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起初，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连续进兵“扫荡”，受挫后便采取种种措施加以围困，妄图从人员流动、物资供应等各方面加以扼杀。而抗日根据地要想发展壮大，除加强内部建设外，还必须打破敌人的围困，以保持与外部的沟通。因此，想办法在敌占区建立一条地下交通线，保证根据地与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敌占区之间的人员、物资与信息的往来，就显得十分重要。

　　太行山南麓的河南省沁阳县（今沁阳市）西万镇位于山西与河南的交界处，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是太岳根据地与敌占区的交会地带。太岳根据地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经过艰苦努力在西万镇建立了秘密的地下交通线。

　　交通线中断

　　全民族抗战初期，西万镇地区是抗日游击区，来往于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人员、物资都要通过这里。

　　1939年，原属博爱县伪军第二十一师的常世元部杀回西万，拉了一支近千人的伪军队伍。常世元任伪团长，独占西到西向镇、东到丹河、南到沁河边、北到山西晋城县界，方圆三四十里的地盘，原来的西万游击区沦为敌占区，地下交通线被掐断，严重影响了我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为摆脱这种被动局面，中共沁阳县委于1940年初，派共产党员尚有明等打入常世元伪团部，在秘密建立地下交通线的同时，争取常部起义投诚。

　　1942年4月，太岳军区在山西晋城的范河村成立了晋南敌工站，后改为晋沁敌工站，对外以八路军联络站名义活动，太岳二分区敌工科副科长田时风兼任站长，王春秋任副站长，田长风任参谋，田绍松任总联络。

　　由于常世元及其部下大都是西万镇本地人，田时风便选派同是西万人的田泽普、田新华下山，在尚有明的帮助下，利用同乡、同学关系，设法接近常世元和他的贴身警卫董学义，一方面加强地下交通线建设，一方面启发他们弃暗投明。

　　经过努力，常世元、董学义等人逐步认识到，只有投诚共产党、八路军才是唯一出路，于是决定起义，并准备将其中两个连的兵力拉到太岳抗日根据地。但是，由于国民党和日伪特务的破坏，起义最终功亏一篑。

　　此时，常世元要投诚八路军的消息已是人尽皆知，驻博爱的日军已经准备对他下毒手。可常世元不听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再三劝告，始终没有把队伍拉到抗日根据地去。正在常世元犹豫之际，1942年10月9日，日伪军2000余人突袭打垮了他的部队，常世元在突围时被打死。

　　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脱险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继续联系常世元残部董学义、董存君等骨干人员，希望他们参加八路军。10月21日午夜，董学义、田泽普率领200余人，躲过敌人的关卡，于第二天早晨到达太岳抗日根据地中共沁阳县委、沁阳抗日民主县政府所在地——月湖泉。经过培训，这支起义队伍在衙道村被改编为“沁阳抗日县大队”，董学义为大队长，马子明为政委，董存君为副大队长。

　　重建交通线

　　虽然董学义等人成功起义，但西万镇又重新沦为敌占区，太岳根据地少了一条重要交通线。就在太岳军区为此事筹划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原来，董学义率部起义后，我党为了显示诚意，既不打乱其建制，也不改变其从属关系，主要是靠政治思想工作去感化他们。这一政策虽然对暂时稳定起义部队有一定好处，但不能使他们绝对服从党的指挥。根据地生活非常艰苦，平常都是粗茶淡饭，仅仅能填饱肚子，抽大烟、搞女人更是我党严令禁止的。然而，一些起义人员吃不了苦、受不了约束，常有欺压百姓、违反纪律等问题出现。1943年初，沁阳抗日县大队中队长靳本华因严重违反纪律，经组织批准，被执行枪决，随后大多数起义人员潜逃到山下敌占区，只剩下受我敌工人员启发影响较大、立场比较坚定的董学义等七八十人枪。

　　根据这一特殊情况，组织上决定派董学义以叛逃名义下山打入敌人内部，重新建立交通线。为了掩护董学义下山，地下党组织在他下山前就四处张贴“捉拿投敌叛国的董学义”的通缉令，同时派1939年前后就参加八路军的西万镇人任清泽、田小虫等骨干力量，随董学义一起以叛逃名义下山，帮助董学义开展工作。

