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厦门市，远古时期为白鹭栖息之地，别称“鹭岛”，位于福建省东南部沿海，东与大小金门岛隔海相望。1938年5月10日，日军出动数十艘军舰、几十架飞机向厦门发起进攻。5月13日，厦门沦陷，在此后的7年多时间里，厦门人民陷入了日伪统治下的黑暗深渊，日本侵略者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犯下了滔天罪行，给厦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段历史，既是厦门人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也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史上的重要一页。
铁蹄下的血腥屠戮
1938年5月10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飞机和战舰的掩护下踏上了厦门的土地。日军登岛后，不仅对中国守军发动攻击，同时也对手无寸铁的厦门人民展开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其残暴程度远超军事作战需要，整个厦门岛变成了一座人间炼狱。5月10日，首批日军从厦门岛东北部五通村登陆。当天，一个仅有70多人的村庄就有24人被日军杀害，据相关人员回忆：“进村的日军对凡是敲门来不及开的就放火，连人带屋烧成灰烬。”此外，登陆的日军还到处侮辱、奸杀妇女，无数无辜的女性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她们的哭声、惨叫声，在空中回荡，成为鹭岛永远的伤痛。
日军在攻入市区后，更是变本加厉、大开杀戒。他们沿途烧、杀、抢，进行“三光”洗劫。从厦门港到市区的道路，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死亡之路”，每一步都踏着无辜百姓的鲜血。在厦门岛东南部的沙坡尾、民族路一带，大量渔民的房屋被日军纵火焚烧，那些未能及时逃走的渔民，不是葬身火海，就是被闯入的日军直接砍杀。此外，有的日本兵还隐蔽在人行道的水泥柱边伺机枪杀无辜百姓，整个城市街道遍地尸体，惨不忍睹。日军控制厦门市区后，还在市区设立了多个临时的“处决场”，比如宏汉路（今镇海路）、警备司令部（今市公安局）门口等。日军抓捕大量青壮年男子，将他们分批押到临时的“处决场”，令其排成一列，然后用机枪扫射杀害，大量无辜平民惨死在侵略者的枪下。
厦门沦陷后，作为公共租界的鼓浪屿成为难民逃生的希望，大量难民从轮渡码头乘船向鼓浪屿逃难，但不久后便被日军察觉。日军对向鼓浪屿逃难的群众用机枪疯狂扫射，致使船上的人纷纷掉进海里。其中部分负伤未死而爬到岸边的难民，又被日军踢下岸去或直接开枪射杀。当天，日军还出动飞机对向鼓浪屿逃难的群众进行扫射，据当时的《福建民报》（国民党所办）记载：“死亡断肢折骨者，比比皆是，惨不忍睹。”
1938年5月13日，厦门全岛沦陷。据统计，几天内，仅壮丁、平民百姓等无辜被杀者就有7000多人，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个曾经繁荣的海港城市变成了人间地狱。
“以华制华”建立傀儡政权
日军占领厦门全岛后，四处收买汉奸和卖国贼，建立了伪政权，充当其“以华制华”的侵略工具。
1938年6月20日，日本侵略者扶持的伪厦门治安维持会成立，汉奸洪月楷就任代理会长。这个所谓的“治安维持会”，从成立之初便完全听命于日本侵略者，为日军的侵略政策服务，是日本侵略者在厦门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
1939年7月1日，伪厦门特别市政府成立，成立之初直属台湾总督府，但实际上由日本兴亚院厦门联络部控制。该联络部是日本兴亚院驻厦机构，主要任务是联络在厦特务机关、收集情报、控制伪政权，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统治厦门的最高权力机关。伪市政府成立后，大汉奸李思贤担任市长兼警察厅厅长，同时还兼任厦门经济审议委员会会长、水产会会长、农业改进社社长、地方福利会理事长、运营委员会委员长、水电公司董事长、“劝业银行”董事长以及“共荣会”厦门支部顾问等多个伪职，完全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傀儡和帮凶。
