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中，朱鹮和柿子树都象征着好运和繁荣，所以这不仅是一种自然的美妙景象，对看到这一景象的人来说，也是吉祥的征兆。”这是2024年12月7日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视频时留下的评语。2026年，是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40余载光阴流转，我国的朱鹮数量已从1981年的7只增至8000余只，野生种群栖息地面积也由不足5平方千米扩大到1.6万平方千米。一个濒危物种的重生奇迹，在中华大地上徐徐展开。

　　受命寻踪：跨越十四省的执着寻觅

　　“苦苦等候多时，他们终于看见两只白色的鸟儿一前一后从远处的山谷里飞来，轻轻地落在一棵大树上。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是洁白的，两颊的羽毛则是鲜红鲜红的。”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朱鹮飞回来了》，生动还原了40多年前在陕西洋县发现全球仅存7只野生朱鹮的珍贵瞬间。

　　故事的序幕，要从20世纪70年代初拉开。彼时中日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政治家便通过私人渠道致信中国科学院时任院长郭沫若，表达对野生朱鹮生存状况的关切。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环境厅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协助在中国境内寻找朱鹮踪迹。面对“中国是否还有朱鹮”的疑问，当时林业部与中科院的答复是：自1964年以来，中国境内再无朱鹮的观测记录，其生存状况不明。

　　“无消息并不是绝迹，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批示，为这场寻觅之旅注入了坚定的动力。1978年9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迅速组建专家考察组，正式启动朱鹮野外搜寻工作。随后，中科院动物所将此项任务列入国家课题，成立“中国鹤鹮课题组”，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鸟类学泰斗郑作新担任负责人。郑作新将这份重任交给了学生刘荫增，同时明确了使命：若未找到，需向国际鸟类学界如实说明中国朱鹮可能已绝迹；若有幸发现，则要立即着手研究后续保护方案。

　　刘荫增并非出身于鸟类学科班。他毕业于北京气象学院，师从中国气象学与物候学奠基人竺可桢，1960年被分配至中科院动物所后，才跟随郑作新院士系统学习鸟类学知识。他曾坦言，那个年代我国动物学研究相对滞后，西方国家已开启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而我们还处于摸清物种家底的阶段，直到改革开放前夕，才逐步迈开追赶的步伐。

　　1978年秋天，刘荫增带领3名考察队队员，携带一支德国雕花双筒猎枪、两台德国相机、一台16毫米手摇电影拍摄机，乘着北京212吉普车，踏上了漫漫寻鹮路。出发前，他们面临着重重困境：从事野外调查十几年，却从未见过朱鹮活体，连一张彩色照片都没有；可供参考的只有中科院动物所馆藏的两件标本，相关文献更是寥寥无几。转机来自国际鹤类基金会（ICF）联合创始人乔治·阿基博的访华，他不仅带来了西方和日本研究朱鹮的珍贵资料，还分享了自己在朝鲜半岛板门店地区拍到的两只朱鹮的照片，为考察队点亮了前行的方向。

　　据考证，我国与朱鹮有关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书中称其为“翾目”，“翾”字恰如其分地描绘出它优雅飞翔的姿态。历史上，朱鹮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除中国大部分地区外，还曾栖息于苏联、朝鲜半岛与日本。然而到了20世纪中叶，战争、狩猎、森林砍伐等人类活动引发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让朱鹮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其种群数量锐减：1963年，朱鹮在苏联境内彻底消失，彼时人们沉醉于西伯利亚开发的成果，并未留意到这一物种的悄然远去；1979年，朝鲜半岛的最后一只朱鹮也从人类视野中消失；1981年，日本政府为挽救濒危的朱鹮，将境内仅存的6只野生朱鹮全部捕获进行人工饲养，最终却未能成功繁育后代，野生朱鹮在日本宣告灭绝。而在我国，1964年在甘肃省康县采集到一只朱鹮个体，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其都被视为中国朱鹮的“最后记录”。

　　随着朱鹮的生存危机日益加剧，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其列入“濒危”鸟类名录。不久后，国际濒危物种等级标准更新，新增“极危”等级，朱鹮毫无悬念地被划入这一最高级别。

　　肩负着沉甸甸的使命，刘荫增率考察队开启了长达3年的寻觅。他们沿着朱鹮历史分布区域，走遍河北燕山、河南中条山、山西吕梁山、安徽大别山等山脉，却始终一无所获。刘荫增将考察情况如实上报，很快便收到谷牧副总理的批示：“要下决心继续找，即刻行动。”

