博、善笔能文的知识女性。单士厘对舅父一家心存感激，以致在著作中经常提及舅父、舅母对自己的教诲与关怀，曾写下“不能见母幸见舅”的感恩诗句。
大概是由于舅家钟爱、择偶严格的关系，或者是才女在婚姻上要求较高，直到1887年，29岁的单士厘才出嫁，如此晚婚，在当时的大家闺秀中极为少见。其丈夫钱恂所属的钱氏家族，乃是近代史上人才辈出的江南吴兴望族，在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钱恂的父亲钱振常，同治年间举人，曾任礼部主事，后任绍兴书院、扬州书院、苏州书院院长。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钱玄同，是钱恂同父异母的弟弟。婚后，单士厘曾改用夫姓，故又名钱单士厘。
钱恂（1853-1927），晚清著名的外交家，在学术、思想和外交上均有成就，是维新派中的知名之士。他游历极广，1890年随薛福成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4国。4年后回国，他帮助张之洞兴办洋务，1897年首创留学日本之议。1899年，钱恂出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随后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和俄国圣彼得堡等地使馆任职。1907年，他被清政府任命为驻荷兰大使，次年任意大利大使。由于常年旅居国外，钱恂较早接触到了西方先进思想。
单士厘与钱恂结婚以后，感情不错，钱恂对妻子浸淫文史的习惯和趣味，也表示理解和支持。婚后不久，钱恂受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的委派，整理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劫后存书之书目，单士厘便成了钱恂的助手，最后编成《天一阁见存书目》。其间，单士厘接触了大量以前未见的珍稀古籍，增长了好多才识。在1890年钱恂出国时，单士厘在家服侍高堂，携养幼子，曾写过许多表达对远别的丈夫思念的怀远诗。钱恂归家与单士厘相聚时，向她讲述了许多外国的见闻，使她对域外文化、世界风光十分向往。
正因为有丈夫难得的理解支持以及“朝廷命妇”身份，单士厘方可于1899年以外交使节夫人的身份赴日。此后，单士厘“无岁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复既频，寄居又久，视东国（日本）如乡井”。再后来，她跟随丈夫，周历欧洲列邦，成为了中国最早一批走向世界的女旅行家。
旅日时感慨改革中国之必要
1898年，钱恂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就在钱恂赴日第二年，也就是1899年，单士厘首次随同丈夫东渡日本，这比秋瑾赴日（1904年）早5年，比何香凝赴日早4年。因单士厘旅居日本了，钱恂先后将弟弟钱玄同、两个儿子、一个女婿、一个儿媳接到日本留学。钱玄同曾回忆自己在日本患病，嫂嫂单士厘亲自给他调药送食，陪他去医院看病往事，感慨万分。钱玄同留日时的日常费用也是径向长嫂索取。钱氏举家多人赴日留学，成为当时的美谈，也对清末留日热潮的兴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了能更好地了解日本的风土人情，方便参与当地的社会文化活动，单士厘下苦功夫，不仅很快学会用日语交谈，还能笔译。从此，她不再依赖翻译的帮助，可以独自参与各种社会文化活动，接触日本社会各阶层人士，直接同日本知识界妇女联络交流，而且在无译员时，还常常给钱恂代任口译，帮助丈夫与日本人交流。
作为母亲，单士厘最关心孩子的教育。日本教育的发展情况使单士厘眼界大开，并且倍加赞赏，她曾作有《汽车中闻儿童唱歌》诗：“天籁纯然出自由，清音嘹呖发童讴。中华孩稚生何厄，埋首芸窗学楚囚！”感慨于日本儿童可以顺从天性自然成长，而清朝儿童却必须枯坐桌前，埋头苦读。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和日本对于孩童教育理念的不同。
