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他学识渊博,不仅精通汉语,而且还通晓英语、日语、法语等多种语言。更为世人称道的是,他用111岁的高寿践行了“活一天多一天”的人生哲学。在《周有光百岁口述》一书中,他这样总结自己的长寿秘诀:“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生活自律有节制
周有光(1906—2017)出生在江苏常州。年少时,他身形比同龄人矮小,体力也远不及其他男孩儿,而且体质孱弱,经常生病,患过肺结核。同学们都戏称他为“林妹妹”,这是对他体弱多病的调侃。少年求学时常与病痛抗争,让他早早懂得了健康的重要性,也养成了自律自制、作息有度的生活习惯。
但凡条件允许,周有光始终恪守规律作息:晚上九点半睡觉,早上六七点起床,既不熬夜,也不赖床。世人多以为长寿离不开天天跑步、跳舞、做操等,但周有光并不认同过度运动。他年轻时喜欢散步,无论身在上海外滩、重庆山城,还是北京什刹海,他都坚持日行6000步左右,但均适可而止。年事渐高后,他很少出门锻炼,而是喜欢坐在窗边晒太阳,清晨在院子里打太极五十招。
周有光常以“大象”作喻:“大象身体笨重,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动物,但它很健康,可以活几十年,因为它的鼻子无时无刻不在运动,这正是持久的小运动带来的大健康。”于是他自创了一套简单的“象鼻子运动”,用脖子和头部的摆动模拟象鼻的摆动,幅度不大,却坚持不懈。此外,他还有另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运动方式。他的4间小屋里都放满了书,查资料的时候常常要在这4间屋子里走来走去。他说:“古代有‘陶侃运砖’,我是‘周有光运书’。要自己找愉快,把没有地方放书的不利条件转化成搬书锻炼身体的有利条件,这样就愉快多了。”
饮食有度、节制自持是周有光一贯的准则。他常对身边的人说:“吃饭要适可而止,七分饱就够了。过度饮食不仅浪费,更会给身体带来负担。”他的早餐是牛奶加粗粮面包,午饭半荤半素,晚饭只吃七分饱;许多荤菜不吃,避免吃油煎肉类、高糖及腌制类食物,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
他早年在银行工作时,会有很多应酬,各种宴席招待接二连三,但是他不抽烟、不好酒,喝酒点到为止,对餐桌上的荤菜不感兴趣,只夹青菜。他直言:“山珍海味吃多了,会吃坏人。”周有光多次公开表示自己从来不吃补品,主张不乱吃、不瞎补,强调保持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他始终秉持一个观点:大多数人不是饿死的,而是吃死的。对他而言,“不多吃一口”比“多补一口”更重要。
宠辱不惊,喜忧不惧
“宠辱不惊,喜忧不惧”是周有光一以贯之的处事心境。周有光常说,他母亲有句口头禅“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句话深深影响了他的人生格局,也沉淀为他“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人生修为。
周有光一生中有20年光景生活在厄运之中,年轻时经历战乱、动荡,年老时也有疾病和生活的不便,但他总是以从容心态对抗世事浮沉,彰显生命的韧性。抗战岁月,他与许许多多国人一样饱经磨难,承受着国破家散的痛楚。那时,他和妻子张允和要随时跑警报躲空袭,到处奔波,曾经搬家36次之多。女儿小禾不满6岁时,因为生病缺少药品医治而死在妈妈怀里;儿子也曾被流弹击中,所幸大难不死。在他们夫妇心中,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后来,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他每天都要劳作,锄地、喂猪、扛麻袋、刨冻粪……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人生的低谷,而对他来说,却成了调适身心与磨炼心性的契机。他主动承担重活儿、累活儿,白天在地里或者工地上忙得筋疲力尽,晚上回到住处,倒头便睡。日子一长,失眠这个老问题居然慢慢好转了。几年下来,他发现身体也比以前结实许多。说起这段经历,他用了一句老话来总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在攻关汉语拼音方案的日子里,周有光屡遭质疑非议,有人嘲讽他“不知道深浅”,“出国转了一圈回来就想改造老祖宗的文字”,甚至有人当面批评他不是科班出身,不配主导相关工作。面对非议和误解,周有光从不还口,只是专心做自己手头的事。他说:“得到有益的批评,我心中十分高兴。如果招来谩骂,我要郑重感谢。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能够听到刺耳的声音,那是真正的时代进步。”成名后,他还让儿子周晓平把网上对他的质疑、批评乃至责骂“一一传我阅读”,这种闻过则喜的气度令人感佩。在2015年出版的《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的“尾声”中,他提倡“不怕错主义”,虽然这是针对读者指正他著作中的史实和观点说的,但也充分体现了他包容豁达的心胸。
对于“汉语拼音之父”这一尊称,他始终淡然自持,拒绝接受。1997年,《汉语拼音方案》执行已近40年,外媒专访想给他加个耀眼头衔,他微笑拒绝:“做事而不自居,才是做学问的长命符。”
