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入侵我东北大地，引起广大东北人民的愤慨与抗争。沈阳青年会的志士仁人更是义愤填膺，他们决定将日寇的侵略暴行公之于世，于是组成了一个秘密小组，广泛搜集日军暴行材料，最终将这些罪证成功送达国联调查团。 

　　材料搜集之危险经过

　　沈阳青年会，前身是成立于1912年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少帅张学良从17岁起就开始出入青年会，是青年会英文夜校、德育、科学讲演的积极分子。在距青年会不远的南关、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进步青年学生阎宝航等人也是这里的会员。1925年沈阳建立共产党组织后，青年会就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据点，阎宝航作为青年会的骨干分子负责与我党联系。

　　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离开东北，遂由公开身份分别是银行家、医学家的巩天民、刘仲宜等进步爱国人士协助青年会与我党取得联系。这一时期，巩天民、刘仲宜与青年会的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张韵泠以及刘仲明等人，因事接近，来往碰头，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一个友谊小组，以大学教授刘仲明为召集人。每每聚会，小组同人对于东北的前途命运皆内怀殷忧，必各饮苦水一杯，以示卧薪尝胆之意。其时，各地抗日救国团体被派来沈阳做地下抗日工作，他们常常为经济所困，时需当地加以援助。于是，小组同人每人按月捐出月薪的百分之二十作为援助经费，同时对于各团体所进行的地下工作，也想方设法掩护，给以各种方便。

　　某次，巩天民因事入关，小组决定上书张学良，催促他痛下决心，联合各方面抗日力量早日打回老家。信写好后，小组全体签名，托巩天民面交请愿。张学良阅信后，极为感动，立时郑重表示，决意联合各方面抗日力量收复失地。

　　就在东北各界爱国人士欲团结抗日、一雪前耻之际，日本政府为了先发制人、反诬中国，主动提议国联应组成调查团前往中国调查事件真相。小组同人在报纸上得知消息后，立即在刘仲明家召集紧急聚会。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借此时机，以不可辩驳的事实揭露日本在国联所捏造的瞒天大谎。

　　任务和目标既定，小组就拟定了工作方向、搜集原则及分工办法，并决定趁着日本特务对小组还未加强监视和戒备之时迅速完成任务。

　　小组拟定的工作方向是针对以下3方面侵略谬论进行揭穿：一是日本军队进兵沈阳，是由于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纯属自卫行为；二是日本军队占据东北各城市，是由于中国政府不能维持各地秩序，日本驻军不得不加以占领以维持秩序、保护权益；三是伪满洲国之建立，完全是出于东北居民自决自愿，日本无权干涉。

　　关于搜集材料的原则，小组决定专注以下两点：一是注重事实证据（人证或物证）的搜集，贵精不贵多，虽有事实、但证据未拿到手的都不在搜集之列；二是特别注意寻找日本发行的报纸或敌伪的官方文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其无反驳余地。

　　为了避免日本特务的注意，小组决定分头搜集，不再聚会。所有从各方面搜集到的材料，统交由巩天民再转刘仲宜之手。材料的整理编写工作由张查理、毕天民、刘仲明3人担任，并由刘仲明最后综合。

　　确定目标和办法后，大家马上行动起来，并联系当时各方爱国人士予以协助。当时联系的爱国人士目标有伪省政府教育厅厅长金毓黻、教育会长兼女师校长林宜轩，由女师教员薛兰石与小组接头；农会会长阎模楷及银行、商界人士，由巩天民负责接触；医疗界人士，则由刘仲明负责接触。

　　材料搜集过程可谓危机四伏。日军直接给伪省政府的命令，通过伪省政府管卷的爱国分子在下晚班时将文卷带出，紧接着当夜拍照、次晨携回，时间紧迫。伪沈阳市政府函谢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国”游行并送赏金千元的原函，是由巩天民冒险夜入商会取出，赶晒成蓝图。日军张贴的告示，小组是在白天于僻静街道处寻到一张完整的，记明地点后，再于深夜怀藏水瓶前往揭下。特别是日军把持中国财政的布告，贴在财政厅门前，时有日军站岗，取得难度很大。于是，小组选择阳光最好的一天下午，利用太阳西照、阳光刺眼、岗兵不易向西瞭望的机会，携带照相机由偏僻处爬上财政厅对面一家商号的房顶，蛇行到这家商号的高门脸后，镜头对准布告，等有来往车声掩护之时拨动机纽。以上行动，稍不小心即有性命之危。