参观日本的女子学校教育后，单士厘最赞赏的是日本女子教育的普及，并由此深感国内封建教育制度的不公，痛恨封建礼教对女子的束缚。所以，她率先垂范，不仅自己博览群书，学习外文，还把儿媳也带到日本留学，使她的家庭成为中国第一个有女学生到日本留学的家庭。
在日本期间，单士厘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写下许多记录当地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的诗文。1903年，大坂举办“第五回内国博览会”，她成了中国女性考察世博会的先驱者。在大阪博览会考察时，单士厘对工艺馆、农业馆、林业馆等各馆分别进行了考察和记述，特别在述及教育馆时，单士厘感慨最多，在后来所著的书中，她写道：“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跻于列强者，唯有教育故。”这些真可谓远见卓识。
在大阪博览会，单士厘让在东京留学的儿媳妇一同前来参观。不料遇到大雨，她们依然冒雨步行游览，直到晚上才回到寓所。当时，国内的妇女很少出门，更别提冒着大雨步行于人流熙攘的场合。对此情形，她的儿媳似乎有所顾虑。见此，单士厘就劝慰道：“今日之行，专为拓开知识起见。虽踯躅雨中，不为越礼。况尔侍舅姑而行乎？”由此可见，单士厘在认识上，已经有对封建礼法的超越。
日本人虽“崇拜欧美”，但不失自己的本色。单士厘认为这是日本人务实精神的突出体现。在元山日本邮局株式会社里，单士厘惊讶地发现，一室中只有几把白木椅子，别无它物，但株式会社的业务性却很强，而且秩序井然。她感慨说，初到日本之人，见陈设朴素，还误以为日本“贫弱”，而不知日本真正用意是“专务实用”。单士厘认为日本人“借西法以自强”之实事，恰是落后的近代中国所缺少，且亟待学习的。
在旅居日本的4年中，单士厘积极融入当地的百姓生活，学习日本语言文化，参观那里的女子学校教育，走访日本家庭妇女，与各界尤其是文化教育界女性人士做朋友，比如东京学校女干事时任竹子、女教师河原操子，爱住女学校校长小具贞子等。这些女性多为中上层妇女，有职业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新式教育，她们的思想主张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单士厘。
旅俄之行中尤其推崇列夫·托尔斯泰
1903年3月，钱恂奉派考察俄国，单士厘伴随前往。3月15日黎明，单士厘夫妇离日赴俄，此行将两子一媳一女婿三外孙都留于东京，虽然不舍，但几个孩子分别在4所高等学校求学，渐渐进步，也是单士厘的心愿与安慰所在。出发送行的，除家人之外，还有中国友人、日本友人等10余人。单士厘写道：“汽笛一声，春雨溟蒙，遂就长途。”
在由日本长崎前往海参崴途中，因遇风暴，他们所乘轮船到朝鲜釜山港躲避。单士厘遂与丈夫一起登岸游观，亲眼目睹了日本在朝鲜进行殖民统治的情形。她只见“密树一山，为日民万余群居地。有驻兵约一大队，有临时宪兵队，有领事，有警察，……一望而知为日本之殖民地，且已实行其殖民之政矣！”丧失独立、失去主权的朝鲜人民，于自己本土艰难生存着。
经历一个多月的旅程，5月2日，他们一行人终于进入俄境。之后，他们乘上贯通西伯利亚的火车西行，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开始对俄国详加考察。不过，当单士厘穿越西伯利亚大陆时立刻感觉到，俄国修筑这条横跨欧亚大陆的铁路的目的，就是要攫取我国北部疆域。她在海参崴曾路遇时任中国驻海埠商务委员李兰舟，他也与单士厘有同感。李兰舟说自己曾于1895年向政府上奏，揭露俄国人的凶险用心，请清政府及早筹划对策，可是清政府却丝毫未加重视。
旅途中路过一个叫希洛喀的地方，据说是成吉思汗的诞生地。单士厘下车散步，看到铁道在两山之间穿过，附近满山翠柏，居民不少，景物亦佳。单士厘还在贝加尔湖畔驻足，联想起“苏武牧羊”的典故，写道：“环湖尽山，峭立四周，无一隅之缺。苍树白雪，错映眼帘。时已初夏，而全湖皆冰，尚厚二三尺，排冰行舟，仿佛在极大白色平原上，不知其为水也……因想苏武牧羊之日，虽卓节啮雪，困于苦寒，而亦夫妇父子，以永岁月，亦未始非一种幽景静趣，有以养其天和也。”