　　次年，考察队的足迹延伸至更广阔的地域，从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等地的丘陵低山，到黄海、渤海沿岸及雷州半岛，再到辽宁千山山脉，他们跨越14个省份，寻访260多个朱鹮历史分布点，行程累计5万多千米。虽然一路艰辛跋涉，但大家仅在甘肃省陇南市康南林业总场一位工人手中，意外获取了5根朱鹮羽毛，始终未能发现朱鹮活体的蛛丝马迹。

　　秦岭秘境：七只朱鹮的惊世发现

　　世界上是否还有朱鹮存在？在一次次失望的打击下，刘荫增怀着沉重的心情与巨大的压力，撰写了“朱鹮在中国已经绝迹”的报告。报告提交后，中科院动物所学术委员会予以同意，郑作新也签字认可。但在报告即将最终定论的时刻，刘荫增却改了主意，他的心里始终萦绕着一个念头：“秦岭有那么多小盆地，我不可能都走完。”

　　秦岭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让这里成为中华物种的基因宝库，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珍稀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刘荫增坚信，这片秘境之中，或许藏着朱鹮幸存的希望。他向郑作新恳切请求：“再给我2000元经费，我再跑一次。”

　　1981年春暖花开之际，刘荫增等人怀着最后一丝希望，深入秦岭腹地，来到了陕西洋县。洋县古称洋州，北依秦岭、南傍巴山，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穿境而过，湑水河、溢水河、酉水河、金水河等河流纵横交织，造就了“北国江南”的秀美风光。优越的自然环境，为朱鹮的生存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为了提高寻找效率，避免再次空手而归，刘荫增想出一个办法——请洋县电影院在电影放映前加映朱鹮的幻灯片。在那个人们以看电影为主要娱乐方式的年代，这个举措迅速扩大了宣传范围。

　　就在苦苦寻觅无果之际，惊喜不期而至。洋县孤魂庙村（今文同村）村民何丑旦与何天顺主动找上门，称见过幻灯片上的鸟儿。刘荫增连忙拿出一沓照片让何丑旦辨认，令他欣喜的是，村民精准地挑出了朱鹮的照片。那一刻，刘荫增的心狂跳不已：“难道奇迹真的会在这里出现？！”

　　第二天一大早，在何丑旦兄弟的带领下，刘荫增沿着蜿蜒山路前往金家河。行至近前，一对鸟儿鸣叫着突然从东南方向飞来。刘荫增立刻抬头观察，凭借专业知识判断：“这对鸟飞的时候脖子朝前伸着，而白鹭飞的时候脖子是向后缩的，像‘乙’字。”鸟儿越飞越近，翅膀下一抹醒目的红色映入眼帘。“天哪，朱鹮！是它，真的是它！”巨大的喜悦涌上心头，刘荫增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

　　当晚，刘荫增住在金家河农户家中，可接下来的3天，却再也没见到朱鹮的身影。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村民提醒道：“那对‘红鹤’喜欢朝北飞，说不定去了北边的姚家沟。”于是，大家从金家河出发，翻过山梁，抵达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沟。姚家沟东西长约1600米，南北宽约1000米，海拔在1100米至1300米之间，沟内大树遮天蔽日，水田零星散布。刘荫增马不停蹄地搜寻，终于在一片被灌木丛环绕的水田里，看到一只正在觅食的鸟儿，定睛一看，正是朱鹮！他连忙举起相机拍摄，直到36张胶卷全部用完，朱鹮才展翅飞走。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红鹤’在树上孵雏呢！我刚看见了！”姚家沟的孩子王明娃跑到刘荫增面前喊道。循着孩子的指引，众人在山坡中段背风向阳处找到了惊喜——一座清代道光年间的坟茔旁，十几棵百年青冈古树参天而立，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正栖息于此。这7只朱鹮包括两对成鸟、3只幼鸟，在这片世外桃源里安然繁衍。

　　1981年5月27日，“中国洋县发现7只野生朱鹮”的消息，经新华社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球播报，瞬间轰动世界。这7只朱鹮被命名为“秦岭一号朱鹮群体”，这一命名饱含科学严谨性——当时无法确定秦岭其他区域是否还有朱鹮存活，若后续发现新的种群，便可依次命名为“秦岭二号”“秦岭三号”群体。此后，刘荫增又用5年时间继续寻访朱鹮，最终印证了一个事实：这7只朱鹮，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仅存的野生朱鹮种群。

　　涅槃重生：从极危物种到外交使者

　　如今行走在陕西洋县的乡野间，时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远山含黛，绿树成荫，水田如镜，朱鹮掠过人们的头顶，长喙纤长，凤冠别致，红首白羽，姿态优雅。但在曾经的朱鹮“避难所”姚家沟，却再也看不到它们的身影。朱鹮是一种与人类相伴栖息的鸟类，随着村民的迁离，它们也离开了这片狭小的山沟，飞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从野外救护到异地种群建设，40多年来，中国的朱鹮保护工作走出了一条科学之路。当初的7只朱鹮，如今已繁衍生息至8000余只，全球朱鹮种群数量更是突破1.1万只，每一只都与秦岭的这7只朱鹮血脉相连。