　　董学义下山回到西万后，很快掌握了西万自卫团，清除了里面的敌对分子，使这支名为自卫团的敌伪武装成为实际由我党掌握的抗日力量，西万这条太岳抗日根据地通往外界的交通线，因此得以彻底恢复和巩固。

　　后来，董学义又用计取得日军的信任，被正式任命为日伪宪兵队便衣队队长，活动在沁阳、博爱一带，为我党、我军搜集情报，采购根据地急需的军用物资，保护我敌工人员活动，护送我过往干部，立下了汗马功劳。

　　血洒交通线

　　维持这条地下交通线并不是没有代价的。1944年春，沁阳窑头山口不断发生劫路杀人事件。这一新情况不仅危及群众安全，也严重威胁从西万出发经窑头到太岳根据地的我过往干部的安全。在晋沁敌工站的指示下，董学义派任清泽、田小虫等，带领一个班的兵力在窑头山口南端设立敌伪“厘金卡”（指设立在水陆要道向过往货物征收捐税的卡点），来保障我过往干部的顺利通行。

　　1944年秋，这个“厘金卡”引起了敌伪的怀疑。他们偷偷调集沁阳城里一个连的伪军突袭“厘金卡”，抓捕了任清泽、田小虫、宋小会、赵麻刚、赵小挡、杜小树、刘小兰等7名地下工作者。敌人对他们严刑逼供，逼问山上八路军的情况。7人视死如归，没有透露半点儿情报。最后，敌人恼羞成怒，将7人捆绑后拴在一起，强令他们全部脱掉鞋子，押往窑头村西南方的方山下，用绳子逐一勒死后，全部丢入该处的一口废煤窑井内。

　　面对我党的这一惨重损失，为了不使董学义等人的身份暴露，保证西万这条地下交通线的畅通，7名牺牲的我抗日地下工作者的真实身份一直没有公开。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挑起了内战，当年在太岳军区负责敌工站工作的领导同志又随大军转战南北，离开了这片根据地。因此，7名同志的英勇事迹长期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直到1990年，也就是牺牲后的第46年，他们才被国家追认为烈士。

　　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国科学院任职的田泽普（当时在西万做地下工作，曾任晋沁抗日县大队副教导员）在回顾这7名烈士被害的事件时，对田小虫烈士的后人田趁上解释：“不是我们不想承认他们的烈士身份，而是如果当时承认他们是烈士，革命就会受到很大损失。”确实，如果我党当时公开承认他们是烈士，董学义的身份就会马上暴露，我党苦心创建的地下交通线就会被破坏，太岳军区八路军南下开展对敌斗争的通道就会被掐断。

　　交通线迎来抗战胜利

　　1944年冬季的一天，太岳军区敌工科科长雷起云与田绍松（新中国成立后曾在黄河水利委员会任职）一起在西万村的田泽普家开展地下工作时，突遇日军到西万村进行搜捕。

　　雷起云、田绍松与田泽普闻讯后立即向董学义处转移。在转移途中，雷起云发现一份机密文件不见了。为了不使这份文件被日军搜去，同时也为了保护田泽普的地下工作者身份不暴露，田绍松毅然回头，去田泽普家里寻找文件。可就在他从田泽普家出来，往董学义处转移时，被日军包围，落入敌手。

　　领导同志落入魔掌，大家怎能不着急。据田泽普回忆，董学义的部下得知日军抓住了田绍松后，纷纷要求立即动手消灭掉敌人，把绍松同志救出来，然后带上全部武器撤到根据地。当时大家还分析了敌我力量，认为完全可以办到。可是雷起云同志不同意，他说：“现在还不到时候，山下还需要你们继续工作，你们去想办法救田绍松同志，就是付出两挺机枪的代价都可以。”

　　被抓后遭到敌人严刑拷打的田绍松，于数月后趁敌不备逃了出来，与西万这条地下交通线一起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艰苦的全民族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面对强大的敌人不断发展壮大，既离不开战场上将士们的拼命厮杀，更离不开那些舍生忘死、深入敌穴、忍辱负重、默默无闻的，为开辟抗日根据地地下交通线而牺牲的地下工作者。可以肯定地说，全民族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的每条地下交通线都是由烈士的鲜血铸就的。（作者：赵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