到了俄国之后，单士厘游博物院，游画院，还参观育婴院，每日都记载了所见所闻。通过参观和思考，单士厘深深认识到，当时的俄国并非他们宣扬的那样皆为太平盛世，而是存在种种黑暗之处。比如，俄国商人没有贸易自由权，学生没有自由选择读书权；西伯利亚大监狱对囚犯的管制堪称举世无双，流放的罪犯多达5万人；新闻事业受到政府的高压控制，而无言论自由，写稿人经常是左顾右盼，出版的报纸自然也索然无味。俄国的宗教气氛极浓，政府实行专制，致使一些民主思想、改良意识都受到压制。
旅俄期间，单士厘特别仰慕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深为他的著述所感动，对他关心民间疾苦，不畏强暴，敢于揭露俄国社会的腐败、黑暗的品格由衷地敬佩，并曾购买了一张上面印着托尔斯泰肖像的明信片留作纪念。在她的游记中，根据亲自考察了解的实情，用大量文字详细地介绍了托尔斯泰的动人事迹，并称：“托为俄国大名小说家，名震欧美。一度病气，欧美电询起居者日以百数，其见重世界可知。所著小说，多曲肖各种社会情状，最足开启民智。”单士厘是第一个将列夫·托尔斯泰介绍给国人的女作家。
考察欧洲列国使其眼界大开
对于游历欧洲，单士厘早就心向往之。她在《马哥博罗事》一文中，回忆20年前钱恂刚刚从西欧归来，给她讲述马可·波罗旅行的故事，马可·波罗的游历生涯令她羡慕不已。单士厘立志与夫远游，能“亲履维尼斯，仿马哥之故居，瞻马哥之石像，既记游事，又记马哥父子叔侄来华之踪迹及行事大略。”
1905年开始，钱恂相继任出任驻西班牙参赞、驻荷兰大使、驻意大利大使等职，直到1909年卸任归国。其间，单士厘一直陪伴钱恂身边。
在荷兰旅游的行迹，单士厘仅留下一首《荷兰海牙》。不过，这首诗的夹注，却生动描述了在荷兰发生的一些事：“女王出游，群儿掷雪球误中王面，王笑而拂之。又一日，王夫自开汽车，途与电车相撞，自谓不慎，戒无罪电车。各国驻使赴宫门请安，次日王夫亲至各国使馆谢步。”对比清王朝高高在上的封建贵戚，单士厘对荷兰王室亲民举动的赞赏之情跃然纸上。
此外，单士厘又遍历德、法、英、意、比等国，以及埃及、希腊等国的古都。单士厘敏锐好学，在欧洲各国时，又学会了欧洲主要的通用语言，以及拉丁文及希腊古文。正因如此，她访问各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瞻仰许多文化古迹时，能够读懂其中的内涵。进而在后来，她能著文真切具体地介绍欧洲艺文，且所及内容极广。
20世纪初，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外部世界仍是一片朦胧，喜欢探寻新事物的单士厘欧洲之旅，眼界大开，古老多彩的欧洲文化深深吸引了她。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圣彼得大教堂，这座位于梵蒂冈的大教堂由米开朗基罗设计，建于1506年至1626年，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建筑和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她曾去瞻仰大教堂不下二三十次，在游记中称其为“彼得寺”，写道：“彼得寺……中矗尖柱，旁竖喷泉，而柱廊张为两翼。正门之外为廊，廊外为台，台广如殿基，由场而上，石阶十余级。台阶正中坦而圆，铁链为栏，向为常客所不敢登。”单士厘从美学的角度评论大教堂宏伟的建筑风格，对中国人了解西方建筑文化具有启蒙作用。
单士厘在参观圣彼得大教堂的教皇之棺时，发现但丁笔下《神曲》中的人物婆尼法爵的八棺残片，由此而想到但丁文中的炼狱。单士厘在《归潜记》里对此作了记述，自然而然就将但丁与他的《神曲》展现在国人的眼前。学者田德望译《神曲·地狱篇》时说：“最早提到但丁和《神曲》的，是钱单士厘所著《归潜记》（1910年）一书，这些记述虽不尽翔实可信，但在当时能注意及此，已是难能可贵。”
访问欧洲时单士厘已儿孙绕膝，渐入老年，却依然对事物充满好奇心。她对教堂中的唱诗班音乐极感兴趣，曾带着孙子们一起，站在圣彼得大教堂门外聆听，“孙辈侍听，亦自有一种静肃气”。她深爱此处，引用歌德的话赞美道：“观彼得寺，乃知美术可胜自然，而不必模仿自然。此寺尺寸大于自然，而无一好不自然，此其所以为美。”
撰写中国近代第一部女子出国记
单士厘以外交使节夫人身份，随同丈夫钱恂出国长达10年之久，游遍日本、俄国和西欧各国。回国后，单士厘先后寓居沈阳、北京，潜心写作，整理出版著述，特别是将出国旅行的所见所闻，撰写成《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