在日本兴亚院厦门联络部的直接指挥操纵下，以李思贤为首的伪厦门特别市政府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对厦门人民实施残酷野蛮的法西斯统治。首先，日伪当局在厦门建立了庞大的警察系统，通过警察严密监控厦门民众的一举一动，稍有风吹草动便迅速出动镇压，使得厦门人民人人自危。其次，日伪在1938年8月6日全面恢复保甲制度，至1943年全市（不含金门、浯屿）共设有159个保。日伪当局通过恢复保甲制度，将厦门人民严格管控起来。同时，日伪当局还制发所谓的“良民证”，对来往厦门岛的行人进行严格检查。此外，为了打击厦门的抗日活动，凡是被认为有反日嫌疑的人，都被日伪施以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如吊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日伪还肆意搜缴民间铜、铁器，除菜刀、劈柴刀外，所有利器均须缴出，民众稍有不满或反抗，就会遭到无情的镇压，整个厦门岛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资源垄断与财富榨取
为了实现“以战养战”的侵略策略，日本侵略者对厦门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使厦门的经济殖民地化，给厦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日伪当局对厦门实行严苛的物资配给制，尤其是粮食管控达到极致。厦门人民由沦陷之初每月限购15公斤粮食降到12公斤、9公斤、6公斤，到1944年底竟压缩至1公斤，根本无法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许多人因此忍饥挨饿，被迫剜野菜、嚼观音土来勉强维持生命，不少百姓活活饿死。一位幸存者描述：“配给米多是掺沙的碎米，一个月分量不够10天吃。人们不得不以豆渣、米糠、野菜充饥，街头常见饿殍。”为求生路，许多市民冒险前往外地购粮，但途中常遭日军拦截，轻则没收粮食，重则被当作“走私犯”枪决。
在金融领域，日本侵略者在厦门设立“劝业银行”和“台湾银行厦门支行”，先后发行伪币109亿元。大量伪币的发行导致厦门通货膨胀陷入恶性循环，物价飞涨，特别是粮食、食盐、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的市价，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地上涨。此外，日本侵略者还授意台湾浪人在厦门大量制造假币，从中渔利，使得厦门的金融市场一片混乱，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日本侵略者还推行系统性毒化政策来掠夺厦门经济。1938年6月，日籍浪人林济川在厦门设立“公卖局”，实行鸦片和食盐的公卖，随后又组织福裕、福和、福庆3家鸦片公司，在城乡各地开设大量烟馆、赌场和妓院。这些“毒化设施”遍布厦门街巷，成为日本侵略者实施精神麻痹与经济剥削的双重工具。日本侵略者利用低级娱乐和毒品残害厦门人民，却还厚颜无耻地宣称这是“中日亲善”的表现。大汉奸陈文典在厦门兴南俱乐部（烟赌馆）开业时，竟恬不知耻地在日伪报上说：“如不是日本皇军占领厦门，哪有兴南俱乐部供厦门人娱乐。”据统计，1938年6月至1945年8月的7年多时间里，日本通过这些场所盘剥厦门人民的资财高达200万美元。
奴化教育与精神控制
日军占领厦门后，为了达到长期奴役厦门人民的目的，发动了一场全方位的文化战争。
他们推行奴化教育，试图从精神上征服厦门人民。日军设立了多所学校，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将日语列为主要教学语言，减少甚至取消中文课程。学校的教材也被篡改，充斥着美化日本侵略、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等思想的内容，试图让厦门的青少年从小就接受日本的文化和价值观，忘却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国家意识。他们雇人沿街鸣锣诱骗青少年入学未果，又派伪警挨户迫令青少年入学接受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还对厦门的文化古迹和历史遗产进行了破坏与掠夺。许多珍贵的文物、古籍被抢走并运往日本，大量的历史建筑和文化遗址遭到破坏，厦门的历史文化传承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日军还通过伪政权，加强对厦门的文化控制，如将厦门中山公园改为“厦门公园”，将中山路改为“大汉路”，将中正路改为“小滨路”。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抹去厦门人民对自己历史和文化的记忆，使厦门彻底沦为日本的附庸。
