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1904-1992）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她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令人称道的是，她虽位高却不自居，总是一以贯之地模范执行党的廉洁纪律，从不搞特殊。她曾反复强调，“领导者的言行要考虑影响”，“做每一件事都要想着人民，想着党的利益”。的确，从她对待和处置礼物的几件事上，即可管窥一斑。

　　“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

　　1961年春节前夕，周恩来和邓颖超收到了周恩来家乡江苏省淮安县（今淮安市）委托人捎来的莲子和藕粉等土特产，于是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的费用。

　　1月16日，淮安县委收到了来自中南海的一封沉甸甸的信：“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

　　接下来，信里又强调：“但是周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现在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待以后有便人再带给你们。”

　　信中还郑重地说：“总理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随着那封信，总理办公室的承办人员还按照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嘱托，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这份通知有着非同寻常的背景：1960年，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的局面，能否公正合理地调配有限的粮食资源，使最需要粮食的地区得到补给，事关社会大局稳定。但就在粮食调运最紧张的时候，某省一方面要求中央给他们调进粮食，一方面又给中央送来5万斤鱼。周恩来知道后十分生气，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此提出严厉批评：“送中央5万斤鱼，简直胡闹。为什么要中央调粮又送鱼？”“全国从今以后，不许送中央一针一线一条鱼，要作全面通报，严格禁止。”会后，周恩来指定负责国务院日常工作的习仲勋、齐燕铭等起草了这份通知。通知共有5条规定，其中前两条是：一切单位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礼物，也不准借用任何名义变相送礼；各厂矿、企业、人民公社试制成功的新产品，除对其直接主管部门可以送一份样品外，不许以献礼或其他名义赠送给上级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

　　在随信附寄给故乡的这份文件上，周恩来还亲笔醒目地写上指示，要江苏省委、淮阴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通知的精神办。

　　这封信不足200字，可是内容意味深长，发人深省。这封信反映出的周恩来、邓颖超的清廉作风值得我们称道和提倡，信的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拒礼”艺术，也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和品味。在总理夫妇看来，对于故乡的深情和关怀以及人情味，不能表现在接纳家乡人的这份礼物上，而应是从深层次的国家纪律层面上来考量：请客送礼不仅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更严重的是会助长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这是绝对需要杜绝的。

　　“关键还是自己要掌握好”

　　1967年4月，周恩来赴广州视察工作，卫士高振普等人随行。

　　周恩来在广州工作的数日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连轴转，根本不可能抽出一丁点儿时间出去游览或者放松一下。

　　从广州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当地的一位领导找到高振普等人，送来了11小筐水果，说：“你们这几天太忙了，没时间买东西，我们就给你们送来一点儿水果，每人1筐，共11筐。”见状，周恩来的随行工作人员连忙摆手推辞，表明态度说：“我们有纪律，不能擅自收礼。”然而，那位领导早有准备，继续坚持说：“我们知道你们有纪律，这些水果不是白送给你们的，你们可以付钱，每筐1元，共11元。”说完，这位领导还掏出了发票。见到这种坚决的态度，大家商量了一下，觉得这是自己花钱买的，不算收礼，而且看这1小筐水果，差不多也就值1块钱。再说了，也应该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嘛。随即，几位工作人员每人掏出1块钱，付费给了那位领导。

　　对这个事情，一直在忙碌视察的周恩来开始并不知情，直到回到北京后，他才发现了这11筐水果，就很严肃地询问高振普是怎么回事。高振普将这11筐水果的来龙去脉详细作了汇报，周恩来因为回去要处理很多急事，沉吟一下，便转头对高振普认真地说：“回去让邓大姐处理吧。”

　　回到中南海西花厅后，高振普立即找到邓颖超，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一遍。

　　邓颖超听完后，并没有马上发表意见，而是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先让大家把水果筐打开，称一下每一样水果的重量，再按市场价计算一下，这一筐水果到底值多少钱。大家丝毫不敢懈怠，赶紧照做。待这些水果清清楚楚过秤后，算出来的结果是每筐水果共1.78元，比他们花的钱多了0.78元。

　　在事实面前，高振普这一下目瞪口呆了，脸“唰”地红到了耳根。他赶紧承认了错误，说自己办事太不认真了，没有仔细核对价钱就收下了，归根到底是自己的纪律意识不强，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训，杜绝再有类似情况发生。

　　邓颖超又严肃地问：“这次的事，你打算怎么处理？”

　　高振普诚恳地说：“我们把钱补上，再写一份检查，寄去广州。”

　　邓颖超这才点了点头。后来，她在一次会议上还提起了这件事，对大家说：“通过这件事来看，要坚持一个好的制度有多么不易呀，你想坚持了，外界还会不停地影响你，关键还是你们自己要掌握好。”

　　“粮票和钱你们得收下”

　　1970年，邓颖超陪外宾去延安参观。在参观完毕返回北京时，延安人民想带点儿礼物给总理。大家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几位年龄大的同志建议：“总理爱吃咱延安产的小米，就捎2斤小米吧！”随即，大家便将2斤当年新产的小米，用一个小布袋装起来，送给邓颖超。

　　邓颖超笑着对大家说：“延安的小米，恩来同志见了一定很高兴。吃上延安的小米，就像是回了一趟老家。”说得大家都愉快地笑了起来。接着，邓颖超又说：“不过，粮票和钱你们得收下。我们党有规矩，不送礼。要不我带回去了，恩来同志肯定会批评我的。”

