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逐渐走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这种行为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极大愤慨。为了掩盖真实面目，蒋介石责令国民党宣传机构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进行歪曲抹黑，对延安实施军事与经济封锁，使相当一部分人受到了蒙蔽。积极抗日、为救国奔走呼号的李公朴，也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敌视。面对国民党的封锁，毛泽东积极向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努力介绍真实的延安。1938年，李公朴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开启了他的延安之行。这次延安之行，李公朴被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被充满希望的革命圣地延安所吸引，由衷感叹：“共产党就是不一样啊！”

　　君子李公朴

　　李公朴（1902—1946），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并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公朴原籍江苏常州，生于淮安，因家庭贫困，青少年时代在镇江当学徒，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着深刻了解。在此期间，他先后就读于镇江润州中学、武昌文华大学附中、上海沪江大学附中、沪江大学。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后又参加国民革命军。蒋介石集团对共产党、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镇压与迫害，使李公朴认清了其真实面目。

　　李公朴的妻子张曼筠，是上海书画家张筱楼的次女。张筱楼才华出众，尤善画梅花。张曼筠生长在书香世家，能书善画，富有革命精神。北伐战争期间，张曼筠组织慰劳会慰问北伐将士，与李公朴在此期间相识，并于1928年初结为夫妻。同年，李公朴考入美国波特兰雷德大学政治系。8月25日，他告别新婚妻子，赴美国留学。在国外，他既开阔了眼界，也目睹了华侨在美国的艰难处境。由于当时中国国际地位低下，海外华人备受歧视。他深刻体会到，国家地位的高下、国势的强弱，与个人命运休戚相关，而身处海外，这种联系便愈发凸显。

　　回国之后，国内的局面更令李公朴感到愤懑。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到华北，全国人民群情激愤。而国民党不仅不抗日，还钳制舆论，压制人民的抗日运动。李公朴曾痛切地指出：“我们认为对于人民阵线最大的障碍与妨害的是现在的新闻政策，与对于爱国运动的限制和取缔。新闻的封锁，与爱国运动的取缔，都是消灭民族的力量，阻止人民的团结，造成民族意识的消沉，以及汉奸蜂起的基础。同时，它激发了人民忿怒，扩大国内的分裂。这两种政策本来都是民族的自杀政策。它们的存在，人民阵线的组成，变成了非常的困难。它们的存在的意义，除开客观上帮助了敌人的侵略外，我们看不到它们有什么意义，就是对于某些当道的个人，根本说来也有害无利。”

　　李公朴的抗日爱国言论与救国行动，为日军和国民党当局所不容。1936年11月23日，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6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卖国有赏，救国有罪，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这一荒唐行径，瞬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各界爱国人士纷纷通电呼吁、奔走呐喊，强烈要求释放“七君子”。毛泽东曾为此事致电潘汉年：“……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立夫）、张（冲）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在各方的努力之下，国民党不得不释放“七君子”。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李公朴奔走呼号，积极动员民众投身抗战，却因此再次遭到扣押。经多方营救，他最终得以释放。救国有罪，动员民众抗日亦有罪，究竟谁才是真心抗日、真心救国，答案不言而喻。

　　“共产党就是不一样啊！”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延安成为爱国抗日人士向往的地方。1938年10月，李公朴与张曼筠从重庆出发，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程。11月初，李公朴先到达西安。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在陕西三原、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设卡盘查，阻挠青年到延安探求真理、参加革命。西安的报纸除了国民党中央社的稿子外，其他稿子一律不登；当局检查新闻的原则是对于国民党不能批评，不能建议，只许颂扬。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搞摩擦，这既让李公朴对民族的前途更加忧虑，也让他更加期盼延安之行。11月24日，李公朴终于抵达延安，此时日本刚轰炸过这里。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满目凄凉，但断墙碎瓦之下，一股蓬勃生机却难以掩盖：“被炸后的延安，表面上似乎是静了一些，可是实际上仍旧在紧张地学习，活泼地工作着，就是大小商店，除了地点和时间略有变更外，也照常营业。”

　　11月28日晚，毛泽东来到招待所看望李公朴夫妇。夫妇二人激动不已，与主席握手寒暄，随后在窑洞里围着火盆而坐。毛泽东向李公朴了解了国统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出版发行方面的问题，李公朴则向毛泽东请教了延安各校教育以及华北游击区的军事、政权、教育等问题。最后，毛泽东恳切地说：“延安是一个抗日的实验区，一切都在试验中进行工作，既无什么神秘的、了不得的好处，也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的）莫名其妙的坏处。”临别之际，李公朴拿出画册请毛泽东题字，画册首页正是张曼筠所绘的《长城图》。毛泽东挥毫题写了自己的旧作《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书画辉映，成为一段佳话。