为了加强对舆论的控制，日本侵略者查封了具有爱国思想的报纸和刊物，禁止传播任何不利于其统治的信息。同时，他们创办了一些亲日的刊物，如《全闽新日报》和《华南新日报》，作为其反动的文化宣传阵地，并大肆宣扬所谓的“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
此外，在宗教方面，日本侵略者也进行了渗透和控制。他们扶持一些亲日的宗教团体，利用宗教的影响力来传播奴化思想，麻痹厦门人民的反抗意志。例如，日本侵略者曾在厦门设“大乘佛教青年会”“中华基督教会”等宗教机构，还在南普陀设佛化学校，强迫7岁到25岁的厦门青少年入学，以达到对厦门人民进行宗教思想灌输的目的。
厦门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厦门人民从未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侵略斗争。
1938年7月，厦门青年复土血魂团在鼓浪屿秘密成立。该团以“汉奸倭寇一日未除，则本团责任一日未尽”为宗旨，至1938年12月就已发展至300多人。他们不怕牺牲，积极宣传抗日思想，四处袭击敌人，暗杀日军、汉奸等，被厦门人民亲切地称为“孤岛游击队”。据《福建民报》记载，血魂团成员“分贴布告，散发传单，鼓励市民以血肉雪国耻，舍身杀敌报国，厦岛人心极为振奋”。1939年3月，厦门青年复土血魂团与在厦台胞组织的抗日团体台湾革命大同盟联络合作，袭击日伪报馆，割电话线，刺杀日伪高级官员，令日伪军心惊肉跳、寝食难安，极大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1939年4月，由50名青年组成的鹭江游击队袭击了厦门吴仓日军军营，击毙日军数名，并缴获步枪5支、子弹300多发。1940年11月29日，由32名青年组成的青年锄奸队袭击了厦门禾山钟宅伪警所，击毙日军及伪警20余名。此外，还有以厦门爱国青年为主体组成的厦门恐怖团、抗日锄奸队等组织，他们四处搜集日伪情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军事设施，伏击小股日军巡逻队，惩处为虎作伥的汉奸走狗，用各种灵活机动的方式打击日伪势力，使其防不胜防，极大地动摇了日伪在厦门的统治根基，也让厦门人民在日军铁蹄下看到了反抗的力量和胜利的希望。
除了有组织的反抗斗争外，厦门民众还以各种方式进行自发的反抗。在军事上，厦门民众积极协助抗日武装力量，为他们提供情报、物资支持和后勤保障。在政治上，厦门民众自觉抵制日伪政权的统治，不承认其合法性。他们拒绝参加日伪组织的各种活动和集会，对日伪政权的官员和汉奸进行抵制和孤立。在经济上，厦门民众拒绝购买日货，抵制日伪经济掠夺和控制。在文化上，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和反动宣传，厦门人民自发地拒买拒看《全闽新日报》《华南新日报》等日伪报纸，还经常散发传单揭发日伪新闻欺骗大众的阴谋。对于日本人设立的学校，即使面对日伪的威逼利诱，厦门人民仍拒绝就读，据《福建民报》记载，“敌伪虽诡谋百出，多方哄骗”，“我爱国同胞均不为威屈，誓死拒绝”。总之，厦门民众在各个方面自发的反侵略斗争与有组织的抗日斗争相互呼应，形成了反抗侵略者的强大合力，既让日本侵略者在厦门的统治始终难以稳固，也让鹭岛在烽火中始终燃烧着不屈的民族精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厦门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据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不完全统计，战前厦门人口总数为265,631人，战事发生时随部队迁走约3万余人，留在厦门的尚有20多万人，但到厦门收复之日，人口仅有8万余人，这个数目还包括当时住在厦门的日本人、朝鲜人等，不及战前的三分之一。据《厦门市抗战损失调查表》记载：“所存在厦之民众，尽皆鸠形鹄首，嗷嗷待毙。”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光阴流转，今日的厦门已成为一座现代化、国际化的美丽海滨城市。但历史不容遗忘，从2001年开始，厦门市将每年5月10日定为防空警报试鸣日。当防空警报再度划破长空，这不仅是对死难者的深切缅怀，更是对后人的永恒警示。（作者：郑镇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