　　大家说：“2斤小米怎么好收钱和粮票呢？这是我们延安人民的一点儿心意。”

　　邓颖超和蔼地说：“延安人民的心意，恩来同志一定很感激。但他从来不违背党的规定，不然，你们这里出小米，他们那里出别的特产，大家你送一点儿，我送一点儿，那我们家里还了得！共产党不能搞这一套。”这一番话说得大家心悦诚服。

　　就这样，邓颖超留下粮票和钱，才带走了2斤小米。

　　“这是他们的一片心呀，但是我要付钱给他们”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在追悼会结束之后，邓颖超看见大家一个个心情沉重、泪流不止，便强忍着悲痛安慰大家：“恩来去世了，你们都很悲痛，我也很悲痛，但是，悲伤和眼泪不顶用，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这位看上去瘦小的老人，在安排好总理的身后事后，迎来了一个新的春节。只可惜，西花厅的这年春节，注定是冷清寂静的。然而，邓颖超没有忘记安慰人民，人民也没有忘记邓颖超。在这年春节前夕，人民日报社给西花厅寄来一个包裹，并且还附有一封信。

　　邓颖超十分疑惑地打开这个包裹，只见里面是一件崭新的绸面丝棉袄，一看就是刚做的，捧起来闻了一闻，感觉仍旧散发着新面料的温馨味道。接着，她又带着几分好奇缓缓打开了那封信，戴上老花镜慢慢读下去。原来是天津红桥区服装二厂的73名青年工人给邓颖超写来的慰问信，而棉袄也是这73位工人给邓颖超的新年礼物，以此一针一线缝制好的棉袄，聊以表达对邓颖超的敬意。

　　邓颖超读完信后，心里顿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她连忙脱下上衣，把这件小棉袄穿上，对着镜子一瞧，笑容难得地浮上脸庞，自言自语一句：“这大小正合身着呢。”

　　试完衣服，邓颖超感慨地想：“这73位工人从来没有见过她，却能做出这么合身的棉衣，可见是费了不少心血的呀。”想到这里，邓颖超忍不住又流下了眼泪。可是邓颖超也有些左右为难起来：因为自己一辈子从来不收人家的礼物，可是这件棉衣的意义太重大了，她又不得不收。

　　旁边的秘书赵炜看出了邓颖超的犹豫，便建议说：“您应该接受他们的心意，决不能退回棉袄。”

　　邓颖超含着眼泪询问：“这是他们的一片心呀，但是我要付钱给他们，你说30元够不够？”

　　赵炜点了点头。随即，邓颖超叮嘱赵炜立即动笔，给天津工人们回复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

　　红桥区服装二厂的七十三位青年工人同志们：

　　现遵邓颖超嘱，复信给你们，你们厂的七十三位工人同志亲手缝制的丝棉袄送给她，已经收到。

　　青年工人们一针一线缝的这件棉衣，正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你们的革命感情使她非常感动，她感谢你们对她的关怀和慰问。

　　但她从来不收礼物的，能退的就退，不能退的就自己付款，这件棉衣就不退回了，理解你们的心意，如果退回会使你们难过的，所以寄去30元作为成本费，这笔钱如不好处理，可购买书籍和学习用品。

　　3月16日，天津的73位工人收到了这份寄自中南海的复信，大家欣喜若狂之际也不由得热泪盈眶，打心眼里认为：这样的一位老领导就像自己身边的长辈一样亲切可敬啊。

　　一年又一年，邓颖超对天津这73位工人的温暖之举一直铭记于心。1984年6月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闭幕后，她终于有机会来到天津。在工作人员的打听下，邓颖超找到了这73位工人的下落。此时已历经8年，其中一位工人已经去世，还有一位重病休养，除此之外其他人都到齐了。邓颖超很是开心，热情地走上去与大家亲切握手。大家担心邓颖超吃不消，但是她依然坚持与每个人握完手并致谢。随后，邓颖超又亲切地和大家聊天并合影。这是邓颖超在周总理去世后，过得最开心的一段时光了。

　　“这种做法有极特殊之嫌，不可为的”

　　昆明军区思茅军分区司令员范金标，曾经当过周恩来的警卫员。

　　1979年7月初，范金标委托中国民航班机机组给邓颖超捎来了一篓子芒果。邓颖超收到芒果后，觉得范金标很讲情义，惦记着在总理去世后她的状况，心里未免浮现出丝丝安慰。但是，她转念一想：“这种行为还是有些欠妥的，我不能白收人家的礼物。”

　　于是，邓颖超坐到写字台前，郑重地提笔给中国民航总局的领导写去了一封信：

中国人民民航总局沈图、张瑞霭同志：

　　七月四日我得到昆明军区的电话，通知我在当日民航班机给我带来一些芒果，我已无法回答勿带。次日我派人取回，知是范金标同志带给我的，便不好退回，现将我给他的回信，请你们一阅，并烦你们去昆明的班机转交给他。内附人民币十元。另外，请你们告诉国内各路班机的同志们，今后凡是遇到有人托他们带东西给我时，请告对方根据我的通知不允许你们带，并婉言解释为盼，因为这种做法有极特殊之嫌，不可为的。

　　敬礼！

　　邓颖超

　　一九七九年七月六日

　　后来，机组人员再遇到类似情况时，一一都给予了婉言拒绝。（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