　　毛泽东走后，李公朴夫妇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毛泽东高高的个子、灰布军装、和蔼的笑容、鞭辟入里的谈话、气势非凡的书法，令二人刻骨铭心。初见时激动不已，送别时恋恋不舍。二人对领袖的崇敬，都凝结在李公朴的一句话中：“他那么忙，想不到竟亲自来了。”

　　为深入了解延安，李公朴开始对边区各方面开展调查。以干部为例：“他（边区的选举县长）是从老百姓的生活中成长的，他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和民众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民众和县长的关系很平凡，老百姓可以直接到县长的房中去，拍拍县长的肩膀，很亲热的谈话，解决地方上的各种问题。县长如遇到不是他权限可能管理的事，他也能尽可能地帮助解决……尤其在抗战过程中，公事烦杂的今日，一个从实际民众生活锻炼出来的县长，他能知道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能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这样的县长正是目前需要的。我觉得也只有这样，才配称一个‘新民之官’。‘实事求是’是边区工作的特点，它一切都按照当时民众的需要解决当前的困难来进行工作。”

　　那么延安是完美无缺的吗？针对延安的缺点，李公朴还写过一封意见信给中共中央。他在延安期间深切感受到：“他们并不掩饰自己的缺点，相反的，他们随时都在掘发缺点。他们提出要在改正缺点中求进步。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缺点，不但不能阻碍他们进步，相反的，还成为他们的借鉴。”与国民党顽固派相比之后，李公朴更加坚信了他初见毛泽东时的感慨：“共产党就是不一样啊！”

　　也正是通过详细的调查，李公朴才敢下结论：“延安是一个实验区，是一个革命的实验区。有人说：它是革命的圣地，的确，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的青年男女，真像朝圣一样，‘顶礼膜拜’，这是象征着一种人类的希望，人民的愿望，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但作为我来说，与其说它是革命的圣地，还不如说它是革命的摇篮。因为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都在这里得到孕育、成长，然后又到四面八方去发展壮大。它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是至为深远的。当然，它是现实存在的。既然是现实的存在，就不能把它说得很神秘。但也不是可以被一些有成见的人用污蔑不实之辞所能损害的。”

　　为民主而献身

　　李公朴的夫人张曼筠留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李公朴则于1939年1月初离开延安，奔赴华北敌后，前往晋察冀根据地考察。他对晋察冀边区作出了精准而深刻的评价：“模范的抗日民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晋察冀边区，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它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头的深处，激荡着每一个爱国者，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特别是鼓舞着年轻一代的希望和向往。”

　　1945年8月15日，中华民族经过14年艰苦奋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磨灭。然而，消极抗日的蒋介石，在攫取抗战胜利果实上却积极起来。他妄图“摘桃子”，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发动内战，以武力消灭民主武装、镇压民主力量。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民盟、青年党及社会贤达各方代表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1月31日会议闭幕。2月10日，重庆各界群众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当局却密谋策划，指使特务、打手捣乱会场，殴打并强行拖下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大会主席团成员，造成多人受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来之不易的民主之花惨遭摧残，花瓣上沾满了民主人士的鲜血。为维护独裁统治，国民党反动派不仅要摧毁民主之花，还要消灭民主人士。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枪击，身负重伤。7月12日，时年44岁的李公朴为民主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先前，史量才于1934年被特务暗杀后，李公朴曾讲：“暗杀绝不是表示自己的权力，暗杀的计划者，不论有权无权，他都是属于没落和走入绝境的一种社会层，至少也是表示自己的权力的脆弱，否则，政治的斗争是可以在公开场面进行的。成功和失败则决定于群众的拥护或摒弃……在权力者取这种手段去谋杀他的政敌，也还是说明了他的权力之脆弱。这里却要注意，被杀者如果是一个好人，如去岁史量才先生之被杀，大家很同情死者，这种意义很容易被人了解，觉得谋杀者出以这种卑劣手段，无异暴露了自己是处于何等绝望的境地，竟不能采公开的斗争了。”

　　民主人士的鲜血，将民主之花浇灌得愈发生机勃勃，并在1949年结出了胜利的果实！李公朴毕生追求的民主理想终于实现，他若能亲眼见证，一定会再一次感慨：“共产党就是不一样啊！”（作者 贾保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