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秋收起义是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的，但还有一个总指挥卢德铭却鲜为人知。卢德铭是何许人，他是如何参加秋收起义的，又是如何成为起义军总指挥的？由于史料的欠缺，一些细节问题模糊不清，本文试作一探析。
卢德铭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
卢德铭（1905—1927），四川省宜宾县狮子湾村（今自贡市自流井区）人。1924年，卢德铭报考黄埔军校，但因路途遥远误了考期，后被孙中山赏识，破格批准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编入步科第二队，与余洒度成为同队同学。同期还有一个同学叫钟文璋，被编在步科第一队。在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卢德铭、钟文璋、余洒度等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钟文璋、余洒度后来叛党）。1925年2月，卢德铭参加了第一次东征，负责侦察敌情。3月，他和同学宛旦平被周恩来派到广东省海丰县，协助训练农民自卫军。所以，周恩来对卢德铭是比较熟悉的。
1925年9月，卢德铭于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留在学校政治部组织科工作。同年11月，周恩来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指导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独立团，由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分别担任团长和参谋长。独立团设党支部，连设党小组，党支部由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周恩来亲自过问排以上干部的任免、人员补充和重大军政训练等问题。卢德铭被调到独立团，担任了第二营第四连连长。独立团成为共产党在黄埔军校中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1926年5月，卢德铭随独立团先期开始北伐，先后参加了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等战斗。他因作战勇敢，升任独立团营长。北伐军攻占武昌后，叶挺升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独立团改编为该师第七十三团，卢德铭任参谋长。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于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汪精卫十分恼火，决定以武力东征，推翻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6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把唐生智的第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下辖两个方面军；以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为第一方面军，唐生智兼总指挥；以第四军、第十一军和暂编第二十军为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任总指挥。贺龙为暂编第二十军军长。之后，张发奎要组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警卫团团长的人选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张发奎是广东人，早年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他的学长张云逸也是广东人，且年长于张发奎。两人的经历颇为相似，都加入过同盟会，后来都参加了粤军。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后来，张发奎升任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张云逸担任该师的参谋处处长，两人私交甚好。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不久，张云逸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张发奎升任第四军军长，该军下辖第十二师、第二十五师，张云逸担任了第二十五师参谋长，成为卢德铭的上司。所以，张云逸对卢德铭也是比较了解的。张发奎拥护武汉国民政府，且与共产党的关系不错，中共中央对张发奎寄予了很大希望。因此，张发奎在组建警卫团时，张云逸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力荐共产党员卢德铭担任该团团长。张发奎对张云逸非常信任，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
是谁通知卢德铭参加的南昌起义
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实际上是一个加强团，编制为4个营。除了团长卢德铭，政治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也是共产党员，余洒度为团附兼第三营营长。
1986年6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一书中收录了韩浚的回忆文章《从警卫团到第一军第一师》。文中说，警卫团营以上的干部，除第四营营长黄巨川是张发奎的亲信外，其他人都是党组织安排的。连、排长中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营、连指导员基本上都是党内同志。警卫团成立后，一营、二营基本满员，三营兵员只到了一半，四营的新兵从张发奎的老家广东招募，还在路上。张发奎知道警卫团中有很多共产党员，他之所以允许共产党员在他的军队中任职，就是看中了共产党员平时以身作则、战时身先士卒的可贵精神和品质。从韩浚的回忆文章可知，警卫团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实行“分共”政策，公开叛变革命，与共产党决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但是，汪精卫不能容忍蒋介石另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继续东征讨蒋。张发奎是效忠于汪精卫的，在此前后，他的第二方面军陆续进入江西，叶挺部、贺龙部驻九江，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李汉魂部驻九江马回岭车站，准备沿江而下，直捣南京。
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情况下，新改组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赶赴九江，准备组织力量，联合张发奎打回广东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7月20日，因发现张发奎已完全站在汪精卫一边，李立三等人立即放弃了依赖张发奎的计划，决定独立开展反对武汉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首先在南昌举行暴动。这一计划得到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的同意，并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这次暴动。7月26日，准备参加暴动的叶挺、贺龙部相继开往南昌。次日，周恩来从武汉到达南昌，加紧筹备暴动计划。
