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名片】

　　东汉铜马，1981年出土于保定市徐水县（2015年改为徐水区）防陵汉墓二号墓，为目前河北省内发现体型最大的青铜马，分为直颈和曲颈两尊。直颈铜马，通高1.16米，身长70厘米，重量约51千克；曲颈铜马，通高1.13米，身长66厘米，重量约51千克。

　　两尊青铜马体型硕大，形象逼真，通体造型丰满骏逸，各部位比例准确，富有动感，代表着汉代的铸造工艺水准，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现藏于保定市博物馆，为该馆镇馆之宝。

　　1981年，徐水防陵汉墓群的一次考古发掘，让两尊沉睡了近2000年的青铜巨骏重见天日。它们以惊人的体量和写实的风格，在出土之初便震撼了考古学界。其中，通高1.16米，前胸宽24厘米，身长70厘米的“一号铜马”，四肢修长、体态矫健。它昂首竖耳，张嘴露齿，正直视前方。通高1.13米，前胸宽41厘米，身长66厘米的“二号铜马”，躯干更为粗实雄壮，前胸格外宽厚，更加凸显了力量感。它扭头竖耳，作嘶鸣状。两件青铜马头小英俊、颈长弯曲、腰围宽厚、四肢修长的特征，与汉武帝孜孜以求的西域“天马”（即汗血宝马）形象相符。它们一静一动，相映成趣，富有戏剧化的表情张力，正是汉代艺术家捕捉生命瞬间、追求神韵超越形似的高明之处。

　　支撑起雄骏姿态的，是东汉时期已臻化境的青铜铸造技术。与著名的甘肃铜奔马（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旧称“马踏飞燕”）采用“陶范铸造铸接法”类似，出土于徐水防陵汉墓的这对铜马，同样采用了分铸套接的复杂工艺。其头、耳、身、腿均为分别铸造，然后通过精巧的榫卯结构套接而成。这种工艺不仅降低了整体铸造的难度和风险，更便于对马匹不同部位进行细部刻画和姿态调整。另外，对甘肃武威铜奔马的科学检测，揭示了一项关键技术：工匠在马腿内预先夹入铁芯骨，再浇注铜液，由此形成“铁骨铜腿”。这项工艺极大增强了马匹关键承重部位的强度，确保器物历经2000年而不垮塌。虽然，徐水的这两件铜马尚无同样的检测报告，但作为同时期、同等级的大型青铜马匹，极有可能也应用了相同或类似的技术。汉代人铸造铜马时这种不惜工本、追求极致的做法，堪称汉代整个社会对于“马政”高度重视的缩影。在冷兵器时代，马匹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其数量与质量直接关乎国运兴衰。可以说，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被“马文化”深刻烙印的朝代。

　　汉代以前，中原本土马的体型不同于后来，较为低矮。马的基因发生改变，得益于汉武帝自西域引入汗血宝马的举措。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后，乌孙王遣使给武帝献上良马数十匹，汉武帝将之命名为“天马”。同时，张骞也带来了西域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一带）盛产良马的信息：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和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两次出兵大宛国。汉军击破大宛贰师城后，得到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雌雄马3000余匹，进献汉武帝。这场持续4年、耗资无数的战争，虽被后世史家诟病，但其政治与军事意义却十分深远：它极大震慑了西域诸国，奠定了汉朝在西域的霸权。同时，大宛“天马”的引入，带来马种的改良，使之由中原本土的粗短矮小马变为高头大马，对于汉王朝军力的增强有重要意义。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曾经两作《天马歌》。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武帝得到一匹生长在“渥洼水中”的天马，喜不自禁，随作歌曰：“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倜傥，精权奇，籋（音蹑）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这首《天马歌》，将天马提升到与龙为友的神兽地位。19年之后，当汉武帝又从大宛国获得一匹原种“汗血马”时，喜不自禁又作《天马歌》：“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

　　说到汉代人与马，帝国战神霍去病与战马的故事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霍去病18岁率八百骁骑深入大漠，六日转战千里，其疾如风的闪电战法，全赖精锐骑兵与良马。他生前爱马，死后其墓冢被修成祁连山形状，以表彰他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一带立下的赫赫战功。陈列于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成为其战功的最高象征。那匹昂首屹立的战马，脚下踩着仰面挣扎的匈奴武士。虽然没有细腻的雕工，却以浑厚造型与磅礴气势，诠释了“大汉天威”与“铁骑精神”。这不仅是纪功碑，更是汉代将马与国家武功、英雄主义直接挂钩的视觉宣言。徐水铜马虽无此戏剧化场景，但其昂首挺胸、肌肉饱满、蓄势待发的姿态，同样共享着这份来自汉代的昂扬自信的时代气质。

　　到了东汉时期，马的重要性已从国家战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成为身份、财富与观念的立体坐标，也成为严格等级制度的标识。据《后汉书·舆服志》载，东汉有“贾人不得乘马车”的规定。商人即便富可敌国，也无权乘马车出行，这是士农工商社会秩序的铁律。车马的规制（如马车是否有篷盖、车轮的辐条数量）直接对应官秩高低。由此亦可见，徐水防陵汉墓能随葬如此巨型精美的铜马，其墓主人必然是高级官吏或地方豪强，这对青铜马应是其生前显赫地位在冥界的延续。

　　在艺术长河中，造型独树一帜的汉代骏马，既与先秦时期装饰化、符号化的马形象不同，也与唐代三彩马丰满圆润、色彩绚丽的华贵风格相异，达到了写实与写意的高度统一，彰显了“力量”与“动势”。徐水防陵汉墓出土的青铜马，正是有关于此的实物例证，它们严格遵循解剖比例，骨骼、肌肉的起伏转折被精准把握，尤其是肩胛、胸肌和后腿的隆起，充满迸发的力量感。然而，这种写实并非西方古典主义的冷静客观，而是浸透着汉代特有的古拙与浪漫。工匠用高度概括的线条勾勒出马匹的轮廓，省略了不必要的细节，将全部精力集中于表现马的精神：一号铜马目视远方的那种坚定与肃穆，二号铜马扭颈嘶鸣时的那种瞬间爆发感，都超越了单纯的形似，直抵气韵生动之境。

　　回溯过往，这对“河北省内发现体型最大的青铜马”，不仅是徐水深厚历史底蕴的物证，更是汉武帝为梦中之马发出的远征号令，是霍去病墓前石马所象征的帝国武功，是丝路上驼铃与马蹄声交织的文明回响。它们，以青铜之躯，凝结了汉代的强健、开放、浪漫与想象，仿佛汉王朝历史叙事中一个沉静而有力的注脚，向我们诉说着那个“天马行空”的时代。（作者 李立华）