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9日，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金城之女金戈一行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参观学习，并向馆里捐赠了一套当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的会议学习材料——《一九四八年以来的政策汇编》（以下简称《政策汇编》）。由于岁月的侵蚀，这套材料的纸张虽已泛黄且略显破旧，但丝毫不能掩盖其背后蕴藏的重要历史价值。透过泛黄的纸张，当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的一幅幅景象徐徐展开，带我们走进历史的深处。

　　会议筹备工作紧锣密鼓

　　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进北平前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此次会议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描绘了宏伟蓝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如此重要的一次中央全会，它有一个较长的动议过程。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会议召开前的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已先期到达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其中第二项内容为：“（二）关于在今年冬季召开二中全会的问题，二中全会的议题：（甲）中央工作报告（政治形势的分析及党的任务）；（乙）关于在民主革命中对社会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丙）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及成立中央政府问题。”电文中明确提出了准备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及其3项议题。

　　在接下来的城南庄会议上，与会人员对事先所提问题及关于准备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特别是针对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及成立中央政府等问题，中共中央在开会的第一天就以口号的形式向全国发出。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到了关于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明确了“要努力发展国民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并在9月13日所作的结论中强调：“至于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先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

　　在战略大决战激烈进行的日子里，关于准备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相关事宜也在继续谋划着，中央多次发电给前线指战员明确提到了即将召开这次重要会议。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中共中央一月政治局会议，特别明确了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诸任务。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报告，其中明确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对七届二中全会的筹备进入实质性阶段。中央决定，会议筹备总安排由周恩来负责。2月11日，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商谈关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事宜，确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负责会务工作。

　　2月11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改定的《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负责同志发了出去。接下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发往前线的多封电报中，曾多次重申参会事宜，并依据形势变化，对参会人员进行了更加详细周密的考量。

　　2月12日，杨尚昆约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伍云甫、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开会，共同商量会务事宜并安排分工：住房和接待由伍云甫负责，机要文件的发收由叶子龙负责，安全警卫由汪东兴负责。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毛泽东亲自确定学习材料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为中共中央在进京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将明确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后，我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党建等诸方面的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中央特别重视政策学习，目的在于要求每位与会代表更加全面地了解当时的革命发展形势，掌握近期党的革命任务，为建立和建设好新中国做好准备。

　　1949年2月26日早，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要求为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做好学习材料的准备工作。信的有关内容为：“（一）少奇修改政策汇编（似可用此四字为书名），请印数十份，作为清样，发给二中诸同志。正式出书，可在二中后一二星期内，以便重校一次。（二）一月八日政治局决议，请重印若干发给二中诸人。”信中要求先印数十份清样发给参会诸同志，正式出书可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一两个星期内。此话一方面说明书稿当时还不成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它的重要性，所以会后还要正式出版。

　　信中指定的学习材料有《政策汇编》、一月八日政治局决议（即《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除此之外，为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毛泽东还为会议制定了其他学习材料。

　　1949年3月3日，毛泽东函告周恩来，请他将中共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铅印若干份发给参加二中全会的各位同志，作为讨论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同时，他还批示将中央宣传部编译的一套“干部必读”书目（共12册），也送交全会审议，它们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这些材料和书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了解党的政策的必备教材，对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20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12本书，规定在3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3年之内，有3万人读完这12本书，有3000人读通这12本书，那就很好。”

　　廖鲁言组织编写《政策汇编》

　　《政策汇编》是毛泽东为筹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首先提到的学习材料，足见其重要性。那么此书到底是怎样编写的呢？

　　《政策汇编》是1948年之后党的重要文件专集，是一份党内文件的汇编，它是1949年3月由廖鲁言根据彭真指示，组织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其主要任务是负责研究解放区城市与农村各项政策、新区工作及不属于其他部、委、校的各项工作政策。研究室主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兼任，陈伯达任副主任，廖鲁言任副主任兼秘书长。经过紧张筹备，6月中旬，中央政策研究室在西柏坡正式成立。彭真主抓中组部和政策研究室的全面建设和重要事务处理，并协助中央书记处工作。廖鲁言主要给中央书记处起草文电，搜集有关材料，编辑《党内资料》供中央领导参阅，并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研究室共有23人，办公、居住在朱德所居窑洞西边的两排平房内。初创时研究室下设3个组：政治组组长廖鲁言，进城后改为农村组；经济组组长邓拓，进城后改为城市组；行政组组长王胜。1948年9月，党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原城工部所管解放区城市政策的研究工作，划归中央政策研究室。刘少奇负责领导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工作。