贺龙、叶挺部擅自开往南昌，引起张发奎的警觉。7月28日晚，汪精卫偕孙科、张发奎从武汉赶赴九江庐山，与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共同召开反共会议，严令贺龙、叶挺率部限期撤回九江，并决定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中清共，通缉第四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国民党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教官恽代英等人。
张发奎离开武昌，卢德铭的警卫团为何没有一同行动呢？前面已经说过，警卫团成立后，只有两个半营的兵力，其他招募的新兵还在赶往武昌的路上。基于这个原因，张发奎命卢德铭在武昌等候新兵，并随时待命。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当日，张发奎调集部队向南昌进攻。2日，武汉国民政府命令朱培德在赣东、赣南兜截，命东征军总司令唐生智抽调湘、鄂驻军合力“围剿”。3日，唐生智、程潜、朱培德致电何应钦、白崇禧等，表示愿意“通力合作，歼此祸国殃民之败类”。面对强敌，南昌起义部队按照原定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于8月3日至5日分批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军。
8月2日，驻扎在武昌的卢德铭几乎同时收到两封电报：一封是他的顶头上司张发奎发来的，命他立即率领警卫团赶赴九江；另一封是周逸群从南昌发来的，让他率领警卫团赶赴南昌，参加起义部队。卢德铭站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究竟是听张发奎的，还是听共产党的？作为共产党员的卢德铭和辛焕文、韩浚等人，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共产党，决定率部赶赴南昌，参加起义军。
周逸群是贵州铜仁县（今铜仁市）人，与卢德铭、余洒度都是黄埔二期生。卢德铭和余洒度是步科，周逸群是辎重科。他们都是在校期间加入的共产党，所以彼此都熟识。北伐战争开始后，周逸群被派往贺龙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担任了政治部主任。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组建，贺龙升任暂编第二十军军长，周逸群担任军政治部主任。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中，贺龙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了共产党。
周逸群通知卢德铭参加南昌起义部队，究竟是他的意见，还是贺龙或者周恩来等人的决定，目前还找不到相关的史料。
卢德铭等人为何要返回武汉寻找党中央
因为有张发奎的电令，卢德铭可以名正言顺地率领警卫团离开武昌。但是，他们的目的地不是九江而是南昌，所以警卫团第四营的去留成为一个关键问题。第四营营长黄巨川是张发奎的亲信，卢德铭与辛焕文、韩浚、余洒度等人商量后决定，让黄巨川留守武昌，继续等待还在路上的新兵，新兵到达后再去九江。这样，卢德铭轻而易举地甩掉了黄巨川这条尾巴。
警卫团目前只有两个半营的兵力，卢德铭突然想起叶挺第二十四师在汉口的新兵训练处还有一个新兵营，由共产党员陈皓和韩壮剑负责，而且连、排军官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于是立即派人到汉口，联络陈皓和韩壮剑。
陈皓是湖南祁阳县（今祁阳市）人，黄埔一期生，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进入粤军。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后，陈皓成为叶挺的部下，随军参加了北伐。1927年春，叶挺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昌卫戍司令，在汉口设立了新兵训练处，让陈皓和韩壮剑负责训练新兵。
8月3日，卢德铭率领警卫团乘船离开武昌，顺江南下。为了加强对警卫团的领导，卢德铭将警卫团两个半营合并为两个营，余洒度任第一营营长，钟文璋任第二营营长，汉口的新兵营编为第三营，由陈皓担任营长。这时，警卫团的兵力有2000多人。
到南昌必须经过九江，而九江有张发奎驻扎的军队。为了避免张发奎的拦截，卢德铭等人商量后决定，在湖北阳新县黄颡口提前弃舟登岸，绕过九江后赶赴南昌。在黄颡口登岸后，卢德铭率领警卫团火速南下，进入江西武宁县境内，计划赶到永修县涂家埠车站，乘火车直趋南昌。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决定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区发动和领导农民暴动。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为特派员，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公达一起到湖南，改组省委，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
也是在8月7日，张发奎的军队占领了南昌。同一天，警卫团在江西武宁境内碰到了一支工农武装队伍，这就是余贲民率领的湖南平江县工农义勇队。余贲民是湖南平江人，1922年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了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后回到平江，组织工农武装。1927年5月，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后，中共平江县委将各种武装组成平江工农义勇队，由余贲民担任大队长。7月，根据上级指示，平江工农义勇队和黄埔四期生、中共党员、湖南省委军事特派员苏先骏（后叛变）率领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合编为贺龙的暂编第二十军独立团，随时准备参加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是在紧急情况下举行的，平江、浏阳的两支工农义勇队接到命令后火速赶往南昌。8月5日，当他们赶到江西永修县涂家埠车站附近时，永修县委派人告诉他们，涂家埠车站早被张发奎的军队控制，而且南昌起义的部队已经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去了。余贲民决定率部返回平江，而苏先骏却执意率部沿靖安、奉新一线南下，继续追赶起义部队。因此，两支队伍只好分头行动。余贲民在返回途中，在武宁县境内遇上了卢德铭率领的警卫团。
余贲民虽不认识卢德铭，但认识余洒度，而且和余洒度是本家人。卢德铭从余贲民口中得知了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决定改变原定去涂家埠车站的计划，立即率部沿着苏先骏的行军路线，南下追赶起义部队。8月10日，当警卫团进入江西省奉新县境内时，得知起义部队已经走远，不可能再追上，卢德铭这才下令停止了追赶。
警卫团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又得不到党组织的任何指示，究竟何去何从？于是，卢德铭召集辛焕文、韩浚、余洒度等人开会商量，最后决定由卢德铭、辛焕文、韩浚到武汉寻找党中央，听从党的安排，警卫团团长暂由余洒度代理，率部队到湘、鄂、赣交界的江西省修水县待命。
