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长霖（1935-2002），祖籍湖北黄陂（今武汉市黄陂区），出生于武汉汉口；后赴美留学并任教，成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首位华人和亚裔校长，历任美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与工程院外籍院士、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首任主席等。

　　田长焯，1928年生于武汉汉口；曾任美华航天工程师协会全美总会会长、理事长，两任西雅图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等。

　　田长霖、田长焯（田长霖胞兄）两兄弟是著名的美籍华人科学家，他们虽常年身在海外，却始终心系祖国发展。他们凭借掌握的科学知识，在各自擅长领域为祖国发展事业添砖添瓦，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赏。

　　打破美国学术封锁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田长霖曾率领加州大学师生参与了声势浩大的海外保钓爱国运动，成为美国西部华人保钓运动的中坚。可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竟然因此将他列入“黑名单”，诬蔑其为“叛徒”，禁止他入境台湾探亲。

　　其实，对于国共两党，田长霖思想天平的倾斜有一个过程。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上海与台湾接受的是反共教育，而其父又是国民党高官，以至于旅美初期，他虽然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但他的思想一直是倾向于国民党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随着阅历和实践的增加，他开始走中间路线，并逐步追求自由进步。田长霖的长子、曾任香港大学工程系主任的田之楠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

　　父亲到柏克莱（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久，就有了言论自由运动和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这种气氛让人质疑传统思维，鼓励不同意见。我记得父亲说过，在他刚到美国时，对大陆和台湾关系是固执己见的。他说，那个时候，如果有谁说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任何不好，他一定会予以回击。不过，随着时日渐长，他对大陆和台湾事务的观点变得开阔，和海峡两岸都走得很近。这种认识部分源自他泡在东亚研究图书馆，每天读中国大陆的报纸、杂志。他告诉我，只有读全了报纸，才能知道一件事的各个层面，然后你才有自我判断。这些年月让他成为一个更开阔、更宽容的具有全球视野的人……

　　1973年6月18日至7月17日，田长霖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热系统工程系主任、教授，率加州大学华人教授代表团回到祖国大陆，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与赞赏。

　　这是田长霖在时隔24年后，首次重返故国热土。后来田长霖回忆，他一来到北京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受到总理的接见，感觉就像回到家里一样亲切。正在重病中的周总理面孔消瘦，却不知疲倦地与他们倾心长谈，使他看到了一位人民公仆鞠躬尽瘁的光辉形象……

　　那时正值邓小平复出之际，田长霖通过其言谈，深切感受到祖国领导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也看到祖国各地正在进行有条不紊的治理整饬，心中充满期待与欣慰。

　　当田长霖看到一批中青年科学家逐步恢复了科研工作后，非常兴奋地向周总理表达了帮助祖国科教兴国的拳拳之心。

　　当时虽是尼克松破冰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开始改善，但是美国及西方仍然对新中国进行重重封锁，田长霖此次率团访问祖国大陆就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据2012年披露的美国联邦调查局解密档案记载，关于1973年6月18日到7月17日，田长霖作为团长率冯元祯、葛守仁等数位加州大学华人教授访问中国大陆，档案将田长霖描述为“非常赞同中国共产党”，美国情报机构因此对其进行了跟踪调查。他们监视田长霖的每次中国之行，尾随监视他与中国官员在旧金山的活动，田长霖的档案被标上“105”的标签——这是联邦调查局外国反谍情报档案的代码。

　　田长霖没有被宵小之辈吓倒。返美后，他就开始筹备1974年1月的美国航空航天学会学术会议。作为学术权威与此次会议的主席，田长霖明确告诉会议筹备人员，一定要安排中国的学者代表出席此会，并提出了相关人选。随后，大陆学者如期“破冰”成行，从而打破了西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封锁。

　　1974年8月26日至8月9日，田长霖再次携妻子回国访问。回到美国后，他在不同场合根据自己实地考察的情况高度赞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当年12月，他又参与接待中国学术访问代表团并设晚宴款待。

　　向邓小平建言高校改革

　　1984年5月，田长霖在日本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他从国内同行那里听说，中国正在进行高校教育体制改革，出现了一部分人主张延长高校学制的倾向。于是，他马不停蹄地赶回祖国大陆，根据自己长期从教的经验，以及对世界各国教育的考察，向邓小平等领导人坦诚进言。

　　田长霖与邓小平已经多次见面。1984年1月10日至14日，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邓小平点名由田长霖作陪。当邓小平要求与田长霖同坐一辆车时，竟然遭到美方的拒绝。邓小平一行在劳伦斯科学大楼参观访问结束后，田长霖用中文与邓小平话别。这本来再正常不过，可美方以其中文翻译不在现场为由，出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白宫保安人员等轮番对田长霖进行“面谈”，酿成了一桩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