　　中央政策研究室成立之初，彭真没有到职，干部和机构均不健全，只有11人。其间研究室主要做了4项工作，包括根据中央书记处同志指示起草若干电稿、派人出去搜集材料、阅读各地送来的书面材料和报纸并汇报给书记处同志、编辑《党内资料》5期等，研究室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彭真到职视事后，研究室工作机制逐渐健全起来，机构也从开始的3个组增为7个组，人员则增至23人。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夕，中共中央安排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政策汇编》。此时，因工作需要，彭真于1948年12月13日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14日先期离开了西柏坡，所以此项工作后来就由廖鲁言组织编写。

　　《政策汇编》分为形势与任务、军事、城市政策、农村政策、群众工作、党的建设、关于民族政策与对待民主人士的政策、主要经验的介绍等8个部分。其主要汇集了中共中央及各位领导人的文章以及中共中央、新华社、中宣部等部门发布的文件、发表的文章等共109篇。由于文件较多，于是编者又将文件分为必读和选读两类。其中必读文件44个，选读文件65个。上册正文包括形势与任务、军事、城市政策等3部分内容，下册正文包括农村政策、群众工作、党的建设、关于民族政策与对待民主人士的政策、主要经验的介绍等5部分。全书共610页（其中上册269页，下册341页）。

　　《政策汇编》编辑好后，由刘少奇进行了修改，毛泽东亲自确定了书名。由于时间紧，会议就先将清样发至参会代表作为学习材料进行学习。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廖鲁言以有关方面负责人的名义参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负责大会记录，见证了全会召开的全过程。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政策汇编》由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中央华中局、二野政治部等中共中央各局以及各单位于5月、6月、10月等不同时间印制出版，有平装和精装两种版本，32开本，分发至县团级干部进行学习。

　　廖鲁言的西柏坡情缘

　　廖鲁言因组织编写《政策汇编》，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作出了贡献。另外，他还因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担任刘少奇秘书等工作，与西柏坡结下了深厚情缘。

　　廖鲁言（1913—1972），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30年考入北平陆军军医大学，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在中共北平市委军委工作，在担任抗日游行总指挥时被叛徒出卖，入狱4年多。被党营救出狱后，廖鲁言到山西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底，他被调到延安，从此一直在中央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科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党务研究组组长、中央研究局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发动了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并决定分为中共中央、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3部分分头开展工作。廖鲁言随同新组建的中央工委向华北转移，于同年5月到达了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1947年6月，廖鲁言参加了中央机关封城土改整党工作团，并参与指导了晋西北土改试点工作。在参加土改期间，廖鲁言发现，一些地方曾一度出现乱打乱斗的“左”倾偏向，党的许多基层组织中还存在着成分不纯和作风不正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不要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也不要消灭富农经济，否则就要重复苏维埃后期的错误”，“应鼓励新中农和富裕中农继续拥护民主政府，拥护党的政策”，指出他们是在党与民主政府的领导扶植下翻身的，他们应该拥护民主政府和党的政策，自动拿出一部分土地来平分。

　　廖鲁言1947年7月写的《关于农代会问题的草稿》提出，农代会应是目前解放区“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一种主要组织形式”，应使农代会“成为土地改革的领导机关”。农代会“能迅速普遍地把分散在各地方的农民组织起来，并由农民自己决定、自动动手解决问题，实行平分土地与反官僚主义”。

　　为了总结土地改革的经验，进一步推动土地改革工作的开展，中央工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廖鲁言参加了会议，并作为大会秘书处下设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参与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的起草整理工作。

　　1947年底，廖鲁言调任刘少奇的秘书，协助刘少奇完成了对全国土地改革运动的领导工作，使中国广大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千年夙愿变成现实。

　　1948年，廖鲁言调任中央政研室秘书长和政治组组长，为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筹建和工作开展付出了大量心血。他不仅给中央书记处草拟电稿，编辑《党内资料》，而且为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提出建设性意见。他提出，应进一步组织各地向中央呈送书面材料的事宜，并建议允准政研室与各地研究室建立业务上的联系。他认为，做研究工作的干部不宜多调动，还需经常吸收熟悉下面情况的同志参加工作。这些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

　　廖鲁言政策水平高，思维敏捷，文章富有文采，写文章、作报告、起草文件，一向亲自动手，从不要别人代笔。他记忆力强，善于分析、表达，大会上作报告时观点明确清晰、有条有理，令人口服心服。人们都佩服他，称赞他是“共和国的才子”。

　　1949年3月，廖鲁言随同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移驻北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廖鲁言历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政务院参事室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他40周岁担任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并连续3届任职12年。廖鲁言还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2年11月廖鲁言因病逝世，年仅59岁。（作者：王彦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