　　各方面取得材料均交刘仲明加以归纳整理，进行编写。全部整理和编写工作用了40天，打印用了8天，都是在夜间秘密进行。

　　罪证材料之主要内容

　　小组编就的材料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种证据汇编，刘仲明把全部证据都贴在一本相片簿上，每项证据编有顺序号码，中文证据都译有外文，并由张查理夫人做了一个黑缎子外皮，上绣英文“真理”字样。第二部分是说明书，分作3篇，分别说明各种证据要点，并依证来揭穿日本欺世谎言。

　　第一篇主题为：日军在1931年9月18日进军沈阳是早有预谋的侵略行为，所谓出于自卫完全是欺世谎言。所列证据如下：

　　一、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人所办的英文报《满洲日日新闻》所发表的各项有关报道，最主要有以下3件：关于日本军部对中村事件决定采取“断然处置”的报道；关于日本军部特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喜多，回国就中村事件磋商“断然处置”具体办法的报道；关于关东军参谋长衔军部命令，于沈阳事变前5日回返中国东北的报道。

　　二、英国人陶牧师（J.DorwIard）关于他的友人于9月18日晚9时10分乘满洲里直达快车准时到达沈阳南站，途中并未遇任何阻碍的签字证明。

　　三、《满洲日日新闻》关于日军9月20日占领沈阳、营门、公主岭、长春的报道。

　　四、日本人所办《盛京时报》所刊载的日军占领沈阳辽宁省财政厅及东三省官银号的照片（该两机关门上均悬有日本旗，且有日本兵看守）。

　　五、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于九一八事变后，公布的安民大告示（系木刻印制，高3尺，宽2尺半，于9月19日上午6时即出现在沈阳西关）。

　　第二篇主题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在东北三省到处侵犯中国行政主权、残杀中国人民的事实。所列举事实如下：

　　一、辽宁省教育厅厅长余毓黻关于日军于9月19日侵入沈阳城后将辽宁省长拘禁，使其无法行使职权的证明书。

　　二、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于事变后第四天就任沈阳市长的布告。

　　三、《盛京时报》刊载的日军司令部委派充任东北各项公共事业机关负责任人职务的日本人员名单。

　　四、由大汉奸袁金铠署名的东北治安维持会告示。内有“奉日本军命令组织本会”字样。

　　五、沈阳城内各街道行人惨遭日本兵枪击的伤员名单。

　　第三篇主题为：伪满洲国的建立是日本关东军一手包办所制造出来的。所列举的证据如下：

　　一、《日本新闻画报》所刊登的“四巨头”“建国”座谈照片。所谓“四巨头”者，即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和张景惠、臧式毅、马占山、熙洽等4人，本庄繁踞座谈会中央。

　　二、《盛京时报》所载“东北地方自治会”人员名单。据《盛京时报》报道，“东北地方自治会”是请愿建立“满洲国”的主要团体。

　　三、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办事手册。该手册内规定司令部各种的工作职责，内载第三科专管“建国”事宜。

　　四、《盛京时报》所载土肥原由天津将溥仪接来做“满洲国”皇帝的照片及报道。

　　五、《盛京时报》所载各地庆祝“建国”游行的照片。有锦州、绥中、营口、公主岭等地，游行群众两旁都有很多荷枪的日本兵随行。

　　六、辽宁省立女师林宜轩校长申诉日籍副校长威逼学生签字请愿“建国”的声明书。

　　七、伪沈阳市政府函谢沈阳市商会派人参加庆祝“建国”游行大会，并送千元赏金的谢函蓝印图。

　　递交密件之过程

　　如何把冒着生命危险所搜集来的证据交到国联调查团手里，小组颇费了一番周折。

　　经过多日考虑，小组最后决定利用彼时英日关系尖锐化的形势，请求在沈阳的英国朋友妥为代交。当时，大家派刘仲明同沈阳的小河沿盛京施医院院长雍大夫（Dr.W.Young）接洽，雍大夫表示很乐意帮助，并提出很多宝贵意见。

　　雍大夫提出：“你们交这个材料，必须有一封用真实姓名签名的信，并且应亲自交到调查团团长手里，团长才能提交给调查团作为正式文件。若只有材料而有没信，那就等于告密，按照国际法庭惯例，是不予置理的。这次你们处在特殊情况下，无法亲自交到调查团手里，而你们签字的真伪，他们也无从辨别，那只能由我们代为证明你们交信人的真实性，才算完成法律手续，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帮忙。但是，交递该项材枓，我不合适，因为我不认得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但我可以为你们求倪博士（Dr.oniel），他与李顿是至亲，容易和他谈话。”