有不少文章说卢德铭返回武汉寻找党中央是受了夏曦的指示，有的说夏曦当时是湖南省委书记，有的说是江西省委书记，这都与史实不符。湖南最早的党组织称湖南支部，成立于1921年10月，毛泽东任支部书记。1922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湖南支部改称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升格为省级党组织，毛泽东仍为书记。1923年4月，毛泽东调到中央工作，书记一职由李维汉接任。1925年11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仍为李维汉。1927年5月党的五大之后，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改称中共湖南省委。由于李维汉要调到中央工作，省委书记由夏曦担任。夏曦是湖南益阳县（今益阳市）人，湖南支部成立时，夏曦就加入了党组织，与毛泽东非常熟悉。当时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夏曦经林伯渠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926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夏曦和毛泽东等人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长沙已处于白色恐怖中，作为公众人物的夏曦随时有可能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杀。5月21日，夏曦离开长沙，转入宁乡、益阳一带活动，当晚就爆发了马日事变，湖南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6月，迫于形势险恶，夏曦辗转到了武汉，随中共中央工作。6月24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为新的湖南省委书记，7月23日易礼容代替毛泽东为湖南省委书记。“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指定彭公达为湖南省委书记。夏曦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时，他奉命化装前往上海。所以，夏曦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时间很短，而且在南昌起义后已经前往上海，他是不可能派人对卢德铭下达指示的。
综上所述，卢德铭是在得不到党组织任何指示的情况下，不得已才返回武汉寻找党中央，这是他们自行决定的结果。
是谁让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
1927年8月下旬（具体日期有待考证），卢德铭等3人秘密返回武汉，却没有找到党中央，这是为什么呢？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广州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迁都武汉，中共中央也于同年4月由上海迁到武汉。此时，国共仍处于合作时期，中共中央在汉口的驻地是公开的，中央领导人的身份也是公开的。但是，随着蒋介石背叛革命，特别是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由公开转为秘密，中共中央紧急疏散，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转移了住址，而且多数人已经离开了武汉，这是卢德铭找不到党中央的原因之一。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陈独秀被停职，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常务委员会。南昌起义之前，李立三、周恩来、张国焘先后离开了武汉，中央临时常委只留下李维汉和张太雷。“八七会议”选出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有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有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在这些领导人中，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彭湃等人已经随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没有参加“八七会议”。顾顺章在上海主持中央特科工作，向忠发因故也未出席“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后，苏兆征被派往上海，王荷波、蔡和森被派往天津重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张太雷调任广东省委书记，毛泽东和彭公达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所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瞿秋白、李维汉、罗亦农、任弼时还在武汉，候补委员中只有邓中夏在武汉，他们的住址都是秘密的，卢德铭找不到党中央也在情理之中。
卢德铭3人前往武汉后，余洒度遂率领警卫团向修水进军，结果又碰上了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工农义勇队。从余贲民口中得知，修水县城被黔军第十军第二十八师第三团团长邱国轩所占。于是，余洒度和余贲民合兵一处，攻打修水县城，迫使邱国轩归顺了警卫团。到了8月下旬，警卫团为了保存力量，接受了朱培德的“收编”，改称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以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全团包括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浏阳工农义勇队和邱国轩部。中共中央通过湖北省委及时掌握了这些情况。
卢德铭没有找到党中央领导，但找到了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向警予。卢德铭等人向向警予汇报了警卫团的情况，请示下一步如何行动。向警予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介绍了警卫团已经改称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情况。然后，向警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让卢德铭3人立即返回修水，在毛泽东领导下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因为中央领导人知道，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就着重指出：“秋收暴动非有军事不可，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问题。”在8月9日召开的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当前处在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中央领导人知道湖南秋收起义亟需一支武装力量，而卢德铭率领的警卫团驻扎修水，正好可以满足毛泽东的需要。所以，中共中央通过向警予传达指示，让卢德铭等人返回部队，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为了不与余洒度的职务相冲突，中共中央建议成立秋收起义前线指挥部，以卢德铭为总指挥，韩浚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同时，中共中央将这一建议告知了中共湖南省委。随后，卢德铭3人离开武汉南下，重返部队。
1927年9月4日，卢德铭一行在湖北崇阳县大沙坪遭到敌人拦截，辛焕文当场牺牲，韩浚被捕，只有卢德铭幸免于难。9月10日，卢德铭终于在修水县渣津镇追上了部队，就任起义部队总指挥，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起义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9月25日，卢德铭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在萍乡县芦溪（今江西省芦溪县）不幸牺牲，年仅22岁。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前夕，卢德铭被评为100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史宗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