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整理旧时照片，两张合影勾起了我鲜活的回忆：一张是2016年“河北大学1966届毕业50周年校友会”合影，一张是1955年我的小学毕业合影。尤其是那张小学毕业合影，让我心生万千感慨。我们这一代大多是20世纪40年代初生人，童年恰逢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名副其实的“长在红旗下”的一代。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却满怀理想的时代，那时的小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课堂，更是塑造一代人精神底色的熔炉。红领巾的誓言、夏令营的见闻、抗美援朝中的小小参与、丰富多彩的集体生活……这些看似平凡的经历，共同铸就了我们这一代人人生的第一块精神基石。如今我虽已至耄耋之年，但想起那段朴素而丰盈的岁月，依然回味无穷。

人生的第一次成长

　　1953年春天，我被批准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彼时的入队仪式庄严而隆重。大队旗手执队旗入场，铜号声与鼓点交织成激昂的旋律，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自豪地走上操场上的主席台。

　　老队员为我们佩戴红领巾时，手指微微颤抖——他们告诉我，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我永远记得第一次将右手高举过头顶敬队礼的那一刻，辅导员说：“队礼意味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句话如一颗种子，埋进我稚嫩的心底，至今仍时时回响。

　　面对队旗上的五角星和火炬，我们庄严宣誓。最后，辅导员领呼：“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以整齐洪亮的声音回应：“时刻准备着！”那一刻，全场沸腾。那份仪式感带来的心灵震撼，在7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如初。

　　加入少先队后，我们定期参加队会、队日活动，认真学习队章。从那时起，“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融入血脉、刻入心底的坚定信念。

　　每年暑假的夏令营，是我们最期盼的时光。我参加了写作班，第一次尝试用文字记录生活点滴。夜晚的篝火晚会上，我们围着火焰唱歌跳舞，《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飘荡在夏夜的星空下，萦绕在心头。

　　最难忘的是一次参观活动。当时普通工人的居住条件十分艰苦，常有“老少三代挤一条炕”的情况。夏令营组织我们参观正在兴建的工人新村，工地负责人——一位身着旧军装、皮肤黝黑的中年人，亲自为我们讲解。我们看到一排排整齐的房舍，每户都有明亮的窗户和独立的厨房，新村还配套建设了公共浴室和厕所。负责人说：“这些房子建成后，将无偿分配给工人居住。”他的语气里，满是由衷的自豪。

　　有同学小声问：“为什么要无偿分配呢？”负责人蹲下身，目光温和地看着我们：“因为工人同志们用双手建设我们的国家，他们理应住上好房子。”

　　那一刻，“劳动伟大、劳动光荣”，在我心中不再是抽象的概念。我真切地明白：美好的生活要靠劳动创造，劳动人民理应享有劳动的果实。这堂生动的实践课，比任何书本教育都更为深刻。

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实践

　　1950年我上二年级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校园里时常响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嘹亮歌声。那时我们虽年纪尚小，却也满心想着为前线做点儿什么。

　　学校发起“捐献飞机大炮”活动，我每天早上省下吃早点的1分钱，一点点儿攒起来捐献；同学们有的省下买冰棍的钱，有的拿出过年的压岁钱，虽然每人的数额都很微小，但每一分钱，都凝聚着我们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坚定支持。

　　课余时间，我们和女同学一起缝制“慰问袋”。从家里拿来针线、碎布，一针一线认真缝出小布包，装进牙膏、肥皂、毛巾等日用品，再在白布条上工工整整地写下“献给最可爱的人”。我还写了一封慰问信，字虽歪歪扭扭，心意却无比真诚：“亲爱的志愿军叔叔，你们辛苦了……”

　　最震撼的是一场英雄报告会。几所小学的数千名学生齐聚中心小学操场，聆听从前线归来的志愿军飞行员作报告。他告诉我们，部队会在击落敌机的战机上绘一颗红五星。“我的战机上，已经有了一颗红五星！”他说：“我们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话音刚落，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英雄接着说：“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红五星出现在战机上！”掌声再次如潮水般涌起，久久不息。

　　7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当时手掌拍红的疼痛感。那是我们最早的“追星”，追的是为了祖国安宁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真正英雄。黄继光、邱少云等志愿军英烈的事迹，通过老师的讲述、报纸的报道，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成为永恒的精神榜样。

　　1952年，为应对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细菌战，全国掀起爱国卫生运动，我们小学生也积极投入这场特殊的“战斗”。

　　课余时间，我们拿着苍蝇拍四处灭蝇，把打死的苍蝇装进墨水瓶或火柴盒，第二天向老师报告数量。我最多一天打了50多只苍蝇，得到老师表扬时，心里比考了满分还要高兴。晚上，我们在家里支起老鼠夹子捕鼠，第二天如果夹到老鼠，剪下尾巴交到街道办事处，就能领到7分钱的奖励。当时一根油条3分钱，一根冰棍1分钱，7分钱对我们来说已是“巨款”，但很多同学领到奖励后，转身就把钱捐给了志愿军，用来购买飞机大炮。