　　此次田长霖回国，邓小平、万里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欢迎这位情系祖国的海外游子。田长霖笑逐颜开，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紧握着邓小平那双有力的大手。改革开放以来，田长霖每次回来都能看到国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激动地对邓小平说：“此次回国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国内变化很大，知识分子得到重用。许多大学校长、副校长都是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他们思想解放，勇于探索，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对于学制改革问题，田长霖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学制不应过长。清华大学与中国科技大学要改5年制是错误的。本来中国的教学体制就长于国外，中国3年相当于国外4年，现在岂能改5年？”“学制愈长，学生年纪愈大，创造力便越低。真正水平的提高，要从教学改革、课程设置的改进和教学方法的改善着手。现在的症结在于国内一些老课程丢不掉，新的又要加进去，这样就势必要延长学制。”“就国际而言，美国大学全部4年，苏联为5年……中国学制如果再延长，又怎能与国际接轨？我认为中国甚至可以多设一些二年或三年制大学。如果要深造，可以念硕士、博士。培养的人才越多，其中的佼佼者也就越多……”

　　接着，田长霖又对祖国的科研体制改革，发表了意见。他认为，基础科学要兼顾，国计民生的应用科学也要发展。据他所知当时国内学理论物理、数学成风，因为这两科最容易出国，但彼时中国最需要的是技术科学。因此，提高工程科技人员的地位迫在眉睫。于是，他建议国家应设立工程科学院。

　　田长霖的意见建议，受到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感谢，并责成教育部领导对此进行认真研究。同时，邓小平还希望田长霖充分利用其影响，一如既往地为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和海峡两岸的交流贡献智慧与力量。

　　1985年底至1986年1月，田长霖应国家教委之邀，专程对国内11所重点院校和多个科研机构，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考察前后，他进一步就高校改革与科研体制改革问题建言献策，其中许多被采纳。

　　当中国工程院挂牌成立时，田长霖不仅作为特邀佳宾出席，而且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1994年）和中国工程院（2000年）外籍院士。

　　田长霖深有感触地说：“经过改革开放，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提高很快。仅以当选院士一事来说，在美国只是大学校刊上的新闻，而国内却把它当作国家盛事来宣传，这说明中国院士的地位比美国还高。”

　　促进祖国飞机制造业发展

　　作为田长霖的胞兄，田长焯亦为报效祖国展现出拳拳赤子之心。他数十年关注、推动祖国飞机制造业发展，为中国大飞机的“腾飞”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1962年起，他就作为旅美华人工程师的杰出代表，相继在美国参与发起成立了华美航太工程师学会、中国工程师协会、全球华人航空协会、美洲中国工程师协会等华人社团。改革开放初期，他在美国的住所几乎成为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接待站，为中美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很多便利。

　　自1984年开始，田长焯多次应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部和家乡湖北、武汉政府的邀请回国讲学、考察，往返两岸三地进行技术交流。他多次提出建议：中国不能只满足于买飞机，而应该逐步制造民航大飞机。

　　有的人对大飞机制造望而却步，田长焯以自己在波音的现身说法，说明只要认真准备，一切皆有可能。在包括田长焯在内的中美专家共同努力下，在国家的倾力支持下，西安飞机公司与波音公司于1992年6月签订合约，开始生产波音737的垂直尾翼。田长焯一有时间就飞回国内，亲自前往进行技术指导。

　　1994年，田长焯在西雅图（波音公司总部所在地）主持召开了350人参加的全美工程师学会学术年会，田长霖担任主讲，海峡两岸的航空工业与经济部门领导应邀出席。1999年10月，他又赴北京参加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在2001年至2009年担任美华航天工程师协会全美总会会长及理事长期间，田长焯积极斡旋促成大陆、台湾及美华3个航空学会，多次在海峡两岸联合举行全球华人航空科技研讨会。

　　2009年3月4日，田长焯应邀前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次为中国大飞机高级人才培训班作了关于飞机制造、飞机检测分析等方面的报告。他以自己的工作经验为依托，向与会者介绍了影响飞机安全因素和飞机性能的试验检测方法，使大家深受启发。

　　2014年5月25日，田长焯再次应邀到上海，参加中国外国专家局与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合办的航空会议，他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A/B/C）三极航空产业》的演讲，阐发中国、美国、欧洲构成世界航空产业三极的发展前景，引起热烈讨论。

　　因为杰出贡献，田长焯获得武汉市政府“黄鹤友谊奖”、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杰出人才服务奖”、美华航天工程师协会“优秀领导奖”等，还受聘担任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政府资政。

　　田长焯晚年主编了一本《美华论坛》英文杂志，并分赠给美国政界人士、大学图书馆等，旨在让人们倾听华人与中国的声音，放弃固有的偏见，共创美好未来。（裴高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