　　朱鹮的保护成果，也成为中外生态保护合作的佳话。1985年，朱鹮“华华”远赴日本参与合作繁育，开启了朱鹮国际交流的序幕。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向日韩两国输出朱鹮种源14只，助力两国的朱鹮种群数量增长至1000只以上。

　　很多人初闻朱鹮之名，会误以为它是全身艳红、形似火烈鸟的鸟类。事实上，朱鹮的羽色颇具特色：除面部、喙尖、下喙基部及足部裸露处呈红色外，非繁殖季节通体羽毛洁白，翅下与尾下带有明显的红色，飞羽和尾羽的羽轴为橙黄色，其余部位的羽毛偶带粉红，整体素雅清丽。静止或觅食时，红色并不显眼，唯有展翅飞翔之际，翼下绯红色的飞羽才会惊艳亮相。

　　朱鹮之美，历代诗人赞美不已。“翩翩兮朱鹭，来泛春塘栖绿树。羽毛如翦色如染，远飞欲下双翅敛”，“朱鹭戏苹藻，徘徊流涧曲”，“因风弄玉水，映日上金堤”，诗句中，朱鹮翩跹起舞的灵动身姿跃然纸上。朱鹮更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之鸟”，考古人员在油页岩中发现的鹮类化石表明，鹮科鸟类早在距今5780万年至3660万年的始新世，便已在地球上繁衍生息。

　　在古代，朱鹮还是中国礼乐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夏商周时期，战争频发，一种名为“建鼓”的乐器应运而生，士兵们击鼓助威，振奋士气。朱鹮因叫声低沉悠远，成为建鼓上的装饰图案。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河流纵横、水土丰美，是朱鹮的重要栖息地。文献记载：“楚威王时，有朱鹭合沓飞翔而来舞，则复有赤者，旧鼓吹《朱鹭曲》是也。”到了汉代，朱鹮面颊鲜红、羽毛淡粉的特征，恰好契合了汉朝“尚赤”的文化风尚，其“祥鸟”的意象深入人心。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乐略》中又写道：“鹭惟白色，汉有朱鹭之祥，因而为诗。”

　　作为中国国宝，朱鹮的拉丁学名却带有日本相关标识，这源于一段特殊的历史。1823年，西方传教士在日本首次发现朱鹮，这也是西方人第一次认识这种鸟类，随后西方生物学家将其命名为Ibis nippon，意为“日本朱鹮”。十几年后，这位传教士又在中国发现了朱鹮，将其命名为“朱鹭”，但彼时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较弱，这个名字未能得到广泛认可。1922年，日本人提议将朱鹮的拉丁名改为Nipponia nippon，意为“日本的日本”，以此表达对朱鹮的喜爱，这一命名在当时被西方国家轻易接受。

　　发现7只野生朱鹮后，保护方案的选择摆在了科研人员面前：一种是效仿日本，将朱鹮全部捕获进行人工圈养；另一种则是在野外就地保护，辅以人工干预。刘荫增坚决反对第一种方案，因为日本的圈养模式最终导致了其本土野生种群的灭绝。中国的鸟类工作者，最终选择了一条更艰巨、却更尊重自然法则的道路——野外保护与人工辅助相结合。正是这个科学的决策，让朱鹮在40多年间实现了种群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濒危物种保护的世界奇迹。

　　中国对朱鹮的保护，从未有过丝毫松懈。《朱鹮飞回来了》入选小学语文课本，让孩子们从小了解朱鹮的重生故事；《朱鹮》科教片用镜头记录下保护之路的艰辛与辉煌，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朱鹮特种纪念币”，将这份生态之美镌刻在方寸之间；俄裔女画家晏子以油画诉说朱鹮的前世今生；大型舞剧《朱鹮》在全球巡演，收获无数赞誉。朱鹮早已飞出秦岭，化身中国的“外交大使”，向世界传递和平与友谊的信号：“友好之轮·和美世界——朱鹮文化展”亮相日本大阪G20峰会，第二届朱鹮国际论坛在韩国首尔成功举办……

　　“一袭嫩白，柔若无骨，在稻田里踯躅是优雅的，起飞的动作是优雅的，掠过一畦畦稻田和一座座小丘飞行在天空是优雅的，重新落在田埂或树枝上的动作也是一份优雅。”陕西本土作家陈忠实的文字，道尽了朱鹮的万般风韵。这抹秦岭深处的洁白倩影，不仅是一个物种重生的见证，更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作者 王宇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