在中国人里面,跟爱因斯坦面对面说过话聊过天的人屈指可数,周有光算是一个。1947年,在新华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被派往美国华尔街,朋友何廉告诉周有光,爱因斯坦就在普林斯顿大学,很想找人说说话,于是周有光有幸拜访了爱因斯坦。但是他从不宣扬此事,在晚年的自述中,也只是简单地提了一句:“他那方面的学问,我确实不懂。”
96岁时,与周有光相濡以沫的妻子张允和去世。109岁时,他又送走了已然81岁的儿子。陆续失去亲人,他也曾深陷悲痛,但经历短暂的低迷后,却总能重新振作起来。他坦言:“对人生,对世界,既要从光明处看到黑暗,也要从黑暗处看到光明。”
吃小亏,不占大便宜
周有光曾在多个场合分享,他的长寿并非依靠特别的药物或秘方,主要就是靠保持乐观的心态。在他看来,人生不应被琐碎的烦恼所累,遇事不必太较真,保持心态的平和与乐观,是长寿的关键。为此,他从不为小事动怒,不抱怨生活的苦,奉行不与人争、不钻牛角尖的处事原则,为人处世不卑不亢、不愠不怒、不怨不尤。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想不通的时候,拐个弯就通了啊。”医学报告显示,他百岁时心率依旧平稳,血压堪比中年人。面对医生的惊讶,他摆摆手:“少动肝火罢了。”常有人问起周有光的长寿之道,他只是说:“不生气。”
无论得失和顺逆,周有光总是随遇而安,保持淡然平和的心境,正如他自己所说:“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不能消沉。”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州,周家算是家境殷实,家中收藏了不少古董、书画。1937年淞沪会战后,日本兵掠走其家中大半藏品,只剩几件残瓷。家中长辈心疼不已,他反而看得很淡。朋友问:“你真不心疼?”他语调平静:“能活就好,瓷器碎了算什么。”“东西都没了,日子还是要过。”
周有光有个“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这体现了他放下世俗繁文缛节与虚名牵绊,追求简单低调的生活态度。他每天都写日记,为的是“把心里的话写出来,放下了,就轻松了”。周有光看得开,也幽默风趣,年过百岁后,他曾多次开玩笑说:“上帝太忙,把我忘掉了。”世人常言“吃小亏,占大便宜”,他却有着自己的坚守:“我吃小亏,不占大便宜。”他始终认为,“在世界上许多事情不可能样样都顺利的,吃亏就吃亏一点儿,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这些观点都流露出他不求索取、凡事放得下的豁达心态。
周有光最喜欢讲故事说笑话,以此笑对苦乐生活。晚年,他曾创作一篇《新陋室铭》,用半开玩笑的笔调描述自己的住所:“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这也在告诉人们,长寿从来不是单纯的生理健康,更离不开精神世界的丰盈与充实。
学习思考让人身心年轻
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旺盛的求知欲与积极的治学态度,是周有光长寿的又一重要密码。他为《见闻随笔》撰写前言时,以“终身教育,百岁自学”为题,既是自勉自励,也是他一生躬身践行的人生信条。
周有光常说:“上帝给我们一个大脑,不是用来吃饭的,是用来思考问题的,思考问题会让人身心年轻。”49岁前,他在金融领域工作,是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之后,他花费3年时间,主持编写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1989年离休以后,他又将目光转向对世界史、文化学和人类历史演化规律等问题的学习研究上。周有光认为,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是一种保持大脑活跃、延缓衰老的方式。
一生中,周有光写了300多篇论文和40多部书,这些书多半是在他退休后出版的。退休后,周有光走出语言文字学专业领域,对各方面知识广为涉猎,本身就是一种“与时代保持联系”的表现。他精神上不封闭,情绪上不自我,持续学习与思考,时刻给予身心正向滋养。
1988年,82岁的周有光收到日本夏普公司送的中西文文字处理机,开始高龄“换笔”学电脑,从此用电脑写作、通信。他这样比喻自己:要像蜘蛛一样在网上行走。即使已是耄耋之年,周有光依然对新知识充满好奇,不断充实自己,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基本都是杂文,广泛探讨诸如现代化、全球化、中东局势、公民意识等问题,内容不止于文字闲谈,更多是对新事物的思考,这也使他再次引起社会关注,成为公众人物。
91岁那年,周有光注册了电子邮箱账号,写信速度不输年轻人。他坚持写作,并由此提出了“世界文字发展三阶段论”。2005年,周有光的著作《百岁新稿》出版,之后他还相继出版了《朝闻道集》《拾贝集》等著作。
终身学习,既让周有光在学术领域成就斐然、泽被后人,也让他精神永葆年轻,心境始终鲜活,成为罕见的长寿智者。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于光远称赞周有光“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周有光111岁的漫长人生,不仅是个人生命韧性的极致彰显,也重新诠释了生活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他将长寿的内涵,升华为坚守理想、传承文脉、滋养时代的精神力量,用一生践行了“精神不老,生命便常青”的至高境界。(作者:王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