　　我们班因在爱国卫生运动中表现突出受到学校表扬，这让我们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深刻含义：即便只是小学生，也能为国家、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丰盈而坚定的精神世界

　　20世纪50年代，中苏青少年友好通信活动在我校开展，我因此结识了一位名叫安德烈的莫斯科小朋友。我们互相介绍各自的学习生活，交流兴趣爱好。他寄来的照片里，红场庄严肃穆，列宁墓前的石台阶上，一群苏联孩子笑容灿烂；我则回寄了家乡白洋淀的风景照。虽然彼此语言不通，信件由老师帮忙翻译，但字里行间流露的友谊真挚而动人。这次通信，让我第一次真切意识到：苏联不是遥不可及的“老大哥”，而是和我们一样，有着天真烂漫、努力学习的孩子的国家。少年的国际视野，就这样在一次次书信往来中悄然打开。

　　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包场看电影，丙级影院的学生票只要5分钱。看电影的氛围格外热烈，随着剧情推进，影院里时而传来低泣声，时而响起阵阵掌声。看《白毛女》，当喜儿被救出山洞，全场掌声雷动；看《翠岗红旗》，结尾处解放军将红旗插上山顶，掌声持续了一分多钟，我身旁的一位女同学一边鼓掌一边流泪。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的插曲《红莓花儿开》的旋律，至今我还能随口哼唱；电影《攻克柏林》展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壮烈，《团的儿子》讲述了战争中流浪孤儿的成长故事……这些红色影片，塑造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培育了我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影片中的英雄形象，也成为那时我们心中最坚定的学习榜样。即便到了今天，那些经典的画面，依然是我们“回忆青春”的重要符号。

　　在没有电视、网络的年代，《中国少年报》是我们获取知识、了解世界的重要渠道。少先队中队定期组织读报会，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分享新闻、交流感悟。记得有一次讨论抗美援朝战况，辅导员带来一张大地图，指着鸭绿江为我们讲解战场形势；还有一次讨论“如何读课外书”，同学们争相分享自己的阅读心得。我就是在读报会上，第一次听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后来想方设法借来阅读，保尔·柯察金的故事让我深受触动。

　　抗美援朝期间，我们每周都会去慰问军烈属，帮他们打扫院子、挑水、贴春联。听军烈属讲述子女的英雄事迹，是最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一位姓李的大娘，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她拿出儿子的军功章和家书给我们看，信上写着：“妈妈，保重身体。等打败美国鬼子，儿子就回家孝敬您。”大娘说着便红了眼眶，我们也跟着落泪。但擦干眼泪后，大娘坚定地对我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建设好国家，才对得起牺牲的哥哥姐姐们。”这句话，成为我们发奋读书、努力成长的不竭动力。

精神基石的永恒力量

　　时光如梭，1961年，我考入河北大学中文系。等到毕业分配填报志愿时，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将第一志愿填为“服从国家分配”，第二志愿填为“最艰苦、最偏远的地方”。从1955年小学毕业，到1961年进入河北大学，再到毕业时义无反顾选择服从国家分配，这一系列选择，并非偶然。

　　当我看到同窗们奔赴西藏、攀枝花，在艰苦的环境中默默奉献一生时，我愈发明白：这种选择的精神源头，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小学教育。那是我们人生中接受的第一块“精神基石”，它深深奠定了我们这一代人爱国、勤劳、奉献、担当的精神底色。

　　我至今记得，我校哲学系20名毕业学生党员，被分配到西藏工作。毕业之时正值盛夏，他们却领到了厚厚的军棉大衣；其他毕业生报到的派遣费都是几十元，他们的派遣费却有200多元。时隔数年，我才真正了解到，他们将要面对的是西藏交通不便、高寒缺氧、物资匮乏、教育与医疗条件滞后等诸多困难，但他们无一例外，无条件服从分配，按时奔赴西藏报到，在雪域高原书写了青春华章。

　　我也记得，我们班还有两名同学被分到四川“渡口”。购买车票时，他们才知道四川有好几个叫“渡口”的地方，只好重回母校分配办公室查询，才弄清楚这个“渡口”，正是当时还在建设中的攀枝花钢铁基地。1965年“大三线建设”全面上马，在“七户人家一棵树”的荒蛮之地，他们与数十万建设者一道，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筑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城市。

　　如今，70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常常想起曾经的大学同窗，也常常回望那段看似遥远的小学生活。这份回望，不仅是怀旧，更是一次次自我确认：我们何以成为今天的我们，我们的祖国何以发展成今天的模样。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小学时光，既是红旗下的珍贵启蒙，更是我一生的精神滋养，永志不忘。（作者 李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