《癸卯旅行记》记述的是旅日、旅俄活动，1903年正式出版。该书分为3卷，上卷记述在日本东京、大阪等地，以及朝鲜的经历：中卷、下卷记述在海参崴、西伯利亚、彼得堡等地的所见。《癸卯旅行记》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部中国女子出国游记。钱恂在此书的题记中写道：“右日记三卷，为予妻单士厘所撰。以三万数千言，记二万数千里之行程，得中国妇女所未曾有。方今女学渐萌，女智渐开，必有乐于读此者。故稍为损益句读，以公于世。”这些文字，不仅道出了单士厘出国和写作的原委，也体现了他们夫妇志趣融合、相得益彰的风范。
《归潜记》出版于1910年，是单士厘将自己在西欧游历的心得整理撰写的一部随感录，以故居潜园而得名，故为《归潜记》。该书由10余篇游记和专题介绍文章组成，共8万余言。游记记述单士厘随夫遍历英、法、德、荷、意等地的见闻，形象生动地介绍了大量的欧洲风土人情，包括古典文艺、神话、诗史、音乐、雕塑、建筑，以及宗教信仰。这些文字对于当时国人认识西方、了解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帮助。而其中的《章华庭四室》和《育斯》（宙斯）两篇文章，则第一次系统地把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介绍到中国，为中国文坛研究外国文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游记中，单士厘以敏锐的目光，向人们真实地展现出各国社会风貌，且针对晚清中国的情况给予简单评论。按当局禁忌，外交官员之家属不许“妄谈政事”，然而单士厘却敢于冲破禁区。她的这些著作，无论在家政、育儿、秀艺、见闻方面，都有教育社会、启蒙社会的作用；且用清丽的笔调，把她所观察到的景物写得鲜明、生动，给读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她的一些看法和议论，始终交织着启蒙思想和国民意识的觉醒，远远超出了当时国内闺阁女子的见识。
1927年钱恂去世，这对单士厘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1932年，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己“六载伤心未咏诗”。此后，她和次子钱穟孙寓居沈阳。1936年钱穟孙病故后，单士厘被长子钱稻孙（翻译家，曾将《神曲》翻译成骚体中文）迎到北京奉养。直到离世的3年前，她还写了一首关心侄子钱三强的诗歌，名为《庚辰端节家宴·忆三强侄时在巴黎围城中》。可见，这位老太太直到暮年，仍然关心着世事，关怀着小辈，既不失启蒙时代先进妇女的本色，也不失中国优秀女性的风采。
单士厘这位近代奇女子，在1945年逝世于北京，享年87岁。除了《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两书是其代表作，单士厘还有《家政学》《家之育儿简谈》《正始再续集》等著作。她笔耕不辍，研究清代妇女著作与思想后，在81岁时完成了《清闺秀艺文略》5卷，因无力刊行，竟手抄数部，赠与国内外图书馆。85岁时，她把自己自少至老的诗作辑成《受兹室诗稿》，亲笔抄赠给一位至交，这是现存这部诗稿的唯一完整抄本。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才学、才智的女子不少，但像单士厘这样对外国充满好奇并能亲身游历的，并不常见；其所行之地、所著之文、所见识之风景人文，在晚清也算独一无二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单士厘作为一名知识女性，虽然没有投身于革命洪流中，但她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从深闺走向世界，把自己独到的思维见解著录成书，依旧蕴含着宝贵的精神财富，泽被后世。（裘伟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