　　对于雍大夫的热情帮助，刘仲明表示万分感谢。回家后，他就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谨代表大学教授毕天民，银行家巩天民，医师刘仲明、张查理、李宝实，社会教育家张韵泠等人，将此材料送交贵调查团审阅，借这些材料你们完全可以了解沈阳事变及以后发展的一切真相。”信末签署了刘仲明的个人名字。

　　1932年3月上旬某日，倪博士亲自来刘仲明家取那份材料。刘仲明把材料交到他的手里时，郑重地说：“如果我死了，我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的。”

　　倪博士家不再在沈阳市区，他觉着不便把这份极重要的文件带回家去，于是就暂时送到了沈阳英国领事馆保存。

　　1932年4月，国联调查团到达沈阳，住在满铁经营的大和旅馆。当时该旅馆的全部人员、汽车司机以至旅馆附近的人力车夫，全部被换作了日本关东军特务充任。调查团人员到沈阳后，被日本特务严密包围，除了看到些日本摆布的假象外，什么也接触不到。当时伴随国联调查团的中国特派员顾维钧等人的行动也失去自由。

　　调查团到沈第五日，由倪博士出面邀请李顿和他的秘书到谭文纶牧师家晚餐，雍大夫作陪。这时，倪博士即席把刘仲明写的信交给了李顿，并由倪博士、谭牧师、雍大夫等人签字证明刘仲明和信上所提到的几个人都是真实姓名。

　　晚餐第二天，国联调查团全体人员到沈阳英国领事馆审阅爱国小组所搜集的材料，共审阅了一个下午。据当时《盛京时报》载，国联调查团在英国领事馆审阅了一些材料，表示颇为满意。这些材料后为调查团形成《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提供了有力参考依据。

　　敌伪于事后之大逮捕

　　《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由于其中提到曾在沈阳接触到的一些医师、银行家、教育家等这个事实，自然引起了敌伪注意。他们沿着英侨曾宴请过英代表这个线索跟踪，于1933年冬严密布置了逮捕网，于某夜出动了大批日宪伪警。

　　敌伪将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士一一逮捕。小组同人除了张韵泠、曲凌汉二人以外，全遭逮捕。巩天民被捕时，考虑到纳金分户账若被查出，必将牵累多人，于是急中生智拿出账本，当着敌人面向巩夫人说：“我此次离家，不定多少日子，家里这本柴米账，你接着写吧。”巩夫人接过，顺手放在格子里。这时宪警嫌他啰嗦，怕耽误了逮捕其他人犯的时间，也没有闲工夫看他的什么柴米油盐账，就紧催他走了。他们走后，巩夫人赶紧打开一看，分户姓名尽是眼前朋友，才知所关重要，马上隐藏起来。

　　更为严重的，是夜在同仁医院逮捕刘仲宜时，敌伪从梁上搜出了一台印刷机，又在写字台里搜出共产党抗日宣传品。这一来，刘仲宜便被直接押到日本宪兵队。接着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黄毅然、刘毓伦、薛兰石、刘国华等数十人也不幸遭敌逮捕。

　　敌伪就这样大批捕人，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小组同人暂时幸免于难的，每天都在做入狱准备，同时更为被捕同人积极奔走，探听消息。

　　刘仲宜自到宪兵队，就受到了一连串的酷刑折磨，疲劳审讯、电流通脑、灌辣子水、滚铁板、卧短凳等，简直把他折腾疯了，但他始终未曾屈服。

　　案子始终秘密进行，从未对外宣布。过了半年时间，被捕的人陆续被释放出来，较严重的不到8个月也都出来了。这个案子似乎出入意料地结束了。案结后，小组同人除少数因业务不能离开沈阳的以外，多数都设法入关，转到后方，参加抗战去了。

　　巩天民在警务处受审时，一个日本特高科特务对他说：“你们这些小子，真是罪大恶极，我们日本国千百万人流血流汗，帮助你们建立新国，你们这些小子偏反对，并且向国联告我们，使我们日本人在世界人面前大大的丢脸，你们这些小子真是死有余辜。”事后巩天民谈起这个日本特务所说的这段话，刘仲明说：“这恐怕是特务把我们的行动太夸大了吧，果真如他所说那样，那我们可真是‘死有余荣’了。”（黄宗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